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原动力的伦理反思

谢存旭

[摘 要]在投资活动中，投资主体以一定的理性预期为逻辑预设，这种预期具有不确定性，存在预期收益下降甚至本金受损的风险。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和理性算计必然使人的认知系统和评价系统发生变化，产生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即财富幻象。财富幻象消解了财富创造的原有意义，把作为手段的财富颠倒成为作为目的的财富，把凌驾于自身之上的异己力量的财富当做自身的本质力量。财富幻象是一种享乐主义价值观和占有主义人生观的彰显，而向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复归则是超越财富幻象的进路。

[关键词]投资原动力；理性预期；财富幻象；伦理反思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9-0040-07

作为理性经济人，投资主体以一定的理性预期作为前提预设，投资主体对财富的理性算计最终会沦为盲目的反理性的占有欲望，消解了财富创造的原有意义，把作为人的发展手段的财富翻转为人的生存的动力因和目的因，把凌驾于自身之上的异己力量的财富当做自身的本质力量，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地追求和占有财富，成为财富的“仆人”。马克思认为：“仅仅供享乐的、不活动的和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1]（P141）人们对财富的狂热追逐必然会导致自身的认知系统和评价系统发生变化，产生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即财富幻象。财富幻象在生存世界的再祛魅，是回归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景。

一、理性预期：投资动力的逻辑预设

投资是一种追求未来货币增值的经济行为。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货币的增值性。投资是为了货币增值，追求利益最大化。二是经济行为性。投资是经济主体的一种自觉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会受到投资主体心理因素的控制，具有某些心理因素的特点[2]（P1）。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个人、企业、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特征。投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物或实业投资；二是通过储蓄或购买有价证券而进行的金融资产方面的投资。投资活动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预期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理性预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预期

在市场经济中，人性被定性为“自私自利”并作为“假设”，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前提。“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3]（P13-14）这种把追求个人利益作为基本导向的动机是一切经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由于人天然地就是理性经济人，所以，其行为必然会遵循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轨道。换言之，每个“理性经济人”（自然人或者企业法人）每时每刻都在算计着自己下一步行为的得失，即算计其经济行为所付出的边际成本以及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其行为最终将终止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均衡点，此时，他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作为“理性经济人”，其投资必然是以一定的理性预期收益为基础，是在权衡边际成本和收益中进行的一种理性活动。理性预期主要是经济主体为了规避风险以及获取更多收益，利用信息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的预测和判断。穆斯（J.M.Muth）在《理性预期与价格运动理论》一文中提出“理性预期假设主张三点：（1）信息是稀缺的，且经济系统一般不会浪费它；（2）预期的形成方式特别依赖于与所描绘系统相关的经济系统的结构；（3）公共预测对经济系统的运行不产生重大的影响（除非这种预测使用了内在的信息）”[4]。穆斯分析的着眼点正是经济分析中经常论及的“合乎理性的人”——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市场信息在内）来寻求最大利益的人。

个体投资行为基本上是理性的，其投资预期具有典型的适应性预期特点。适应性预期是指经济主体根据自己以往预期的误差程度不断修正每一个时期的预期。换句话说，就是经济主体在适应性预期的条件下，下一时期的预期值等于现期预期值加上或者减去一定的误差值。现期预期价格是前期实际价格和前期预期价格的加权平均数，经济主体会根据前期预期的误差来校正现期预期值[5]（P4-5）。所以，投资主体会在实际投资中根据已经获得收益的状况逐步追加投资或减少投资。

（二）投资活动的不确定性

在当今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在投资中，投资主体对未来收益越来越难以预测，其预期收益只不过是在未来各种收益状况下可能产生的结果。凯恩斯认为，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投资主体在做出决策时，不可能完全按照严格的理性算计。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方法做这种理性算计。灵活偏好以及收益预期都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它们涉及一些能够左右投资主体的心理因素，例如习惯、机遇、社会风气等等，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变化莫测的事件时，人们更是难以预测。

所谓未来的不确定性，通常是指投资主体不能确定的未来经济形势变动的情形。它是指人们在投资过程中由于对预期缺少把握而承受的风险。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未来经济形势的变化就不能完全被投资主体所掌握。投资主体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喜欢熟悉的事情，避免不确定的因素，主要就是因为害怕未来经济变化带来的不良后果。未来不确定性的实质就是信息的不完全状态。如果可用的信息不断增加，不确定性因素就会逐渐减少，风险将会降低。获取可用信息，投资主体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获取的可用信息越多，不确定性就会越小。此外，投资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相互封锁信息，以至于获得某种信息经常要付出代价，这就造成了信息的更加不完全性。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投资主体很难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做出完全的理性预期。

