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明天会更美好
姜浩峰
如果香港能积极投身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作为金融中心，必然能够找到新的机会。恰如歌中所唱——“寻求无尽进步、互助互勉不断改进，伸出手紧握祝福与鼓舞。”香港的明天，也必然更美好！
“寻求无尽进步、互助互勉不断改进，伸出手紧握祝福与鼓舞。” 1985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的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完场阶段，梅艳芳、林子祥、张学友、谭咏麟等群星合唱了粤语版的《明天会更好》。
一曲难忘，至今网上广为流传。
在歌曲广为流传前后，1985年6月12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凌青與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共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称“《联合声明》”）递交当时主管法律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福莱斯豪尔博士，履行向联合国登记的法律手续，使它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法律文献。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居民冒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并赠予“威武文明之师”的牌匾。
在此之前，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了《联合声明》。当年12月18日，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飞抵北京，在第二天简短的仪式上，她代表英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香港回归的准确日子，定了！
在此之前，是艰苦的谈判。在此之后直到1997年7月1日，是中国人民期盼香港回归的日子。从1997年7月1日到如今，香港回归20年，“一国两制”获得成功。未来，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香港主权属于中国不容置疑
从1972年算起，到1997年，香港回归走过了25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香港、澳门问题就摆在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特别是在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讨论港、澳是否属于殖民地的问题时，中国政府果断出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殖民地概念以及香港、澳门的准确表述，首次出现在国际讲坛——“殖民地是遭受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主权的国家，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
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同意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删除，确认中国对港澳地区拥有主权。
尽管香港主权问题勿容争议，然而，何时解决，却又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记录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香港问题解决时间的定位——“1975年5月25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1970年至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毛泽东当时表示，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他指着旁边的邓小平和另一些年轻干部说，‘这个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
对于英国人来说，确实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看法，抑或可以说，他们对于香港早在1972年便被联合国删除出殖民地名单，并不愿意去正视。英国政治传记作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是这么描述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的看法的：“首先，与福克兰群岛一样，香港是一个面临被接管的英国殖民地。”那么，像约翰·坎贝尔这样在英国来说算是见闻颇广的作家看来，在回归之前，英国真的仍是香港的宗主国吗？事实上，他们的认识是清楚的。坎贝尔在《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传》中如此写道：“从法律上讲，中国追索自己的领土是不可辩驳的，撒切尔夫人深刻地信奉法律的神圣。”对于香港问题，坎贝尔单辟一章“在香港问题上的实用主义”，篇幅比给大英帝国带来最后荣光的福克兰群岛少了许多——关于福克兰群岛，坎贝尔开辟了两章——“大西洋的拯救行动”和“福克兰效应”。
英国人所谓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对于这片英国与阿根廷存在争议的、南大西洋远离英国本土的岛屿来说，有英国舆论如此评价——这一块遥远而微小的英国领土，重要性其实根本抵不过英格兰职业足球赛中的那一只球。然而，阿根廷通过军事行动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使得英国咽不下这口气——已显得落日余晖的英国，倾皇家海军之全力，夺回了马岛。
尽管以“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被阿根廷空军飞鱼反舰导弹击沉为代价，英国惨胜阿根廷，但48小时内决定对阿根廷开战的撒切尔夫人明白，在香港问题上，如果蛮干，一切全都是白搭。不过胜利的光晕使得她仍不切实际地判断——中国拒绝考虑1997年后继续保留主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谈判的条件。英国可以在承认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的情况下，继续保留管辖权——向中国政府回租香港。
香港回归历程是个典范
启动香港回归、决定香港回归时间的，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
1978年4月，邓小平成立了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和以廖承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1978年8月，廖承志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对一批香港客人保证说，香港可以保留它的制度，中国不会在香港搞群众运动。1978年11月，邓小平和香港船王包玉刚专门讨论了港商在中国现代化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1979年，邓小平会见时任港督麦里浩时，一些资深英国外交官已经开始猜测——1997年需要把租约到期的新界归还中国，同时，英国亦将不得不放弃对整个香港的主权——毕竟新界以外的香港地区，无法作为独立的行政单位存在。约翰·坎贝尔认为，“没有人保证香港岛的经济自立”，另外，当时的中国“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香港岛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设防的：中国只要切断供水就可。反抗不能成为一种选择。”
约翰·坎贝尔还认为，除了以较弱的地位进行谈判，通过外交方式争取可能最好的结果以外，英国别无选择。
然而，因为马岛战争的胜利，撒切尔夫人显得过于自信。尽管英国外交部当时主要的两位中国问题专家珀西·柯利达和艾伦·唐纳德全都试图向撒切尔夫人解释清楚邓小平的决心，但撒切尔夫人仍然试图在邓小平面前讨价还价。殊不知，“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这一次遇到的谈判对手，是素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
早在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港澳办讨论香港前途的会议上，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就向与会者传达了鄧小平的观点——“不收回香港，我们将无颜面对祖宗、面对十亿中国人民和子孙后代、面对第三世界的人民。”
就在撒切尔夫人抵达北京前一周，邓小平曾经对李先念等人说，中国要准备把使用武力作为保卫香港的最后手段。
1982年9月24日，这是“钢铁公司”邓小平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首次会面。对于这次历时两个半小时的会谈，后来撒切尔夫人仅仅用了一个短句来描述——“生硬粗暴”。
会谈开始前，邓小平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两人见面的“寒暄”亦颇微妙，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而参与会面的英方官员日后的回忆，说起来似乎更为真切。英国官员们称，“邓小平在开场白时就宣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将支持香港繁荣，并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合作。”
