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精神不老
康井泉
在中共党内，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五人被称为“延安五老”。关于这一称呼的由来，起源于毛泽东的一次讲话。1940年，吴玉章六十大寿时，毛泽东曾说：“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从此，延安军民就亲切地称这五位老同志“延安五老”。朱德还曾于1942年写下《游南泥灣》一诗，其中有一句：“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此诗传开后，“延安五老”的名头叫得更响了。他们年龄虽“老”，但精神不老；虽然已经故去，但精神长存。
竭尽忠诚的共产主义精神
“延安五老”对革命事业“竭尽忠诚，至死方休”“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一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
1938年10月，董必武协助周恩来在“南方局”开展工作。在重庆近8年的时间里，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威望，与南方局的同志们一道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先后击退了他们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毛泽东对董必武在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你的工作很得力。”
林伯渠是严以律己、忠诚于党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党站在一起、和人民站在一起。毛泽东曾说：“他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邓小平说他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徐特立被毛泽东称赞为“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被刘少奇称赞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被周恩来称赞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面对白色恐怖，徐特立不怕杀头，拒绝反动派的拉拢、利诱，毅然在最危险的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1931年秋，当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严重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谢觉哉到了湘鄂西苏区。由于“左”倾路线的头目们大搞肃反扩大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杀害。然而，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谢老还是毅然来到这里开展工作，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起初，他担任省委政治秘书长，之后又主编《工农日报》，还兼任文化部副部长，最后又调到党校任教务长。这时的党校，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就剩下他一个人在干着。同时，他还要主编《工农日报》，而报社也是只有他一个人，但是“油印两版，印得同石印一样的好！”
吴玉章，“几十年如一日，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1938年年底，面对蒋介石亲自出马“恳谈”、诱降，吴玉章正色回应：“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艰难困苦、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乐于奉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创造辉煌的。“延安五老”均是建党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堪为楷模。
董必武“半块毛毯”的故事曾传为佳话。这半块毛毯是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求学时从家里带出来的，随他南征北战，毯子的绒毛磨光了，又磨出了洞，他就自己动手打补丁继续用，一直用到逝世为止。
吴玉章在艰苦朴素的作风方面也为后人作出了表率。他在大革命时期用过的一条毛毯、一个文件箱以及延安时期用过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袄，一直用到去世。他接待外宾时常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添置的，解放后几经翻改。平时接待宾客，衣着整齐一些，而一回到家里，他总是只穿旧便服。至于饮食，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饭吃就行了。
1934年10月，除吴老被我们党派到国外工作外，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均参加了长征，历尽艰险。徐特立参加长征时已经57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从而成为红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长征老兵。谢觉哉和徐特立，白天行军在一起，互相搀扶；夜里蜷缩在一起，互相取暖。长征途中，有一天毛泽东得到了一点儿牛肉，送给谢老一块儿，而谢老又不忍心一个人吃，便拿去与同志们一起吃。
1937年，抵达延安后，“五老”继续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辛勤工作。当时他们都是年过六旬的老者，徐老已年近七旬，但他们老当益壮，仍孜孜不倦地工作。在林伯渠六十寿辰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亲临祝贺，赞扬林老为：“总是站在革命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五老”仍以年近古稀之高龄朝气蓬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勤政为民的人民至上精神
“五老”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是勤政为民的楷模和表率。
在中央苏区，凡是和谢觉哉接触过的同志都知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是他工作中用得最多的口头语。谢觉哉一直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对来自各基层单位的同志，谢觉哉总是热情接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谢觉哉更是竭尽全力，从不推诿。谢觉哉精于政务、勤于政务，终于积劳成疾。毛泽东在给谢老的一封信中，恳切地写道：“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调节，务不过劳。”endprint
林伯渠的生产节约计划使大家赞叹不已。1944年春节，延安边区政府门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子外国记者也挤在人群里，认真地抄写着一篇题为《我的生产节约计划》的文章。原来，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的，毛泽东知道后表示十分赞赏。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
吴玉章三尺讲台育栋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吴老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又有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经验，曾打算在外事部门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吴老被任命为校长。吴老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使命，以古稀高龄，意气风发地为人民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在88岁高龄时，还登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
徐特立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甘做开拓者。晚年时期，仍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编纂工作，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关心、指導教育工作，或报告讲演，或撰文著述，或视察调研，或接待来访，或书信交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懈地奉献着光和热。
清风正气的廉洁奉公精神
“五老”廉洁奉公、光明磊落、无私奉献，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两袖清风存正气，一腔热血尽沧桑”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中央苏区时期，谢觉哉亲自审理案件，纠正了不少冤案、错案，被百姓誉为“谢青天”。1933年11月，担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的谢觉哉，带领工作组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严厉惩处了贪污公款的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等人。为了从根本上铲除贪腐，谢觉哉又对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说：“好，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几天后，谢觉哉便与项英、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最早制定和颁布的反贪条文。
1968年11月，徐特立病重，生命垂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探视。弥留之际，徐老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林伯渠力主边区反腐，拔除肖玉璧“莠草”。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64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到旅顺某海军基地视察，发生了一起“罢宴”事件。海军基地领导出面招待董必武，董必武走进餐厅一看，餐桌上摆满了酒菜，他便不声不响地穿过餐厅，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他的秘书对大家说，中央明文规定，待客不得大摆宴席，不把酒和贵重的菜撤掉，董老今天中午就不吃饭了。海军基地的领导推开董必武的房门，对他解释道，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就只有一些海味。那是不花钱的，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靠海吃海，这不算是浪费。然而董必武并没有被说服，仍坚持要求把不合规定的酒和菜撤走。
吴玉章在工作中有时会遇到外宾赠送礼物，出于礼节当场不好拒绝，但他在收下后一律交公。他说：“外宾送我东西，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这个岗位是党和人民给的，应交给党和人民。”
博学致远的勤奋学习精神
热爱读书是“五老”共同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日记，我们可以领略他们读书的经历、他们的学风以及读书的方法。徐特立因“十年破产读书计划”成为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谢觉哉“屡有文章警海内”，其读书的经验之谈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董必武酷爱读书，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林伯渠认为，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他在给朱德的诗中自谦：“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17年的吴玉章说，“一息尚存需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老老实实、谦虚好学的大家风范，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精神不“老”的秘诀。
（责编 / 傅建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