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叶燕华
[摘要]加强自身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亡党丧权的教训、党内自身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担负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只有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和预防腐败，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保证。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党的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8）02-0014-10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的根本保证。
一、强化自身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永恒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P44），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必须是工人中的优秀分子，以保证党的先进性。共产党员应该是无产阶级群众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最不知疲倦、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每个党员都必须承认、维护、遵守党章，都必须按照党章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为实现党的使命而奋斗。党的领导人则需要具备更高的素质。恩格斯认为仅仅具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两者都具备，还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 [3]（P270）。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不能成为松散的俱乐部；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我们现在必须绝对地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4]（P413）。马克思主义关于加强政党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论述还有很多，如，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P52）；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必须加强组织团结，反对分裂，特别是要与党内的宗派主义分子作斗争等。
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强化党自身建设的思想。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或更多。”[5]（P407）“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们应该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6]（P458）列宁认为，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集中统一的、有纪律的党，必须有“铁的纪律”，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列宁认为必须对党员进行严格管理，必须更加注重党员的质量，“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7]（P222）。必须按照党的有关决议和文件精神，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执政党必须反对特权，严惩腐败，对违法犯罪的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反思和现实考量
（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教训警示我们必须从严治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此为标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对于苏东剧变、特别是苏共亡党的原因，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不少学者从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因素等方面分析了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毫无疑问，苏共自身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导致其亡党的十分关键的因素，因而也特别具有警示意义。“苏共 20 万党员时取得二月革命的胜利，30 多万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200 万党员时（不包括二战中牺牲的党员）打败了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而在近 2000 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其中的教训十分沉痛。”[8]（P9）
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来看，苏共亡党的原因有：第一，党员特别是不少中高级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信仰的丧失。如，1991年6月即苏联解体前夕的一次调查表明，在苏联的高层干部队伍中，3/4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便是明证[9]（P106）。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执政70来年的党来说，这么多的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信仰丧失，着实令人震惊。第二，苏共长期脱离群众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苏共执政前期，广大党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力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特别是斯大林晚年及其继任者时期，共产党员数量虽不断增加，但由于一些党员特别是高层干部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脱离群众，党内创造了一个“追求自身特权和利益的管理者阶层”[10]（P42-43），这个腐败的官僚特权阶层，享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和特支权等不同类型的个人特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广大群众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所以，不少学者认为，苏共不是被反革命推翻的，而是被人民抛弃的。学者黄苇町认为：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的腐败……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11]（P259-260）。第三，苏共自身改革的错误导向。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但由于方针政策的错误，不仅没有扭转经济的停滞落后局面，反而使生产继续下降，人民生活恶化。经济改革受挫后，戈尔巴乔夫将改革矛头对准政治领域，认为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在1988年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后，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全盘照搬西方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政治模式，并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口号。“公开性”纵容舆论否定苏共历史和苏共领袖人物；“‘民主化就变成无政府主义，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了谁。同时，把‘民主化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12]（P8）最后竟然发展到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取消党的领导地位。这对苏联和苏共来说，都是最致命的一招。2006年，在接受《环球人物》访谈时，戈尔巴乔夫对当初激进的改革也不无后悔，他说：“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13]（P17）苏共丧权亡党的教训警示我们，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必须时刻不忘加强自身建设。
（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都还存在各种突出的问题，全面從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党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4]（P61）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党员干部丧失了理想信念，宗旨观念淡薄，盲目追求金钱和享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没有得到完全遏制；反腐败压倒性态势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未取得压倒性胜利；选人用人领域的腐败也还未禁绝，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时有发生；有的领导热衷于搞“小圈子”“拉山头”、搞人身依附；有的领导干部践踏民主集中制，大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还有的干部“为官不为”，和稀泥、混日子；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如同一堵无形的墙，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长此以往，就有滑入“塔西坨陷阱”的危险，就会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党必须以新一轮“赶考”的态度，努力解决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正如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5]（P43）
（三）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需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将近70年的执政之路，成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和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历史一再警醒，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取决于人心向背。新形势下随着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的变化，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中国自2010年经济总量成功超越日本起，稳居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起来了也有“发展起来的烦恼”：第一，党执政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严峻。比如，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针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壮大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竭力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抛出所谓中美关系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同时，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也给一些西方国家向外输送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提供了便利条件。东欧中亚发生的“颜色革命”、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日钓鱼岛之争、南海问题等，都警示我们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长期执政能力。第二，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国内各种风险挑战和矛盾冲突相互叠加。正如邓小平早就告诫过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6]（P1364）比如，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等收入陷阱”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乎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重大政治问题。跨越这个“陷阱”，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又如，推动当前民众普遍关注的贫富差距过大、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环境污染、教育、就业、住房、交通、物价、司法公正、社会治安、脱贫攻坚等问题的解决，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承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对执政党提出了空前挑战。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所认为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执政团队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中国完成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三大治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这两大陷阱，引领中国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这一历史性跨越[17]。