撒切尔夫人的讨价还价，显得苍白无力。她一再强调，根据三个条约，香港的主权属于英国。尽管撒切尔夫人还表示：“这些条约都是有效的，只有双方协议才能做出变动。英国在过去150年里学会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错。只有在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才能谈主权问题。”然而，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她的主张。
主权问题岂容谈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邓小平斩钉截铁。他说，他不会做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主权就意味着完全的主权。
关于撒切尔夫人访华讨论香港问题，如今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电视画面——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谈之后，走出人民大会堂。由于一位记者提问使得她分了神，导致脚下一滑膝盖着地。这一插曲被电视镜头捕捉后，在香港的晚间新闻里播出，接着又反反复复在香港电视上播出。“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撒切尔夫人受到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个头，幸亏身边有驻华大使柯利达搀扶才不至于跪下。”傅高义如此评论撒切尔夫人的这一跤。
邓小平没有出席撒切尔夫人离开北京前的答谢宴会，理由是要去出席为金日成举行的欢迎宴会。撒切尔夫人在宴会上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表达了她对中国的看法：“百闻不如一见。”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谈判反而推迟了，原因只是——中国坚持谈判协议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于1997年完全收回香港主权。1983年2月底，英国被告知——中方有关香港1997年以后政策的单方面草案已接近完成。如果不再谈判，中方将于1984年9月单方面宣布香港前途方案。
当时，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港督尤德立即飞回伦敦与撒切尔夫人磋商对策。
此际，在香港社会流行着一个谜语——“1997之后会是什么”。“谜底只不过是1998。”傅高义如此表示。
在1982年年底，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中国在向世界释放信号——自己可在收回香港后，维护香港的繁荣。
1983年9月10日，经过第三轮仍陷僵局的谈判之后，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的策略是行不通的。
第五轮、第六轮……直到第八轮谈判，中英双方的会谈才显出更多的成效。英方提供了他们如何治理香港的详细分析。但此际，英方仍对香港主权问题保留看法。但日趋明朗的是——无论如何，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全部主权。
在谈判进行了十二轮以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飞抵北京。在谈及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一系列问题中，邓小平特别关照豪说，虽然香港在1997年之后其制度不会改变，但中国将在香港驻军。
豪外相在与邓小平会谈后，从北京飞到香港。这一次，他在香港公开表示：“想达成一个能在1997年以后由英国参与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可能的。”豪的言下之意是，1997年后，英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7月底，杰弗里·豪再度访华。8月1日，豪在香港举行记者会，透露中英有关香港问题协议的十项主要条款。
1984年5月，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全国人大代表时，再次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进驻香港。“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邓小平的反问，如今思之，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984年9月18日，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宣告结束。同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3个附件。同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再次访华。这一次，她是来履行签字仪式的。第二天，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字。至此，历经了两年22轮的艰苦谈判，香港回归的日子终于确定。
通过谈判，和平沉稳地洗雪百年国耻。香港回归的历程，无疑是个典范。
新机会新未来，前路更美好
时任中国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凌青参与了有关部门就港澳定性问题的讨论和拟稿。
作为林则徐的后人，当他将《联合声明》送到联合国，履行向联合国登记的法律手续时，内心激情澎湃。“这一时刻，我终于可以告慰先人了。”凌青说，“如果不是在外交场合，我会难抑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狂喜。”
然而，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中，确实曾经出过一些插曲。同为炎黄子孙，1984年，三位香港行政局成员飞抵北京，在表达了很多港人关心香港前途的关切的同时，亦想表达成为谈判一方，达成“港、英、中”三方谈判的格局。邓小平明确表示，谈判只能在中英之间进行。邓小平甚至向这三位议员明确提出——莫要抱着殖民心态。3位议员遂不再争辩，其中，邓莲如甚至主动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
在收回香港之前，确实有英资，以及其他一些资本撤离。在此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极力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部总经理谈惠法先生透露：“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曾经在珠海接见了香港工商界一些头面人物，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在香港的投资稳中有增，同时投资大陆，支持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
邓小平订下的“港人治港”政策，通过《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确立、落实。香港人在香港回归祖国后，拥有比英国派港督治理更大、更多、更广泛的民主。
邓小平常说，他希望能活着看到香港回归。但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距离香港回归只差不到半年时光。
香港回归，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举国盛事！1997年6月甚至更早时间开始，“洗雪百年国耻，喜迎香港回归”的标语就贴满了全国各地。6月30日夜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车队冒着大雨，整齐有序缓缓驶出罗湖，进入香港。在我军开进香港的途中，前来欢迎的香港市民无比激动，许多人送上鲜花与祝福，许多人热泪盈眶。
“艾利斯中校，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們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我军中校谭善爱声若洪钟的说完这段话后，解放军接管了英军威尔士亲王军营。
香港警察摘下了旧帽徽和胸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
米字旗降下了，五星红旗升起了。
“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海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一百五十六年五个月零四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新华社于1997年7月1日发出的新闻稿《别了，不列颠尼亚》，已收入祖国大陆的初中课本。
中山大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丽君表示，国民意识是重要的社会意识，每个人都处于国家之中，有自己的国籍，因此必然有国民意识，区别只是强烈或淡漠程度。她指出，香港与澳门由英国和葡萄牙人管理过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后，港人与澳人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其国民意识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国民意识的转型。
香港的年轻人中，确实有黄之锋这样的港独分子，甚至流窜台湾搞事。但黄之锋不仅在香港曾被大伯大妈街头怒骂，即使到了台湾都差点挨打。
站在回归20周年的节点上展望未来，如果香港能积极投身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作为金融中心，必然能够找到新的机会。恰如歌中所唱——“寻求无尽进步、互助互勉不断改进，伸出手紧握祝福与鼓舞。”香港的明天，也必然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