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发表历程
雷声宏
《红旗》杂志1981年第23期发表了胡乔木的重要文章《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对澄清当时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出现的思想混乱和理论错误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共中央在印发胡乔木讲话（即文章的初稿）的通知中指出：这个讲话“对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思想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详尽的阐述，对当前思想界的状况和问题从政治、理论上作了透彻的分析”。这个讲话，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导我国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文献之一。胡乔木将此文交《红旗》杂志发表，我作为责任编辑之一，有幸参加了编辑和校对工作，见证了该文从内部文件到公开发表的全过程。胡乔木对这篇文章呕心沥血地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精心修改，从中可以看出：胡乔木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全面、逐步深入的辩证过程。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的。回顾这篇重要文章的形成和修改过程，对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理解和掌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也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左”的思潮和“左”的错误进行了反思，各条战线呈现出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却走到了另一极端。他们认为，既然要解放思想，那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无的放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他们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不应有任何前提”，甚至认为“‘左的一套又来了”，等等。有的人通过理论文章或文艺作品鼓吹脱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观点。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同志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不敢进行批评，存在涣散软弱状态。
针对这些严重问题，邓小平于1981年7月17日上午，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
邓小平指出：当前思想战线上，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他说：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还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严肃地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
邓小平同时指出：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的问题。（详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758页）
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克服领导干部的涣散软弱状态，是邓小平这次谈话的重点。这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这次重要谈话的精神，澄清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的混乱，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1年8月3日至8日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在开会的头一天，胡耀邦作了长篇讲话。他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结合思想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讲了六点意见：一、这次开会的目的；二、邓小平7月17日谈话的主旨；三、在开展批评和思想斗争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经验；四、全党都必须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增强团结，改进工作；五、专门谈理论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的思想领导问题；六、信心问题。
8月8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胡乔木根据邓小平谈话和胡耀邦讲话的精神，结合思想界、理论界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针对思想理论战线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从政治上、理论上作了精辟的分析，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思想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
胡乔木的这次讲话长达三万余字，讲了五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他说：“批评、纠正和防止‘左的错误，在今后仍然不能放松”，但是，不能“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对立起来”，“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怎样影响着党内，形成党内思想战线的涣散软弱状态，以及怎样扭转这种状态。三、怎样开展正确的批评。四、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五、文艺作品应该怎样来对待“文化大革命”一类历史问题，以及怎样对待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
胡乔木讲话之后，听取和采纳了会内会外各方面的意见，对讲话原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补充。10月4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其印发全党。中央在通知中，要求全黨结合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合学习邓小平的谈话和胡耀邦的讲话，认真学习胡乔木的讲话。当时，我们《红旗》杂志编辑部也认真地进行了学习，并贯彻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刊物的版面上。
11月20日，胡乔木派人送来了讲话的修改稿。他在写给《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的信中说：“此稿作了一些修改，请照此稿发排。日内可能还收到一些意见，如有改动当续送。末二行请保留。”
与中央文件所印发的讲话稿相比较，这份稿子对许多问题作了较大的修改。我们统计了一下，如果连个别字句和标点符号的改动都算上，大大小小的改动共有220多处。其中较大的改动，包括内容上的补充和较大的删节共有30多处。我们将修改稿送新华印刷厂发排之后，胡乔木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主要是《红旗》杂志编辑部在编稿、校对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又作了十多处改动。一直到责任编辑在清样上签字付印的那天下午5点（本来应该是下午2点送印刷厂，因为等待胡乔木的最终修改意见，推迟到5点才送去），对文章的修改才暂告一段落。最后，胡乔木通过他的秘书打电话叮嘱我们：“如果稿子中还有技术性的问题，请你们编辑部研究处理。”