三、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选择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顶层设计。
（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毛泽东曾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8]（P133）在当今中国，没有什么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由我国的国体性质决定的。自1921年建党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今，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19]（P434）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首位，凸显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党的政治建设，就是全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14]（P62）。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一般都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领导核心，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之一，是保证正确方向、形成强大合力的关键。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誰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7]（P249）列宁在文中深刻阐述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和维护党的领袖权威的极端重要性。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邓小平曾精辟地论述领导核心的重要性，指出：“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个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20]（P310）由此可见，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央的权威、党中央的核心是息息相关的。
（二）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自己的阶级和政党，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1]（P17-18）列宁非常重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建设党、武装党，将其视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发挥先进战士作用的根本保障。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对轻视和否定理论武装的言论进行了驳斥，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锋战士的作用。”[7]（P70-71）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坚持思想建党，要求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纠正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针对边界各县党的成分几乎完全是农民的情况，就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2]（P77）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通过思想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自这次会议之后，思想建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其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好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的问题，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目的就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
（三）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
马克思主义历来十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性，认为这是实现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充分发挥党的各方面优势的重要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制定章程中，就规定了较严格的纪律。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也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保持“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7]（P244）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有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保证了全党的统一意志和行动，才保持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才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谈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时曾说过：“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23]（P341-342）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这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等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是党夺取革命胜利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根本保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同样必须靠铁的纪律来保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遵规守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的：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开拓，用权上则要谨慎而行，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而言，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有重要的示范效应，领导干部带好头，就能引领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破坏法纪，普通党员就可能“上行下效”，各行其是，自作主张，这样必然导致组织涣散。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担负起纪律建设的责任。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纪律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厉性，而在于其惩处的不可避免性。党的纪律和规矩是铁的纪律和规矩，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是不可动摇的一条基本原则。“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24]（P7）
（四）驰而不息地抓好作风建设
执政党的作风关乎自身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执政党自身的生死存亡。苏共亡党丧权、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执政资格，都跟其作风建设不严、形象恶劣，以致最终失去民心、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密切相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都面临艰巨繁重的任务，迫切要求执政党自身坚强有力，迫切要求把党自身的作风建设作为一项经常、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来抓紧抓好，继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判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形成和发扬了“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和求真务实的作风，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可靠保证。然而，面对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长期执政条件下一些党组织和党员放松自身改造等原因，党在作风建设上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如，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理论和实际脱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一些党员和干部纪律观念淡薄，放松自我要求，信奉实用主义等。这些不正之风不仅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还会像一堵无形的墙，将党和人民隔离开来。对这些作风方面的顽瘴痼疾，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整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14]（P66）
（五）坚定不移惩治和预防腐败
腐败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最为人民群众所痛恨，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依法惩处违法犯罪的党员领导干部，有力遏制住腐败蔓延的趋势，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严惩腐败、净化肌体的鲜明态度，树立了党的权威、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腐败的形成非一时一日，反腐败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仍然影响恶劣，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首先，必须坚持惩治这一手不放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向世人证实了不管官员权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根子有多深、关系有多硬，只要胆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只要敢于挑衅党纪国法的权威，就必然会被绳之以法，受到惩处。当前，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九提出的“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14]（P67）的要求，减少腐败存量，切实遏制腐败增量，为“治本”赢得时间，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其次，要抓好预防腐败工作。反腐败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在一手抓惩治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治本工作。一要強化廉洁教育。“关键的问题是教育人”，教育是基础，关系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良好的廉洁观一旦形成，就能极大提升人对腐败的“免疫力”，要跨越这道“防线”必然要经历十分激烈的心理斗争。因此，要吸收古今中外廉洁文化的精华，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加以宣扬，营造廉洁用权、廉洁办事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对党员领导干部还应该加强反腐败警示教育，以活生生的案例警醒人。二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腐败的实质是公权力的滥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5]（P154）为此，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监督的同时，还要注意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等手段，形成权力监督的强大合力，切实把任性的权力“驯服”。三要健全预防腐败体制机制。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四要加快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创新反腐的权力制度，即从权力的架构制度、权力的获得（官员选任）制度、权力的行使（官员的监督）制度与权力行使者的待遇（官员待遇）等方面改良“土壤”，使权力的赋予、行使、监督和制约都实现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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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