投资活动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体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整体的不确定性，如利率起伏、产品价格波动等等。不确定性对投资活动的影响，主要是对整个投资活动而非对个别投资活动的影响。不确定性主要是借助收益风险来左右人们的投资活动，一旦不确定性增加，就必然会增大投资活动的收益风险，进而抑制投资行为。由于每个投资主体自身状况不同，在同一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不同的投资主体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第二，结果的不确定性。奈特指出：“预测不确定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针对个别情况，通过规律加以预测，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归纳进行概率判断。在日常生活中，这两种方法也都用得束手束脚。不管用哪种方法，都需要花费成本，也需要花费时间来收集信息。对于一次行动的决策，这么做殊为不值。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决策的方法主要是‘估计。这种方法要么玄妙难测，要么纯粹依靠‘直觉，结果会产生很大的误差或者不确定性。”[6]（P235）未来的情况取决于无数客观对象的行为，同时还要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更不可能对未来的结果进行准确评估，而结果的不确定性，往往会使人们的投资决策成为无根之萍。

第三，不确定性与概率大小无关。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主要是指不可预测性，与概率的大小无关。故此，依据某个物体出现频率对该事物的未来结果做出的评测都是错误的。正是因为未来结果的无法预测，所谓建立在绝对“理性”基础之上的投资行为也是根本不可靠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偏要从客观的角度去断定某一判断正确的概率，不但没有意义，还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因而，在投资决策中过多依赖预期是不可行的。人们的投资行为是不可能根植于“概率”性的结果之上，而是建立在投资习惯和跟风的基础之上[7]。所以，所谓的“理性”投资行为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只会带来收益下降甚至本金受损的风险。

二、财富幻象：内涵及其表征

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和理性算计必然使人的认知系统和评价系统发生变化，产生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即财富幻象。财富幻象本质上是人们脱离财富的物质构成、财富的属人性以及财富生成的历史性，在意识中通过意念和想象所建构的有关财富的意向性存在。这种意向性存在把作为财富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翻转为财富的本质；把资本理解为纯粹的物，意念化为财富生成的内在动力；把对财富欲望的满足以及享受，意念化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以及对人性的复归 [8]。

财富幻象是人们在主观上形成的有关财富的意向性存在，是一种财富占有欲的虚假呈现。财富幻象翻转了人的生存目的，把人变成纯粹追逐财富的工具，把人奴役为非理性的财富的疯狂追逐者。财富幻象有以下四种主要表现形式或实现路径：

其一，信用幻象。信用（credit）是二元主体或多元主体之间，以某种经济生活需要为目的，建立在诚实守信基础上的心理承诺与约期实践相结合的意志与能力，它形成于古代而广泛流行于近代商务和金融领域，是从属于商品和货币关系的产物，从而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经济范畴和社会生活现象[9]（P1）。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信用作为财富的一种特殊形式，通常可以被理解为意念的东西。伴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制度在社会中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通过股票、证券等形式可以汇聚大量的资本，然后把这些资本投入到生产中，从而获取更多的财富。然而，信用制度的确立必然会加速实体经济转变为虚拟经济，导致二者之间的根本背离，给人们的认知系统和评价系统带来更加虚无缥缈的信用幻象。于是在生活中，人们开始把虚拟的财富理解为实体的财富，并把这一虚拟财富看做是物质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源泉，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产生严重的心理畸形。

其二，符号幻象。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符号是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而大众媒介也以符号为基础，营造出一个意象的、幻觉的世界，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无法选择也不能选择地置身于一个有着严密逻辑的符号世界中，这个符号世界依靠编码、符号崇拜、媒介营销等手段来统治和运行。消费过程不再由人们自身的基本需求、基本意愿来决定，而是被符号所控制、统摄。于是，在符号编码的宰制下，生活中的一些真实都被消解，一切“原件”都已经消亡，唯一存在的只有符号，这种符号本身的价值已经与“原件”无关，而是源自符号自身的指代。无处不在的符号世界已经完全颠覆、替代了现实世界，建构了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世界；换言之，不是建构了一个发展的、矛盾的、变化的世界，而是生产出一种由符码规则以及大众传媒所操纵的虚假“仿像”。

