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红利共享：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庞庆明++刘静

[摘 要]中国在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临红利释放不足和红利分配不公两大难题，需要推进国家自主创新、地区自主开发、企业自主经营、实体自主运行，以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不断释放包括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技术红利、信息红利、体量红利、联动红利在内的各项红利，并由人民共享。作为成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和内在要求，内生红利共享不会自动实现，而必须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科学发展为复合动力，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为政治保障，以政府主导作用、公有企业主体地位以及非政府组织主力军角色为组织条件和制度依据。

[关键词]内生红利共享；全面小康社会；根本要求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4-0061-07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十三五”时期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也紧紧围绕着这个奋斗目标的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这些目标要求，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新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即内生红利共享。只有厚植发展优势，才能释放更多红利；只有将释放出来的更多红利向社会底层倾斜分配，才能为全体人民共同进入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内生红利共享构成了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先决条件与根本要求。

一、红利释放不足和分配不公是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中国政府妥善应对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在内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在适应新常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觉调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转变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方面，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13多亿人口的人均GDP增至7800美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科技方面，一大批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国防方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成就显著，强军兴军迈出新步伐。国际方面，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国[1]（P2）。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局面。然而，中国全体人民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还面临很多挑战，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红利释放不足及红利分配不公。

（一）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导致红利释放不足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进一步向着信息化、智能化、城镇化的现代小康社会迈进，民众对实现红利持续增长的生活愿景充满期待。在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道路上，满足民众的多样期待和多元诉求，不能再走传统老路。因为在传统发展模式下，不仅红利增量要受人口、资源、环境、国际等因素的制约，而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也会带来红利分布结构的不平衡。

首先，传统发展模式下，要素红利释放总量不断递减。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下降03个百分点。在老年人口占比逐年上升的同时，劳动人口占比逐年下降，再加上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虚拟经济对实体领域劳动者所创红利的挤压，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存量和增量。此外，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比先行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属高碳排放阶段，资源禀赋结构呈“多煤、缺油、少气”的高碳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高碳的加工制造环节。这一特殊阶段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而且其发展模式亦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 获取所需资源无非是通过国内开采和国际交换两种途径。国内容易开采的资源基本开采完毕，今后资源开采价格必定要上涨，治污成本也必定会提升；国际能源资源市场波动也势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影响[2]。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红利释放，越来越受到劳动人口供给数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释放活力和数量明显衰减。

其次，传统发展模式下，要素红利分布结构严重失衡。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过分依靠“三驾马车”，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对GDP贡献较大的工业，区域结构过分偏重沿海发达地区，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过度倚重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要素，使行业、区域以及阶层之间的红利分布结构严重失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央推出四万亿投资等刺激政策，这对当时的“保增长”起了明显作用。但由于刺激政策退出不太及时，也带来了产能进一步过剩、债务负担加重、资产价格泡沫增加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随着部分行业的萎缩，市场需求和产品订单明显减少，相关领域大量企业纷纷破产，引发就业岗位的减少，财政增收的困难以及金融风险的加大等问题[2]。不科学、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传统发展模式，加上产能扩张、通货膨胀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仅使人口、资源红利的释放机制不能正常维系，反而带来了实体经济活力萎缩、产能过剩、房地产巨量库存等一系列问题，红利分布结构失衡现象进一步加剧。

总之，面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大转型，中国要顺利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就必须正视和克服两大矛盾：释放更多红利的改革发展要求同改革的现实难度进一步加大，红利释放的硬约束和软约束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经济社会转型中对红利释放分布结构的新要求同传统红利释放方式对红利分布结构的固化作用之间的矛盾。因此，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改革释放更多红利，平衡红利分布结构，就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反之，如果这两大矛盾解决不好，红利总量衰减和红利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则势必影响到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进度和水平。

（二）国家再分配能力较弱造成红利分配不公

市场经济使城乡、区域、阶层之间发展差距自然拉开，而国家再分配政策又执行受阻，结果导致红利分配严重不公。1949年以降，中国开始构建一个组织网络严密、调动和掌控资源能力空前的国家体系。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自主性呈极强状态，国家做出的任何决定，无论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抑或是广大民众，都会毫无怨言地坚决服从。正因如此，一直以来国家能按自己的政治意图执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绝不会受任何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放权，政府对企业的放权，加之政府行为企业化和市场化，致使国家权威破裂化和庸俗化，国家在分配领域颁布的政策不仅得不到或不能充分得到地方和企业的支持，反而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获”[3]。

此外，国家作为初次分配的秩序维护者和再次分配的直接执行者，还面对经济增速的趋缓和换挡，财政缺口加大，债务负担加重，许多地方政府无力承担日趋繁重的支出责任等现实问题。下一步红利分配制度改革将比以往更复杂，实现红利分配均衡化的难度更大。一是分配对象复杂。不仅包括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还包括技术红利、信息红利、体量红利、联动红利在内的各项红利。二是分配阻力增加。改革红利分配制度就是要理顺社会成员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合理确定和公平分配权利、利益和责任。说到底，就是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重新调整社会利益结构，这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和顽固抵制。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要实现红利在全社会的公平分配，必须增强国家自主性，全面提升国家再分配能力。

