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罗布泊上空的那朵蘑菇云

2014年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纪念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1964年10月16日上午，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二楼，一间紧挨着部长办公室却被两层毯子严严实实钉住了门窗的秘密房间里，29岁的参谋宋炳寰接连记录下了两通加密电话信息。

这些电话来自新疆罗布泊，致电的单位代号“20号办公室”，宋炳寰所在的秘密办公室则被命名为“177”。他们随时跟踪着一个重要角色“老邱”的动态。

每当宋炳寰通过一台黑色电话机将信息慎之又慎核对后，总是迅速拿起手边另一部直通专线手摇电话，将“老邱”的情况再一次传递出去——接收密报的，是周恩来身边人：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王亚志。

“老邱”此刻正躺在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上，周身插满雷管——密电里的“梳辫子”就是插接雷管的暗语。几个小时后，10月16日下午3点，罗布泊死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一声雷霆巨响后，“老邱”迸裂成一个炽热的火球，亮度足以灼瞎人的眼睛，然后又在半空漫漶翻卷，变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电话机再次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老邱”就是那颗爆炸的原子弹。

半个世纪前这是一场绝密的试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部署下，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沟通全部以密语完成。“老邱”究竟会在何时引爆，即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直到最后一小时才被告知。

宋炳寰则是这个影响中国命运事件极少数的见证者。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从总装备部军事核安全监管局退休的他，不仅参与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和实施工作，也因为多次去周恩来总理、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处呈送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的绝密文件，亲历了这一重大决策的产生过程。50年后，当曾经的国家机密渐次公开，他一桩桩回溯往事，也与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形成对照。

代号“596”

在宋炳寰的回忆里，中国正式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始于1960年初。并且这个项目被冠以了一个带有“义愤之情”（语出历史学家沈志华）的代号“596”——正是在1959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单方面毁约，拒绝了按照两国政府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使得原本希望借助苏联援助掌握核武器技术的中国愿望落空。但也是苏联的“背信弃义”，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

当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积贫积弱，为什么在苏联撤资的艰难背景下，中国仍坚持要研制代价高昂的原子弹？除了中苏关系破裂带来的紧张感，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1950年代，中国已多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

尽管毛泽东曾放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但这只是一种战术上的藐视。核武器就像是美国牢牢抓在手中、最具威慑的一张底牌，中国领导人把美国频频亮出底牌的打法看做一种“核讹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要摆脱这种“讹诈”，惟有抓到一手更好的牌。

第一次台海危机后，发展核武器被界定为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周恩来在1958年4月指出，“人民不仅要赢得战争，而且要赢得和平”，“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来保证世界和平是不可靠的。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大家都有核武器，保卫和平的可能性就更大，而且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毛泽东也在1958年6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以。”这样的战略，有没有苏联支持都不会改变。

早响，还是晚响？

在举国之力的支援下，负责核工业与核武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研究进展迅速。到1964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用的高浓铀235部件已加工出来;原子弹的理论计算、实验、设计、生产加工都按计划全部完成。

与此同时，设立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的核试验基地，也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全部254项工程的建设。

按照中央专委第8次会议的要求，二机部与国防科委在1964年9月1日做好了第一颗原子弹在铁塔上爆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那时，一个专门的核武器试验总指挥部也已成立，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担任总指挥，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任副总指挥。

是否进行试验？何时试验？这一重大议题被提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当时有许多信息表明，美国有人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进行袭击），想要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周恩来总理在9月16日和17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研究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机。

宋炳寰在回忆文章中写，9月16日的会议虽然开了一下午，但关于爆炸试验的时间问题，并未得出结果。

在讨论中，周总理并不偏向于当年10月试爆，他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要做两手准备：如果今年不试验，原子弹放在哪里？要防止被炸掉。能不能不经过在铁塔上爆炸试验，就直接进行空中爆炸试验？可能今年10月试验不太合适，要准备在明年试的方案。

第二天开会时周恩来再次提出：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需要多种方案。他觉得从战略上考虑，需要先设想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这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重视，要炸我们。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这向全世界表示我们打破了美、苏两家的核垄断。即便美、苏不来轰炸，它们也会包围我们，恨我们，孤立削弱我们，说我国扩张。但世界各国将重视我们，也向世界表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endprint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有些着急，“如果要推迟到1970年再爆炸原子弹，我们这些人都退休了。”宋炳寰对罗瑞卿这句话印象深刻。