胡乔木对这篇文章先后进行的大量修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技术性的，包括语法、修辞、逻辑、标点符号等；另一种是属于思想内容方面的，包括对思想观点阐述的进一步深化和全面化，这方面的改动有成段的文字上的增加或删除。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是来自群众、来自实践；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对文章认真地修改，做到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力争使文章达到满意的
水平。
三
胡乔木对这篇重要文章进行的30多处较大的改动，加深和强调了某些重大理论问题，更完整准确地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我们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思考，从中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教育。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端正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克服片面性，全面地观察和分析问题，注意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说过：“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在这篇文章中，胡乔木在指出有些同志（当然是极少数人）“至今还看不清或者不承认存在这种自由化的思潮，甚至想方设法加以掩护。这确实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非解决不可的严重问题”之后，又在修改稿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见《红旗》杂志1981年第23期第8页第15行，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和行数）：
这个问题的存在，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同志看问题至今还容易有片面性的缺点。某个时候需要着重纠正一种倾向，似乎另一种倾向就可以放任了。这又一次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任何时候都必须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这就告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左”的错误，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但是，并不是说解放思想就可以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胡乔木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问题是邓小平7月17日谈话的中心议题。实际上，当时确实有一些人甚至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存在涣散软弱状态，对于明显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文艺作品不仅不批评，反而加以姑息和纵容，甚至有个别人还给予欣赏和称赞。这就使得那些错误认识和错误作品反而受到鼓励，得以蔓延。在那种氛围下，谁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敢于开展批评，谁就会被扣上“打棍子”的帽子。从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上看，这是一种片面性、走极端的形而上学观点。正如邓小平所说：“当前思想战线上，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这显然是对解放思想的一种误解或曲解。那种认为反“左”就不能反右，反“左”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显然是偏离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所以胡乔木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必须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二，要摆正党和人民的关系。
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有两种倾向是错误的：一种是把党摆在人民之上；另一种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进而要求取消党的领导。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胡乔木在批评“一些同志把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之后，加进了这样一段话（第11页倒数第3行）：
毫无疑问，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党只是人民的工具，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
在这里，胡乔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本质、历史使命和唯一宗旨。它的社会本质是“人民的工具”，当然，它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工具，而是能动的、有创造性的工具；它的历史使命和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这是针对当时部分同志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进而否定党的领导的一些错误言论而发的。那种认为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是互相排斥的观点，以及认为克服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是“中央政策多变”“‘左的一套又来了”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胡乔木论证了党和人民的正确关系，这就为正确阐明发扬民主和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致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第三，要正确对待犯自由化错误的
同志。
胡乔木提出，对这样的同志要给予全面的评价，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并给以善意的帮助。一方面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肯定他们过去工作的优点和成绩，以便鼓励他们努力克服缺点和错误，发扬优点并创造新的成绩。
胡乔木强调指出：犯自由化错误的同志是很少数，“这很少数同志也不是具有所有上述观点”，他在“并且其中大多數人”一句话的后面，加了一段话（第13页第7行）：
（他们）受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为党进行过长期工作，他们在工作中往往是既有缺点，也有优点，既有错误，也有成绩，所以他们的错误倾向经过批评教育是可以改正的。
显而易见，对于这样的同志，即使犯了自由化的错误，在指出其缺点和错误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过去在长期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决不能重复过去搞运动时的那一套“左”的做法：一个同志一旦犯了错误，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那种简单化的、走极端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无法达到教育和团结同志的目的。