二、内生红利共享是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十三五”期间，中国处在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对红利释放衰减和红利分配不公等问题，中国经济社会治理的重心应放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内生红利共享理念，则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明显短板的积极应对。所谓内生红利，是指不依靠外力推进实现红利释放，内在的制度创新是保证红利释放的决定因素。所谓内生红利共享，就是内生动力释放出来的各项红利，由人民共享。理解内生红利共享理念，需要把握三个方面。

（一）内生是红利释放的源泉

内生动力，即从自身内部产生的力量，是红利释放的动力来源。它包括四个基本方面：第一，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关系方面，要把着力点放在国内，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并认清一味学习和模仿西方做法的弊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探索，不再摸着石头过河，更不能走老路、邪路，而是需要以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顶层设计体现制度性自主创新的自觉和自信，是内生动力形成的主观条件。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从而保障了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为形成内生动力提供了客观条件。当前中国所从事的小康社会建设环境，是以全球化为背景并由传统社会主义躯体蜕变而来。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既要发挥好公有制的制度功能，也应该适当、合理借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诸如科技创新、资本运营以及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成果。对西方成果的借鉴，是内生动力形成的外部必要条件，但借鉴又是以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为前提。如果一味学习和模仿西方做法，则极易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丧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难以超越西方资本所有制，难以摆脱红利分配两极分化的厄运，甚至重蹈前苏联被和平演变的覆辙。

第二，在“造血”和“输血”关系方面，贫困落后地区要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也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老少边穷地区有两种摆脱贫困的方式：政府扶贫和自主开发。前者包括财政向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对贫困人口实行低保政策，做到应保尽保，这对于坚持普惠和均等方向，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提高全民红利共享水平，是非常必要的。不过，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还是在宏观政策环境驱动下，本地区如何做出主动选择，即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生存质量。只有在良好宏观环境的驱动下，按照自身需求独立做出判断和选择，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固有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轨迹，做出适应经济升级和社会进化的脱贫行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生存条件恶劣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搬迁，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P33），这都是为贫困地区形成红利释放的内生动力所做的有益探索。

第三，在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是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又逐步转变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是由于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飞跃，中国民众不仅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而且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当下中国又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依然要“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1]（P10）。当然，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观点解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中国，市场只是对一般性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亦即市场的决定作用是有边界的，不是决定一切的，应由政府根据群众意愿和实际条件对市场作用进行取舍权衡。比如，当前工商资本下乡，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国家城乡规划发展成本，但无边界、一刀切且不尊重农民意愿，超出农民承受能力的资本下乡，无疑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增加农民生活成本，加速农村两极分化。从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工商资本下乡不可能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甚至还极有可能使农民重返绝对贫困状态，造成新一轮的城乡对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要搞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东西。”[4]（P138）

第四，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方面，要振兴实体经济，培育优秀实体企业，鼓励劳动致富，抑制投机行为蔓延。实体经济是关于物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流通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则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而来的以票券方式持有并交易资产权益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前提和基础，而虚拟经济最终服务于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做后盾和依托，虚拟经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鉴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实体经济，而虚拟经济又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不小冲击，故应在培育优秀实体企业，鼓励人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基础上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促升级。对于虚拟经济，要“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施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1]（P17-18）。只有以振兴实体经济为根本，同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才能更有利于创造财富，扩大就业，增加税收，释放红利，改善生活。

（二）内生释放出来的红利，不仅包括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还包括技术红利、信息红利、体量红利、联动红利

受传统经济模式、自然地理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释放衰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释放潜力缺乏，更不意味着两大红利的释放源泉枯竭。事实上，近年来大规模城镇化的推行、户籍制度的松解，技术培训教育的普及，使大批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或城镇居民转变，不仅有效提升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而且丰富了他们的交往关系和知识视野，大大开拓了红利释放的潜力空间。与此同时，鉴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总量和污染存量快速增长，经济增速又远高于技术改进速率，资源消耗总量仍呈上升态势，“十三五”提出实行能源、建设用地、水资源使用总量和使用强度的双控行动，以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绿色发展，也使得资源红利或者说生态红利不断得以释放。

技术红利和信息红利是科技革命的产物。随着大数据时代和高智能社会的到来，特别是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信息工具的大力普及，两大红利的释放空间亦会愈来愈广阔。知识——技术——智能——数据——信息是五位一体的关系。知识是技术的前提，技术是智能的基础，智能是数据的载体，数据是信息的元素，信息又是知识的来源。技术红利和信息红利的普遍、持续释放，显然离不开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比如，文化旅游市场的演出收入主要靠门票，而票价的40%要归旅行社。如果引入“互联网+文化旅游项目”的模式，通过移动互联网买卖门票，就会大大增加演出公司的收入和演员的报酬，演员演出的质量随之提升，观众也得实惠。公司和演员比以往多得的收入，难道不是由技术和信息带来的吗？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技术红利和信息红利的释放空间会越来越广阔。

