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晓龙 在喧嚣的行当独自行动

朱诗琦

“有一拨人逐利，有一拨人踏踏实实该干嘛干嘛。

后一拨活得舒服得多，

我觉得应该做后一拨，就这样吧”

兰晓龙不做改编，可仍会有很多人来找这位著名编剧，他们买了部很好的小说，按照影视行业的说法，“一个热门IP”。

“不做改编的话，帮忙出出主意？”他们说。

于是一堆文件扔了过来。这几年，兰晓龙不是任何一部热播IP剧的编剧，资料倒是看了不少。他感到自己像个解答应用题的学生，不喜欢做题，接了题只好想方设法找解法。解法往往有些偏门，是他习惯的方式，而对方用的编剧另有一套创作思维。他每每要为明知用不上的主意费上好几天的力气，自嘲是“为了把‘拒绝两字说得好听一点”。

“小说里的人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它不过是用来挣稿酬的工具而已。”兰晓龙说。

于是这几年过去，他广为人知的作品仍是三部旧作——《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在有弹幕功能的视频网站上，这些电视剧无一例外被数目夸张的评论刷屏。三部剧播出时间分别是2006年、2009年、2009年。如无意外，循着这个从容不迫的步调，2013年，兰晓龙的新作《好家伙》会播出。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后，下一部作品。

他的脑袋里总是不缺故事。情节剧《好坏丑》的大纲早早便写好存于电脑。采访前一晚，兰晓龙翻出大纲看得兴起，给制片人好友侯洪亮发短信：“写得太好了，这哪个孙子写的啊？” 侯洪亮表示，时机成熟，这个戏可以做。“还有别的项目呢。”他说，这就是聊骚下，因为戏太可爱了，“里面可以承担的东西甚至超过团长，但又没有团长那么沉重。”

《好家伙》播出了，时间已经是2016年9月底。阴差阳错，一切都缓了下来。

好家伙

《好家伙》剧组筹备之初只有两个人：一个编剧，兰晓龙本人;一个演员，他的朋友张译。在朋友住宅的大堂里，两人各自不停翻着手机通讯录，一个接一个给熟人打电话。他记得自己靠着窗，视线里始终有一片湖，张译坐在沙发上，而电话那头的回复是意料之中的拒绝：“你要约我拍戏，居然只提前一个月？”

2012年，投资人朋友找到兰晓龙，问他手头有没有可以做的项目。朋友的影视公司次年的项目运营量不够，而如果要赶在2013年的时间节点播出，筹备时间仓促得只剩一个月。

图体刊记者姜晓明

有一个非常早的剧本，曾在2004年拍成电视剧《零号特工》。“人家那边正愁着没项目，那就做吧。”兰晓龙说。

他答应得多少有点冲动，项目上马后才愈发意识到时间紧迫得不像话。他也觉得是在为难对方。这个时候会联系的演员多半已有过不错的交流，人家想来，可是合同定了，人正在剧组。整件事透着荒谬，找完演员，他们还要找导演。“连导演都没有，你说这剧组有多乱？”理论上说，提前三个月联系演员已经算仓促，而导演需要的时间更久，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来运作会需要半年筹备期。连放弃的时间也没有了：李晨加入了，三人剧组发动各自的资源，卷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这样了，干吧。”他咬牙切齿。

码齐人马，心思放回剧本，这位编剧才开始想到最要命的问题：《零号特工》版本的剧本里，张译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阴郁的人，李晨的角色则非常暴戾。“张译完全是跟阴郁对着干的啊。再一看，我靠，李晨也不是那个角色。”他们是敬业的演员，一个敬业的演员不会想角色跟自己有多贴近，而是拼命去贴近角色。但在兰晓龙看来，剧本不合适，这么演会把演员最有价值的、甚至不属于表演技巧范畴的东西丢失了。

他决定把两个主角的戏全改了。

《士兵突击》

每逢一部戏开拍，编剧对兰晓龙来说是最快活的环节。“谁都不好跟你急，制片人不好跟你急，演员不好跟你急，导演不好跟你急，没人跟你急。”他得意地说，“我就可以扮演我闺女的角色，所有人不说宠着你，至少得惯着你啊。然后坚决不干活，希望我改剧本？没门，我就是来捣蛋的。”

但是这一回，一边拍戏一边改剧本，他变成了一个眼冒绿光、精神非常充沛而外表非常消瘦的家伙。

每天一睁眼，焦虑就摆在那里。“明天就要拍这场戏了！”

《好家伙》是一个双线的故事，这意味着几乎每场戏至少有一位主角在场。为了节省时间，导演拿着没改的剧本先去做统筹、制景、定场地、做道具，兰晓龙则保证改剧本时不动场次、不动大场景、不动大道具。“原来那个场景发生在哪个房间，我都不会挪到另一个。但整个戏全部要改掉。”他说，惟一能改动的是人物基点。实际上，整个剧本全部重写。最后除了一个上海犹太人的名字叶尔孤白，他想不起有什么角色是没改过的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