第四，从组织领导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克服组织涣散、工作软弱、纪律废弛的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克服“某些同志在工作作风还是显得简单粗暴，思想僵化”的状态。
在文章第14页第12行末尾，胡乔木加了一句：
不研究和尊重科学、艺术的客观规律，把干预学术界、文艺界许多不应该干预的事情当作实行“领导”，这类问题也必须解决。
从上下文来看，胡乔木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在批评某些同志所犯的自由化错误的过程中，要注意既要克服不敢批评甚至姑息纵容的涣散软弱状态，又要克服简单粗暴甚至“打棍子”和“扣帽子”的做法。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注意克服涣散软弱和简单粗暴两种倾向。同时，胡乔木在这里对各级领导，特别是科学和艺术部门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研究、尊重科学和艺术的客观规律，按照科学和艺术的规律来领导科学和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操作中避免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产生。
第五，关于“怎样开展正确的批评”的问题，胡乔木从批评的目的到批评的方法，都作了重要的补充。
针对极少数人认为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无的放矢”，甚至有人把四项基本原则看成是“四根棍子”，胡乔木明确地强调了批评的基础和目的，从第16页第16行起，作了如下补充：
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批评，又要有各自的专门性要求。但是无论什么范围的批评，为了真正有效地达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都必须在理论上和事实上……
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各个领域开展批评的共同基础，同时又是各个领域开展批评的共同目的。
关于批评的态度和方法，胡乔木从第17页第10行起，加进了一段文字：
我把入情入理的说法改变了一下次序，这样多少跟它的原义有了些出入，因为原话的入情是指切合事情的情况，现在的说法就比较着重了同志间的感情，或者是所谓人之常情。入理是说切合事理，充分说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入情是说保持同志态度，准确理解和分析被批评者的心理状态，动之以情，而不要不近人情。
胡乔木在这里倡导的“入理入情”的批评方法，不但和那种不痛不痒、敷衍了事的涣散软弱的批评完全不同，而且与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吹毛求疵、罗织人罪、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所谓“批评”也迥然不同。事实证明：胡乔木提出的“入理入情”的批评态度和方法，更容易收到实效，但实行起来，需要更高的水平和耐心，需要做更加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开展批评的问题上，胡乔木强调批评者要有团结的愿望，强调要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同时指出，有两方面的原因妨碍上述要求的实现：一方面是批评者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或是方法简单粗暴；另一方面是被批评者不虚心接受。紧接着他在文章中列举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中央印发的文件上是有这两个例子的，但考虑到实际效果和被批评者的承受能力，公开发表时将它们全部删去了。
四
胡乔木的这篇文章在文风和写作态度上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通篇讲话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为人着想、平等商量的态度，丝毫没有居高临下或盛气凌人的感觉，这就营造了一种亲切和谐的善意气氛。
胡乔木在给熊复的信中，特意提出“末二行请保留”。“末二行”说：
谢谢大家费了三个多小时听我的讲话。因为情况了解和研究不够，一定有说得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这不是例行公事的客套话，而是胡乔木谦虚谨慎地对待自己讲话的态度的真实反映。实际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8月8日第一次讲话稿到11月底公开发表，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曾多方面地听取意见和建议，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而且表示还要不断修改。
这种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态度，在第20页倒数第10行起加写的这段话中也得到了证明：
这个问题（指文艺作品如何反映“文化大革命”这类题材——笔者注），本来应该由作家、艺术家来答复，他们会讲得更好，而且很多作家、艺术家已经通过他们的各有特色的优秀作品，作出了具体的生动的答案。但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作家、艺术家，希望我能就这个为文艺界和社会舆论所共同关心的题目说几句话，我想也不妨同大家交换一些
意见。
胡乔木对文章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深入思考、反复推敲，直至做到完整、准确。
这方面例子很多，此处仅举以下两例加以说明：
例子之一：第21页第12行，修改稿上加了一句话：“也很难像文学作品那样能给读者以反复阅读、充分思索、长期评论的条件。”后来，胡乔木专门给编辑部来电话，将“仔细玩味”四个字改成了现在的“长期评论”。
例子之二：关于“左”字带不带引号的问题。在以往的文章、著作、文件中，一般情况下，凡是表述错误路线、错误言行的“左”，都加上引号，以示与正确的左相区别；后来，又曾一度将所有带引号的“左”字的引号全部去掉了。这就造成了一些混乱。为了澄清这种混乱，这次，胡乔木办公室在胡乔木给熊复的信的末尾批注了几句话：
乔木同志电话说，全文中左字独用时，如左的错误，左的指导思想等，左字要加引号，表示不是真正的左，如说左倾则不加引号，因为倾字就表示偏离正确的方向。
为了把这个意思传达给广大读者，我们提出建议，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现“左”字时，加上一个注释。胡乔木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电话中通知我們，可以加注如下：
文中“左”用以独用时，表示这不是真的左，是假左或过左。但左倾就不用引号，因已说明是偏向，当然是错误的了。
我们按照他的电话记录加了注，同时向他提出：注释中的“用以独用”在语气上似乎不太顺畅，有点拗口，理解费劲，建议他再修改一下。不久，他又来了电话，将“用以独用”改为“作为贬义词独用”。这样，在意思上更为明确，语气上更加完满了。
原则定了下来，但在具体运用上，有时还是颇费周折的。“左倾”已表明了倾向，不必再加引号，那么，“左的错误”加不加引号呢？如果从“作为贬义词独用”来看，应当加；如果从“已说明是偏向”来看，又可不加。在这篇文章中，出现过几次“左的错误”的文字，结果有的加，有的不加，前后不一致。我们又请示该怎么办。胡乔木回答：可以不加。于是，我们便把文中凡是“左的错误”已经加上的引号统统去掉。这又给我们的编辑工作出了难题，因为在同一期杂志上，其他几篇文章中也有这类情况，都加了引号。但是不久，胡乔木办公室又来了电话：“左的错误”应算是“作为贬义词独用”，应当加上引号。于是全都加上了。
总之，从这篇文章的修改过程可以看出，胡乔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工作很忙，又出差在外地，但他对这篇文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考虑问题全面缜密、深刻细微，回答问题非常及时、准确。这样，由于他的高度重视和认真态度，我们的编辑工作也受到鼓舞，紧密配合，既保证了文章的质量，又保证了刊物的及时
出版。（编辑 赵鹏）
作者：红旗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