体量红利和联动红利是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产物。中国雄厚的物质基础，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展潜力，无疑会带来惊人的体量红利和联动红利。任何时期国内外经济运行都有其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以经济增速趋缓和巨大社会代价为表征的新常态，乃是周期性经济运行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经过爬坡、调整和变革，中国经济定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爬坡前行不能无限期。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一带一路”、京津冀以及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等重大战略，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尽量缩短区域全面转型和利益深刻调整的阵痛周期。空间要素流动是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整体与全局的发展，都是由于某些区域领先发展，并由领先发展区域的积极开放，即要素输出、能量扩散而引起。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让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一体化服务水平，可以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深化社会分工，发展产业集群，从而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源源不断地释放体量红利和联动红利。

（三）共享是红利内生的落脚点和归宿

实现红利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为什么主张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是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统治和剥削雇佣劳动的阶级对立关系，是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这一生产方式不仅引发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而且还会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于共同富裕构成了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所以“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亦即共建共享，也就成为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三、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背景下内生红利共享的实现条件

以内生红利共享为基本理念，确保中国顺利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还需要具备相应的动力条件、政治条件、组织和制度条件。其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科学发展相结合，构成内生红利共享的复合动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构成内生红利共享的政治保障；坚持政府调控的主导作用、公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角色相结合，构成内生红利共享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依据。

首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科学发展相结合，是内生红利共享的复合动力。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实现内生红利共享、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让人们的创富活力争相迸发，但容易产生两极分化；政府调控可以缩小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但干预过多又会抑制社会活力。因此，改革的根本任务在于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然市场要对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那么，贫困落后地区理应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自身优势，找准发展定位，突破发展瓶颈，形成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内生动力。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还意味着处理和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元张力关系的全局性和迫切性。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根本方面，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需要服务的。如果因为虚拟经济问题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不仅阻抑内生红利释放，而且还会使红利分配进一步走向两极分化。

深化改革并不排除扩大开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深化改革是扩大开放的根本前提，扩大开放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扩大开放不是红利释放的内生动力，但却是内生动力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内生红利释放，既是立足国内，充分运用自身制度优势、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要素集聚和分散的过程，也是在一个共同的市场空间内，各经济体相互联动的过程。内生红利共享，不能不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只有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亦即实现内生红利的全球共享。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都是为了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过去粗放型发展模式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两极分化、产能过剩、房产库存严重。解放和发展红利释放的内生动力，最终实现红利共享，必须调结构、转方式、重质量、求公平。只有从实际出发，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注重发展质量，追求社会公平，才能释放更多包括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技术红利、信息红利、体量红利、联动红利在内的社会红利，才能使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

其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内生红利共享的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内生红利共享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确保中国沿着正确航道顺利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政治保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处理好“造血”和“输血”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才能带领全体人民成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和规矩摆在第一位，并做好思想引导、依法决策、干部推荐等工作，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要求树立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把增进民众福祉，落实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内生红利共享的实现，要以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为前提，以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核心，以落实民众监督权为保障。正如习近平所说：“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4]（P135）

坚持党的领导，发扬民主权利，必须走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实现内生红利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5]（P6）只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才能维护好生产和分配秩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限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当干预，确保红利充分释放和公平分配。

最后，政府调控的主导作用、公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角色相结合，是内生红利共享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依据。红利公平分配，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尤其是现代化的政府再分配能力，国家再分配能力现代化又必须以强大的国家自主性做后盾。邓小平在1985年就曾强调：“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6]（P139）具体而言，各级政府在结构调整、项目投资、创新创业、民生改善等领域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只有真正体现广大民众的普遍意愿和根本利益，并通过法定程序将其转变为国家意志，才能突破资本牟利主导下的发展模式，避免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操纵和指挥，因而也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增强国家自主性，推进国家再分配能力现代化，增强宏观调控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水平，从而保障各项红利在城乡、区域、阶层之间分配的公平正义。

政府调控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物质基础就来自公有制的制度安排。只有坚持公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坚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保证红利共享和共同富裕。如果说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按劳分配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条件。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7]“十三五”规划建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对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释放更多红利意义重大。大型央企在创新驱动增长、内生性红利释放等方面，则具有制度优势、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离开公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的创新主体地位，高效率、大规模科技创新就无从谈起，社会红利也就既不能充分释放，也不会全民共享。

如果说政府在坚守底线、突出重点方面履行职能，企业在创新科技、提高效率方面发挥作用，那么，包括商会、协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则是搜集信息、回应需求的主力军。非政府组织作为联系政府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通过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内生红利共享的共识和力量，有利于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和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推进社会红利分配环节和步骤的精细化，有利于实现政府分配和社会分配的良性互动。以“共享”为己任的慈善组织，通过社会救济、社会互助以及提供志愿服务等活动，直接履行社会红利第三次分配的职责和功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生红利共享方面各有长处。只有充分发挥它们的各自优势，才能形成合力促进红利释放和共享，从而确保中国成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李佐军.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八大新挑战[EB/OL].光明网，2015-11-03.

[3]张晒.国家自主性与再分配能力：转型中国分配正义的一个解释框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习近平.要建成几家有强大公信力的新型媒体集团[EB/OL].新华网，2014-08-19.

责任编辑 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