鲍德里亚指出：“物成为了符号，从而就不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与其他符号的差异性关系之中。”[10]（P47）一切物都变为具有符号意义的物，物的效用让位于物的符号意义，符号消费成为当今社会消费的主要形式。需求也不再表现为个体与物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而是表现为对物所代表的意义的需求，消解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主体自我的真实需求，使消费者产生符号幻象，纯粹为了消费而展现自身的存在，成为被符号牵引的消费的木偶。于是，整个社会嬗变为一个符号异化的社会。

其三，目的性幻象。人们把作为手段和工具的财富翻转成为作为目的因的财富，把发财致富看做是人生的唯一目的。人们已经潜意识地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性存在的财富理解为凌驾于人之上的永恒存在，理解为人存在的唯一目的，理解为生命活动的绝对价值，从而把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看做是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无限放大了财富对人的效用，放大了对人的享受的决定性，最终将财富的拥有量作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导致了人们财富观的迷失，沦为财富的“仆人”，把异己的财富看做自己的本质力量，在精神领域产生财富的目的性幻象。

作为人的发展工具的财富已经成为宰制人的异己的财富，人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追逐和占有财富。作为人的活动产物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财富，却被人们理解为人的活动的终极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多彩多姿的生活本身，都已经被财富所框定、所定格。人生的每一个奋斗都是为了追逐财富和占有财富；所有的良好品德如智慧、勤劳等等都不再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而成为了人们获取财富的一种手段[8]，财富成为人们为之活着、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因。

其四，形式幻象。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现实化，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客观化，是人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财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追逐的仅仅是财富的形式，而忽视了财富的内涵，忽略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存在。例如，重商主义把金银货币看做是唯一的财富，而重农主义则把土地看做是唯一的财富[11]。这两种财富观都毫无例外地用财富的形式来取代了财富的内容，把财富的形式看做财富的本质内涵，产生财富的形式幻象。

人们在生活中开始追逐财富的纯粹形式，漠视财富的创造过程以及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把对财富形式的占有当做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以及对人性的复归，消解了财富的本来意义，人变成纯粹的财富形式的崇拜者和追逐者。

三、超越财富幻象：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复归

投资主体对财富的理性算计最终会沦为盲目的反理性的占有欲望，消解了财富创造的原有意义。马克思认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1]（P38）只有在劳动中，人类才能把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融入到外面的物质世界中，把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财富变成能够彰显人类意愿的有生命的东西。这一劳动创造过程同时也是展现人生意义的过程，所以，人们应该在劳动的创造过程中追寻生命的意义。例如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产品来彰显自我的技能和才智，企业家通过艰苦的创业过程来展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艺术家通过艺术产品的创造来展现他内心丰富的情感以及对世界的看法等等[12]（P127）。财富只有和劳动相结合才有价值，一旦离开劳动过程，财富就没有任何意义。

财富幻象把作为手段的财富颠倒成为作为目的的财富，把凌驾于自身之上的异己力量的财富当做自身的本质力量，把作为实现人的发展的工具理解为人存在的终极目的。于是，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和目的就是不断地追逐和占有财富，甚至不惜采取投机和欺诈的手段去获取财富，并以此来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成为财富的“仆人”。财富幻象是一种享乐主义价值观和占有主义人生观的呈现和彰显。

（一）享乐主义价值观

在本质内涵上，享乐主义价值观就是从人的动物本能出发，把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仅仅理解为满足人的基本欲望的过程，把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当做生命存在的唯一价值[13]（P195）。这种价值观片面地夸大了人的感性欲望，忽视了人的精神追求，特别是对人生真实意义的追求。享乐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物质主义，即将生命的快乐简单归结为物质的快乐，故而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必然会转化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享乐主义的价值导向并不是去追求什么高尚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高尚神圣的东西，真实存在的就是那些能够满足人的感性欲望的东西。享乐主义者在与别人的攀比中展现自身存在，通过享乐彰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时他们也谈精神，但是他们所强调的只不过是精神和情感的放纵，是依靠物质欲望的满足达到的一种人体感官的刺激，但绝不是去追求什么高尚的精神。

