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牧歌时代的终结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它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度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巩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教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

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抱有根本的不信任，因在农村缺乏影响力，不得不忍受1917 年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利用来破坏旧政权。但他们一直公开表示，其长远目标是扫除小农制度，代之以大规模的机械化集体农庄，将农民改造为“农村无产阶级”。

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只要控制食物供应，就会对革命构成潜在的威胁。1927 至1928 年的粮食危机，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担心“富农罢工”。斯大林为此重新启动粮食征用，为了替这一对策辩护，更营造了“富农在威胁内战”的气氛。1928 年1月，斯大林前往重要产粮区西伯利亚，敦促当地积极分子对涉嫌囤粮的富农毫不手软，指示当地政府逮捕拒绝上缴粮食的农民，没收其财产。数十万“恶意的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财产遭到毁坏或充公。

随着粮食争夺战的愈益激烈，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转向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既加强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控制，又一劳永逸地消除“富农威胁”。

对集体农庄的热情是这时才兴起的。之前，党内普遍认为，集体化只是一个渐进、自愿的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并没有接受集体化的原则，集体农庄的增长实属微不足道。1927 年之后，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向集体农庄提供信贷，向“富农”农庄征收重税——集体农庄因此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增长。但它不是土地和财产都汇集在一起的大型公社，而是土地共耕、牲畜农具仍属私人的小型合作社。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改变政策的迹象，只字不提自愿原则的变动，只预测集体农庄的耕地量将有适度的增长。

该政策的突变是斯大林在1929 年强行通过的。斯大林要求更高的工业增长率，1929 年秋天订下的五年计划，其目标大大调高，要在1932 年结束时，投资额增加到3 倍；煤炭产量翻一番；生铁产量翻两番。广大党员普遍怀有疯狂的乐观，苏维埃报刊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这些乌托邦式的增长率，迫使党接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似乎只有如此，方能获得廉价和有保证的粮食供应，以养活迅速扩充的工业大军。

该政策的核心是党向农民的宣战，农业集体化的矛头直指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譬如农民对村庄和教会的依恋、家庭农庄、私人贸易、私人财产。1929 年11 月7 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称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反“资本主义元素”的最后一场伟大革命斗争，让社会主义工业为共产主义社会打下基础。斯大林向高尔基解释，他的“大转变”是指“彻底摧毁旧社会，热火朝天地建设新社会”。

从1919 年夏季起，数千名党的积极分子被派去农村，鼓动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放弃延续数百年的生活方式，盲目投入一个未知世界。另一方面，用以说服农民的集体农庄好榜样，却寥寥无几。1929 年在西伯利亚工作的一名德国农业专家，将集体农庄描述成“死亡申请者”。它们中很少拥有拖拉机或其他现代设施，其管理人员的农业知识匮乏，犯下“浅陋的错误，给集体化的全过程抹黑”。根据政治警察所说，农民担心加入集体农庄将“血本无归”——他们的土地、奶牛、马匹、工具、家园和家人。

积极分子无法说服农民，便开始采取强制措施。1929 年12 月，斯大林呼吁“消灭富农阶级”。从那以后，促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大战。党员和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全副武装，再加上当地民兵、军队及政治警察的特种单位、城镇工人、志愿学生，他们奔赴农村，肩负的严肃使命是如果办不成集体农庄，就休想回去。

1930 年的头两个月，苏维埃农民的一半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在投票参加集体农庄的村民会议上，积极分子耍弄各种恐吓手段。例如，西伯利亚村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议案甚不情愿；但到投票表决时，积极分子却带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要求反对议案的人发言，大家噤若寒蝉，于是宣布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在另一村庄，农民投票反对集体农庄之后，积极分子要求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并解释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反对政府，积极分子便将投票结果改为“一致通过”。在其他村庄，只有少数村民（由积极分子挑选的）获准参加会议，表决结果却对全体村民都具约束力。例如，科米地区的切勒姆霍沃村共有437 户农民，出席村民大会的仅52 人，18人赞成，16 人反对；然而在此基础上，整村加入了集体农庄。

发言表示反对集体化的农民，遭到了殴打、折磨、威胁、骚扰，直到最终同意。还有很多人被当作富农逐出家和村庄。将农民赶入集体农庄，与猛烈攻击教会相伴相随，教堂是农村旧生活方式的焦点，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是反对集体化的潜在源头。数千神父被捕，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坏，数百万信徒被迫躲在自己家里偷偷保留信仰。反对强行集体化的农村党员和官员，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

有关“富农”的讨论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客观定义。该名称用得如此广泛随意，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可被冠以“富农”的帽子，从而遭到剥夺。向“富农”开战就是为了制造恐怖，这种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据列宁主义思想，“富农”是雇用劳工的资产阶级农民，但1929 年后，实际上作为“富农”遭受迫害的农民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寥寥无几。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村中最为清醒、节俭、勤劳、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endprint

“消灭富农”在全国遵循相同的模式。1930 年1 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定出配额：6 万名“恶劣富农”送去劳改营，1.5 万名其他“富农”家庭流放去北方、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这只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最终将要求剥夺100 万“富农”家庭（约600 万人）的财产，把他们送去劳改营或“特殊定居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配额的实施（又将“富农”配额提高到所有农户的3%至5%），其具体执行再分配给地方上的政治警察和党组织（许多地区故意超额，相信这样做能显示自己的高度警惕性，以迎合上级）。每村都有地区当局锁定的配额，共青团和党的积极分子开列每村逮捕和流放的“富农”名单，等他们被驱走后，再盘点清算他们家中被充公的财产。

令人惊讶的是，迫害“富农”的运动仅遇上零星的农民反抗——尤其应考虑到的是，俄罗斯的村庄团结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当然也有抵制配额的村民，坚持认为他们之中没有“富农”。也有村民拒绝交出“富农”，甚至在积极分子前来拘捕时予以保护。但大多数农民，对于乡亲的突然失踪，只是战战兢兢地接受。在有些村庄，农民举行村民大会来选择“富农”（孤立无助的农民、寡妇、老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也有的地方，“富农”是抽签选出的。

作为“富农”受到迫害的统计人数很难确定。在“反富农运动”的高峰时期，全国的道路上满是被驱逐之人形成的长队，向铁路旁的聚集点行进。由于铁路无法应付这么多人，许多“富农”必须在简陋的拘留营中等待数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老人和儿童像苍蝇一般死去。到1932年，已有140 万“富农”抵达“特殊定居地”，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有更多的人走进了附属于古拉格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劳改营；还有人仍在迁徙的旅途中。总而言之，从1929 到1932 年，被逐出家园的至少有1000 万“富农”。

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人间悲剧。1930 年1 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一家被逐出库尔干地区的巴拉巴，他们已在那里住了整整50 年。祖父的房子遭到摧毁，农具、推车、马匹、奶牛转到集体农庄的名下；小件的家用品则分给村民，家中的圣像全部被砸烂烧毁。6个星期后，他们（总共14 人）被流放至乌拉尔的木材营地（祖父母在一年之内死去）。德米特里的父亲尼古拉与家人仍留在老家。尼古拉是内战时期的红军老兵，曾组织村里第一个集体农庄，他的农业知识是集体农庄迫切需要的。尼古拉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子，与他一起的还有妻子安娜和6个孩子。但到1931 年早春，他们被告知也当上了“富农”。被押送出村之前，他们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来收拾简单的行装，然后就走上大草原，并被告知永远不得归来。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毛俊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按：“耳语者”指的是经过斯大林体制改造的苏联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这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这本书基本没有讲述斯大林本人，但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因为斯大林主义已经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