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在中国是如何变“色”的
Kevin
东莞事件演变为全国性的“扫黄”风暴，辽宁、江苏等地纷纷跟进。事件中有关新闻伦理、罪与非罪、女权等话题已讨论颇多，我们无意再卷入。我们感兴趣的是，“扫黄”之“黄”字在中国是如何与“色情”之义联系到一起的？是土生土长还是他方舶来？“黄”与“色”之结合又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义？
古代中国之“黄”
“黄”无论在哪个文化体系中，本意都指颜色，因与太阳色近，给人温暖之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黄”之地位极其崇高。
《白虎通义》讲：“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诗·绿衣》载：“黄，中央之色也。”《周礼》中对天子之服饰亦称“黄裳”。皮肤为黄，加之炎黄开族，人心皈依；天地玄黄，五行之中央亦为土黄，神灵皈依；黄袍，黄马褂，权力皈依；坊间选好日子得是“黄道吉日”，千年传承的杯中物也有名“黄汤”……以此窥之，“黄”几乎占尽了中国古代的文化高地，很难与色情淫秽之意扯上关系。
哪怕到了皇权没落的近代，“黄”之文化地位仍未撼动。闻一多1923年的诗作《色彩》中也描绘：“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
到1934年，时任广州市长的刘纪文还郑重提议定黄色为市色，明确从象征色彩与民族国家关系的角度阐述理由。
事实上，时至今日“黄”在中国也有着庄严神圣之感，国旗、国徽、党旗等均有“黄”一席之地。西班牙驻中国香港领事馆商务参赞何塞·路易斯前些年写了本书为西班牙人介绍中国，名字就叫《黄色情结》，此中当然也与色情无关。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黄”在中国的文化地位自古崇高，且传承至今，但又是怎样与色情扯上关系的呢？樊民胜在《性学词典》中就指出：“黄色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用来指色情事物，相反却用来表示令人敬畏的食物，是皇帝的专用色，如‘黄袍加身。
后来受到国外的影响，尤其是受美国影响就变了。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办《新闻报》与另一家《世界报》竞争时，用刊将穿黄色衣服的儿童的连环画‘黄色幼童作为广告，于是该报耸人听闻的报道就有了‘黄色新闻的称呼，但黄色新闻并不一定是色情新闻，而由于中国人在翻译时的误传，黄色渐渐成为色情的指代名词。”
西方的“黄”与“色”
学界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国与色情挂钩的“黄色”属舶来品，但国外的“黄”也并非天生就与“色”联系到一起。
与古代中国至尊无上的地位不同，“黄”在西方一开始就不受待见。基督教世界不喜欢黄色，因为犹大穿的是黄色衣服。而在伊斯兰教中，黄色代表死亡，也是不吉利的象征。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也以“黄色”贯穿悲剧始终，“黄色”似乎是一切腐败、没落、死亡、离散、失败和苦难的种种凶兆和不祥的象征。
而西方之“黄”与“色”真正勾搭在一起，还得说到印刷品兴盛后的19世纪末期。如樊民胜在《性学词典》提到的那段由来，当时纽约的《世界报》和《日报》，为了发行量疯狂竞争。
先是普利策买下了《世界报》，用绘声绘色、耸人听闻的报道和对政治腐败的攻击，赢得了全美报纸的最大发行量。1895年矿业巨头之子W.R.赫斯特买下了《世界报》的对手《日报》，他所采用的手段更是变本加厉，甚至把专为《星期日世界报》画极受读者欢迎的连环漫画《黄色小子》的画家也挖了过来。当时两报广泛采用通栏大字标题、彩色连环画、大量图片等等手法，竭力迎合读者。这段时期被称为“黄色新闻”时期。
与之同时，英国创刊了一家杂志，名叫《黄杂志》，一批世纪末有文艺倾向的小说家、诗人等，围绕该杂志形成一个被称为“颓废派”的文艺集团。他们的作品，有时就带有一点色情意味。