“这戏我花的力气，客气地说，至少够我做三个戏的了。”重提那段经历，兰晓龙还心有余悸。写剧本的日子里，他住在剧组，有时到导演屋里去喝点茶、吃点零食。俩人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说话。导演简川訸也累，他也累，累得谁也不想谈这个戏的事情，宁可明天现场发挥。

他们赶着时间拍完了电视剧，却没有料到等在前方的是接连的坏消息。2013年，投资方小马奔腾影视公司出事，电视剧的发行计划搁浅;2014年初，噩耗传来，兰晓龙的投资人朋友、小马奔腾董事长李明去世，享年47岁。

虐

兰晓龙的作品通常很虐，在《生死线》小说版的附文里，他对“虐”字有生动定义：不该死的人物都死了，而活下来的还惨过死去的。那篇文章的标题干脆叫作《大概还会虐下去》。

这串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士兵突击》里，伍六一瘸了腿，班长史今退伍;《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虞啸卿没能实现对龙文章的承诺，炮灰团的命运仍旧是炮灰;到了《生死线》，四个主角一半死于战争，活着的两位承受了太多的失去;现在是《好家伙》，故事主题词之一便是“死谏”，那首播出时被删掉所有歌词的片尾曲歌名是《送死的人来了》。

张译参与了这四部作品。他曾经是史今、孟烦了、何莫修，作为演员，这些角色见证了他的成名和成长。等到第四部戏，接到兰晓龙电话时，他知道自己肯定会参与，会第四次成为剧中角色，一个当时叫作李文鼎后来改名为何思齐的家伙。“这些年我在他这儿受益匪浅，从戏剧认知、审美到人生道理。”张译说，“我有一种感觉，他的作品好像落不下我。”

“有的编剧是自己不相信，让别人相信。有些编剧是自己相信，但是没法让别人相信。”好友史航说，“兰晓龙是自己相信，很多人又通过他相信一些东西。”

1990年，兰晓龙第一次来到北京。他放弃高考，准备报考艺术院校。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由于考学失败，处于在社会上漂着的状态，前途茫茫。他在成名后的采访中提及那段经历时说，他没想过自己能考上，只是很迷恋这里的艺术氛围，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但迟早有一天得回去，所以最可能的结果是在北京一直漂着，漂到某一天，现实所迫，回去该干嘛干嘛。

他出生于湖南邵阳。在当地重点高中读书，成绩不佳，自嘲拿毕业证都堪忧。高中毕业之前没出过省，如果不是后来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他自忖现在多半是托了医生母亲的关系，在当地药房做个药剂师。

在中央戏剧学院，他遇到了恩师黄维若。现在提到这位当年的班主任，他充满敬重和感激。但当年，他们有时候觉得老师层出不穷的“缺德”要求是在“逼他们上吊”。大学第一课，老师要求包括兰晓龙在内的一帮热血朝天而力不能逮的家伙不得写戏，老老实实写散文。散文课开了两年，每星期一篇，翻着花样写。最极端的时候，老师在台上亮出卡片，上面可能是风景画、电影照片等任何内容，写吧，五分钟换一张，接着写，最后连五分钟也没了，只给两分半的时间。

写小品，要求十多分钟内表现出大戏的底蕴，每一个小品都可以毫不夸张地扩张成一个《雷雨》那样的大戏。表现底蕴得靠说台词，于是全班成了话痨，还得一个个上台表演出来。下一个小品，要求变了，只准说三句台词。甚至不准有台词，但是必须完成几个转折。

基本功打了两年，专业课巨大的文字量把所有人往写字机器上推。学校夜里12点熄灯，戏文的这些学生每人两个应急灯，一晚上便能用完电，衡量彼此交情的标准是“你的应急灯用完以后，他的借不借给你”。

毕业多年后，某次见面，老师突然说了句：“兰晓龙是继承了我衣钵的人。” 兰晓龙在一旁面不改色地坐着，内心已经懵了，不敢接茬。他知道老师只带了他们这一个班，而且带班是奉了遗命，“他的老师去世前要求他必须带一班学生。”在中戏时，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有时码字太累，他会带着枕头去课堂上补觉，但有些东西对他很重要，哪怕已经入行快二十年了，他依然像个认真的好学生，不敢忘记所学：在基本功方面必须严苛，不能违背底线，但戏剧空间要无限大。

“编剧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艺术。”兰晓龙说，“而且像我这种，你有我还不干了。”他找合作伙伴，常常自己带好了文案，偶尔也有投资方定题材，但如果对方已经有了文案，他通常会出出想法，自己绝不做，因为这已经接近改编。

众人夸他的台词如何好，他更津津乐道的是剧本是为了表演和拍摄所做的文字，所以码字时想的其实是拍摄现场该怎么调度、机位在哪、某处的景地如何使用、演员该如何表演，甚至某影厂的枪械价廉物美，“几乎是个账房。”

