胡焕庸描述中国经济地理特征

沈祖炜

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研究分析当时全国各地人口数据，制订了一张中国人口分布图。这张图显示中国人口分布呈东南地区稠密、西北地区稀疏的特点。

胡先生所揭示的这个特点与人们的经验完全相符，但是他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准确的统计数据来说话的。他指出，在当时中国的版图上从黑龙江的瑷珲（今黑河市爱辉区）到云南的腾冲，如果划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就是中国人口分布的自然界线。线之东南以 36%的国土面积集聚了96%的人口，线之西北以64%的国土承载4%的人口。在胡先生的论著中这条线其实并没有落在他制作的地图上，可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之为“胡焕庸线”，于是这条线更是名声大噪。由于“胡焕庸线”既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价值，又对分析当时中国经济状况具有适用性，因而得到人口学界、地理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广为认同，并被经常引用。

以“胡焕庸线”来分析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地理分布，首先看到这条线就是东南半壁国土的平原、水网、丘陵与西北半壁国土的草原、沙漠、雪域高原的自然分界线，从气象角度看也恰好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在地貌影响下的气候和生态条件，往往制约着水资源的分布，而水资源又是产业布局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经济的格局中，水资源的制约作用更为突出，所以“胡焕庸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进入近代以后，这样的格局基本未变，因为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取决于产业的生产力。

“胡焕庸线”显示了国土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在近代工商经济上的巨大差异。以1930年代的统计数据估算，中国近代工业的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但是即使是这些十分初级的新兴产业也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如纺织业在1930年代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天津、武汉、无锡和南通等六地，六地的纺织厂占全国总数的74%左右。据1927年调查，榨油工业在上海、大连、武汉、青岛、天津、无锡、哈尔滨、营口八个城市就集中了全国榨油厂的67%以上。据1928年调查，面粉厂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武汉、济南、无锡等六地有103家，占全国的53%以上。另据1947年的调查，全国14079家工厂绝大部分都在国土的东南半壁。地处“胡焕庸线”西北侧的寥寥可数的城市中，西安有工厂69家，兰州有工厂39家。在广袤的农牧地区更是毫无近代工业的气息。在商业、金融、交通运输等行业，其地理分布亦如近代工业。近代产业能够集聚从业人口及其供养人口，“胡焕庸线”凸显出产业布局的历史性缺陷。

“胡焕庸线”还显示中国近代以來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城市是集聚人口和各种资源的空间系统，城市化当然是促进人口布局变化的重大契机。然而，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既缓慢，水平也不高，且东西部之间又极不平衡。从总量上看，193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10%，而世界城市人口据1950年的统计约占总人口的28.8%。近代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也是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区，广大内陆地区，特别是“胡焕庸线”西北侧，几乎少有城市化的影响。上海在开埠时人口不过23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迅速超过了百万。在20世纪30年代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等地比较密集的城市群，长江沿线也形成以上海为龙头，包括南通、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岳阳、宜昌、重庆等地的沿江城市带，人口有向东南半壁的这些城市群、城市带集中的趋势。可是在国土的西北半壁，人口集聚的态势并未形成，如地处西北半壁的西安，1843年这座著名的古都有人口25万以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战乱、经济不景气等影响，西安人口仅剩12.5万，百年不到，人口减少竟达一半以上。

“胡焕庸线”反映的是1935年中国经济的地理特征。

如今80多年过去了，尽管国家版图发生了变化，“胡焕庸线”两侧的国土、人口具体比例有所改变，但是东南侧人口密西北侧人口稀，东南侧经济发达西北侧经济相对落后的总体格局没有根本的改观。1949年以来屯垦戍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政府推动的战略实施，曾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胡焕庸线”描述的人口—经济分布态势。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下，“孔雀东南飞”又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上述水资源、产业布局和城市化，乃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三大制约因素。如何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实现西部大开发？我认为，切莫轻言突破规律，要尊重“胡焕庸线”所描述的中国自然禀赋的特征，唯有在此基础上发展交通，拓展市场，根据区域特点发展优势产业，才能推进新型城市化，让西北人民共享小康社会的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