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只是把人的无止境的欲望，停摆在低级的需求上，被物质欲望所奴役，其行为与动物无异，这是因为享乐主义者除了追求感官的愉悦外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一味地追逐感官的享受和愉悦；享乐主义价值观也是心灵空虚的一种呈现，因为在享乐主义者看来，只有肉体的愉悦才能使空虚的灵魂得到抚慰。然而，过度的感官享受必然会造成感官的疲惫、麻木乃至损伤，最终丧失的不仅仅是感官能力本身甚至是生命。

（二）占有主义人生观

占有主义的人生观把财富和人生过程的关系颠倒过来，把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理解为对财富的追求和占有。弗洛姆对占有主义的人生观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指出，工业社会是一个以追逐和占有利润为动力的社会，人们把占有为目的的生存看作唯一的生存方式，即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在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地把财富据为己有，这是因为我的存在是由我所占有的财富决定的，我所占有的财富则是对我的存在的最好诠释。占有主义的内在逻辑就是：因为我拥有X，所以我才是我[14]（P83）。 在这种占有主义人生观的宰制下，占有财富就成为人们生存的根本信念，人们为了获取财富可以不择手段，通过占有财富来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体现活着的意义。这种建立在非劳动基础之上的财富，就是一种没有生命和没有任何意义的财富，占有者和财富之间是一种僵死的关系，人们在占有财富的同时，财富也占有了人的全部，占有了社会的全部，人的关系就蜕变成物的关系。于是，人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财富据为己有并希望将所获得财富无限地保存下去，以此体现自己活着的价值，获得自我满足感。所以，占有主义的人生观没有任何价值根基，它导致的后果就是人生意义的虚无。然而，这种没有任何价值根基的人生观却被当代很多人所追捧。

现代社会在享乐主义价值观和占有主义人生观的统摄下，必然会导致财富的大量堆积，从而呈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景观社会。德波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抨击，他指出现代社会就是景观社会，是财富的幻象化的结果。“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15]（P3）人的存在就被对财富的渴望和占有所异化，而不再由自身的需求决定。于是，在生活中，对财富的幻象就成了决定因素，幻象不断地产生欲望，欲望刺激生产和投资，生产和投资反过来膨胀财富幻象，整个社会就是财富幻象不断膨胀的产物。人就生活在这五光十色的幻象之中，悲情地依靠幻象活着。

超越财富幻象，克服占有主义人生观和享乐主义价值观，回归正确轨道，理性地追求财富，就必须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把财富看作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手段，积极主动地生活，在创造财富的劳动中寻求人生的价值，在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中展现生命的意义。

克服享乐主义，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回归到禁欲主义，而是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摒弃把纯粹的感官欲望的享受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马斯洛认为，只有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才可能产生超越性追求，即“整个基本需要系列比超越性需要力量强些”[16]（P222）。我们摒弃享乐主义，并非是复归到原始的生活状态，也不是回归到禁欲的生活，而是在基本需求获得满足的前提下，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摒弃把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而是把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看作同等的重要。如此，人们对于物质追求的努力就会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就会多一些；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找回人之为人的尊严，找回生命的内涵和存在的意义。

超越财富幻象，克服占有主义的人生观，必须复归到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弗洛姆指出，重生存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个体的独立性、自由以及批判精神，其要旨就是积极主动地生存，而这种积极主动性并非外在的肢体活动，而是根植于内心的活动，一种能动地运用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活动[14]（P94）。回归到人的本真生存状态，就必须自觉地消除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学会放弃以自我为中心以及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再通过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来寻求个性和安全，不再把对财富的追求看做是生存的目的，而应把对象、财富看作我们存在和发展的手段，积极主动地生活，在创造财富的劳动中寻求生存的价值，展现生命的意义。

参考文献：[HJ2.8mm]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陆剑清，马胜祥，彭贺，李同庆.投资心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4] J﹒M﹒Muth ，1961.“Rational Expect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Econometrica29：315-335.

[5]黄国石.预期与不确定性[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6][美]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郭武军，刘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7]郭建强.不确定性环境与凯恩斯投资理论新诠释[J].晋阳学刊， 2010，（6）.

[8]范宝舟.财富幻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解读[J].哲学研究，2010，（10）.

[9]俞敬明，林钧跃，孙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1]陈忠.现代性的财富幻象及其发展伦理制约[J].学术研究，2011，（2）.

[12]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经济发展观的哲学沉思[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3]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14]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5]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6][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