不久后，当时极负盛名的英国剧作家王尔德，因同性恋罪名遭捕。当时报纸上说，王尔德在被捕时肋下还夹了一本《黄杂志》，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杂志和王尔德同样不雅。这件事也使得“黄色”印刷品与性、色情、恶俗等概念开始发生联系。
“黄色”在中国的畸变
中国当下的“黄色”意味与西方的“黄色新闻”舶来相关，但同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化。
“黄色新闻”传入之初，只泛指那些捏造事实、迎合读者趣味的不良新闻，有轻薄、撩拨之特质。
1933年，《申报月刊》的“新辞源”专栏，对这一概念有特别介绍：“黄色新闻，是指将某种琐屑的新闻，借记者的一特殊活动，而使成为一件‘特别纪事之谓。此种新闻的特色，就在于 ‘新奇动人。因之其是不惜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将一新闻，加之以特别的渲染，成为一夸张曲折的特别纪事。”
但此种释义在此后的传播中不但异化，低级趣味吸引眼球层面的东西不断被强化。到1935年，已有人将专注描写女明星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的新闻称作 “桔色新闻”，并解释说“桔色系粉红色与黄色的混合色”。
黄色开始与色情发生暧昧。1939年就有读者给《电影新闻》去信，痛斥上海人“黄”色特别浓，“喜欢读战事新闻中间的‘敌兵怎么怎么样奸淫女同胞之类的‘豆腐，‘寻开心之类文字，此类黄色杂志在上海层出不穷”。到1941年，《中国艺坛日报》一则报道则明确将桃色事件纳入了“黄色新闻”。
此后，“黄色”的语义不断向色情淫秽变异，“黄色新闻”在中国也最终狭隘地成为了“桃色新闻”。1944年，《上海社会月报》在创刊号“黄色新闻” 专栏里明确指出：“‘黄色新闻即‘桃色新闻，内容是绯色的，在新闻学上有这个专门的名词，扩大一点说，就是社会新闻，不过它的质素‘粉红色一点吧”。
据学界考究，1946年前后，“黄色”一词已开始被广泛运用到一般社会刊物、音乐、电影、文学等各主要文化领域，“黄色刊物”、 “黄色电影”等今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相继出现。淫秽色情含义开始全面占领“黄色”一词（颜色的本义除外）。
1947年，当时著名的《时与文》杂志发表了《广州的黄色文化与倒退教育》疑问，其中的“黄色文化”已整体转向色情淫秽之义，批判广州当时报纸没有一家不走“黄色”路线，多为肉麻读物；诲淫书刊泛滥全市，多是下流淫书；流行电影也是美国的“大腿电影”，充满打、情、舞、轻佻的内容。
但为什么这一时期“黄色”的语义畸变最大呢？有学者就指出：首先抗战刚刚结束，人们从长期战乱的紧张压抑和动荡的生活中舒缓过来，逐渐萌生了争相享乐的念头；其次，抗战胜利后国共迅速对峙，国民党的腐败和遭受各方抨击的舆论环境起了作用，黄色文化的麻醉剂和反动堕落的含义成为抨击的有力武器。
这以后，“黄色”开始不断表达色情含义。“黄色高潮”、“黄色气氛”、“黄色污流”等提法纷纷出现。东莞事件再次引爆的“扫黄”一词也同期问世。1946年，有人提出，对于社会上泛滥的色情、堕落、荒淫的黄色污流，“必须作尽情的‘扫荡”。1948年，李兆琏在《论黄色文化》一文中，两次直接使用了“扫黄”一词，并提出“扫黄”的两个要点，希望“文化界扫黄的目标应当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黄色”一词继续广泛使用，且色情含义更加突出。1950年，杂文家聂绀弩在《论黄色文化》一文中将黄色文化界定为“色情文学，大腿影片，软性音乐和跳舞，猥亵的照片和画片，玩弄女性的新闻和言论等等”。
1952年出版的《新订新名词辞典》将“黄色音乐”解释为：“黄色是色情的代表，黄色音乐就是一般专以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淫靡恶劣的音乐……”此后，“黄色”一词在颜色之外就与色情完全融合到了一起。
当今之中国，一提“黄色”，总脱不开性、色情等事件，但更为讽刺的是，其自古而来的权力崇拜和高贵之义并未消失。两者并行，有人直呼矛盾荒谬，有人则已习以为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