会议结束得很晚，但对于试验时间仍未有定论。周恩来只说：如果要在今年进行试验，必须在9月25日以前定下来。

罗瑞卿不愿意再等了。18日他便将核武器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根据张爱萍当时的助手、“20号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在《原子弹日记》一书中的记叙，罗让张爱萍马上起草了一份《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传递出“万事俱备，只待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的意思。

9月20日，罗瑞卿以三军总长的名义，将报告上呈毛泽东。

最终毛泽东以一句“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果断敲定了爆炸时间：1964年10月。

搜身张爱萍

9月2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再次召集会议，此时已必须对试验的相关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他首先强调的是保密。指了指张爱萍与刘西尧，周恩来问：“除了你们俩还有什么人去核试验场？原子弹的运输怎么搞？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不应该知道的不要知道。”接着又巨细无遗地叮嘱：原子弹在运输的路上要实施封锁;这个时期根本不要写信了，除公事以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你们今晚要开个紧急会，具体地规定好保密条例，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密……

会议还没结束时，张爱萍起身向总理告假，说晚上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总理仰起头来，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下不为例，告诉乔冠华，以后再不要安排张爱萍的外事活动。

接下来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与会的李旭阁在《原子弹日记》里做了详尽记录：

当张爱萍刚准备离开时，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起来，堵住了他的去路。总理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问：“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摇摇头说没有带。总理仍不放心，建议他仔细搜一搜衣兜，看看里边有没有字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带出去。”

张爱萍真的当众将自己衣兜掏了个遍，没有搜出什么，总理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首次核试验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书记处也只有彭真知道，范围很小。一旦泄露出去，就会捅破天的。我爱人是老党员、中央委员，她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她讲。”

在座者无不喟叹总理保密观念之强。

张爱萍走后，周恩来又亲自交待李旭阁：“你们与中央联系，全部用暗语密码。”

就这样，“老邱”、“梳辫子”等暗语被编制出来。因为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球形，“老邱”被用来指代原子弹。按照密码对照表，原子弹在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台，密码为“住上房”;插雷管，密码为“梳辫子”;气象的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被称作“零时”。

零时到来

押运“老邱”的专列火车，1964年9月29日14时从青海221厂（核武器研制基地）驶出，途经西宁、兰州、哈密，于10月2日21时安全抵达乌鲁木齐。沿线遍布公安干警，在两省交界处，还要由两省公安厅厅长亲自押送。

10月3日、4日，拆解成部件的“老邱”被用军用飞机分5个架次安全运到了罗布泊核试验场区铁塔下的装配间。与此同时，高浓铀235部件也在公安部和二机部领导的亲自押运下，乘军用专机直接运到了核试验场。

“零时”的确定，成了最后一关。必须等待适合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佳天气。

到了10月9日，罗布泊的天空依然阴晴不定，难以捉摸。突然肆虐的大风、沙暴，成了让核试验指挥部最揪心的事情。

这天下午，气象预报显示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于是，核试验委员会党委常委会议很快决定：将“零日”设定在10月16日到20日之间。为此张爱萍特意派李旭阁乘专机直飞北京，向周恩来书面报备。

时间一天一天靠近。张爱萍与试验委员会每天研究天气到天亮。中央气象局派来了工程师，和基地的气象员一起判读气象图，每次至少耗时一小时，但专家们也常出现分歧，难下决断。

14日晚间又是狂风大作，黄沙滚滚。指挥部专家和将军们望天长叹。到了15日上午10点后，风力忽然转小，李旭阁赶忙又安排了数次“量血压”的天气会商。

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总指挥张爱萍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确定在10月16日15点。

此时的罗布泊一片寂静。李旭阁陪同张爱萍来到铁塔下，他感觉“深邃的天穹巡弋着一种罕至的神秘和沉默”。

原子弹于早晨运到了铁塔架前进行交接。张爱萍下令：8点钟插雷管。

接下来就是李旭阁主管的“20号办公室”向远在北京的“177办公室”发出密语。等待。等待。

零时到了。

直到10月16日傍晚，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在国内还鲜有人知。周恩来只在与毛泽东、刘少奇一起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时，小范围地宣布了喜讯。

但在23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一消息之前，一份对全世界公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已经提前拟好。这份声明中写：

“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源自《看天下》）

第二天开会时周恩来再次提出：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需要多种方案。他觉得从战略上考虑，需要先设想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

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总指挥张爱萍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确定在10月16日15点。此时的罗布泊一片寂静。李旭阁陪同张爱萍来到铁塔下，他感觉“深邃的天穹巡弋着一种罕至的神秘和沉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