账房算起账来自然是巨细无遗的。他没见过剧本大纲写得比他还详细的人。某电影的大纲，兰晓龙写了十万字，生生超过了电影剧本的长度。

他喜欢酣畅淋漓的表达，像写舞台剧一样对待电视剧的剧本，不写水词，反而变本加厉地精致。“人都那么瘦了，为什么不能让剧本瘦一点？”戏剧制作人袁鸿有时会提醒这位好友，是不是可以在词句上少些铺排，担心电视剧比较工业化，观众没办法消化。但袁鸿也明白，兰晓龙会用平等的视角对待电视剧前的观众和剧场里的观众，不会低估前者。《好家伙》发布会上，演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兰晓龙的剧本提高了文化，卢淼的扮演者冯晖说：“兰晓龙的剧本实在太过深奥和复杂，他的台词有三四层意思，变成自己的话却只有两层意思，没办法只好再背台词。”

同为编剧，史航拿“酒心巧克力”作比，兰晓龙的戏始终有一个酒心，就是他想传递的思想，但具体到写法上，他写戏很怪。比如《生死线》，“好多电视剧是抗战的《水浒传》，而兰晓龙写的是抗战的《封神榜》，把一些人的战斗和生活写出了玄怪一样的东西，有种离地半尺的怪异和豪情。”史航说。这部电视剧的剧本最初曾给到某著名导演，对方犯了难，坦言就想拍拍乱世儿女情。

自尊心

这位剧作家仿佛将心思与计较给了戏剧世界，至少在装点自己的居住环境上，他显得兴致索然。电视机被他实用主义地搬到了书房，充作显示屏，于是客厅孤零零地放了一个电视柜，书柜紧贴着墙面，沙发贴着另一堵墙，这些家具好像被主人刻意驱逐到了角落，让出中间一大片的空地。

他经常到天亮才开始写东西。“作息规律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袁鸿说，“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时区。”

对于写作环境，他也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态度。这段时间他正在写一个新的文案，而楼上的装修声连月没停过。为了说明这种神经大条，他告诉我，他患有神经性耳鸣，聊天的过程中，他的耳朵里其实始终有嗡嗡的鸣响。

兰晓龙式的逻辑是：听到噪音了吗？听到了。吵不吵？吵。干扰不干扰？对不起，我不让它干扰我。

“你不把它当回事，它就不是个事。”他说，“就像行业里有很多问题，所谓社会乱象，我的自尊心不允许它干扰我。”

即便在做枪手时，他也能从写作中榨取乐趣。那段枪手生涯从大学持续到毕业后的几年。他算过，自己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写一集多，而且每集能写到两万多字，完全不像打着经济算盘、惜字如金的枪手活。他记得自己是个还不错的枪手，定了题材就可以写，有次得到夸奖，“早知道我带四个人来干什么，兰晓龙一个人全对付了。”

现在他是著名编剧，自然不用做枪手了，问题变成另一个：用枪手。行业里做事的常态是：投资方要做某个项目，编剧接了活，写个大纲，然后交给枪手，或者编剧开个会，连大纲一块交给枪手。有制作方收到过这样的剧本，连枪手说的话也没去掉，剧本某处括号里写着：某某老师，您觉得这样是否妥当？

行业里，用枪手是风气。在一些人看来，用多少枪手、用什么级别的枪手成了身份的标识。某次和史航一块跟人见面谈项目，对方是圈外人，劈头就问了一句：“你们有多少枪手？”

“我怕有些人会觉得反正兰晓龙也做过枪手，做枪手没有什么。不是，做枪手非常毁人。”他同情枪手，而对操作枪手的人感到愤怒，这种行为的可鄙之处甚至并不在于剥削他人、挣黑心钱，而是很容易毁坏一个人对文字该存有的责任心。

“一旦丧失你对一个编剧性文字该存在的责任心，开始为了钱而写的时候，你就已经完蛋了，再也回不去了。”兰晓龙说。

这些道理也是一种自我提醒。近几年，整个行业在疯狂地往小鲜肉式的明星身上砸钱，改编自热门IP的影视作品成批地上映。这些热闹跟兰晓龙好像没什么关系。他把合作者限定于圈内相熟的朋友，对业外资本充满警惕。最近四年，他没停笔，电视剧、电影的方案码得整整齐齐，可是没有拍一部新作。史航说：“他太勤奋了。他老不出作品是因为他要求高，就变成了更多跟合作方的阴差阳错。”而兰晓龙自己更愿意提到女儿，称这四年“主要带孩子”，并且得意地宣布“我是一个好爸爸”。

由于《好家伙》的播出，接受采访时他被频问及收视率相关的问题，比如：影视潮流变化非常快，这部作品已经隔了四年，是否担心跟不上观众审美？兰晓龙感到有点好笑，又有点无奈。对方在谈市场，他答非所问：这几年观众审美在倒退，对一个正在倒退的东西如何谈得上跟不上？

“我听说现在我们演戏都已经可以到现场不用记台词了？”聊到演员，他幽幽地扔过来一句。“摆个嘴形，随便说点什么。这跟表演还有什么相关？”

他不打算跟上所谓的潮流了，而且决定不再被这些东西影响。“有一拨人逐利，有一拨人踏踏实实该干嘛干嘛。后一拨活得舒服得多，我觉得应该做后一拨，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