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施宣圆先生

编者按：施宣圆先生是上海《文汇报》高级记者、编辑，曾长期主编“学林”专刊，工作兢兢业业，并积极倡导“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使“学林”专刊成为全国社科领域学术争鸣的主要阵地之一。蒙他长期来对《世纪》杂志的关心支持，惠赐佳作，本刊曾发表其《“忘年人”蔡尚思》《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访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先生》《我认识的朱维铮先生》等多篇高质量文章。2016年7月3日，施宣圆先生不幸因病在沪遽然辞世，享年76岁。本刊为纪念施宣圆先生，彰显他倡导争鸣繁荣学术的一生和正直敢言的品格，特发表王孝俭先生的文章，以飨读者。

不满有人借《上海通志》出版在《文汇报》上刊文

2005年12月的一天，《文汇报》记者施宣圆打来电话，问我看过这月16日的《文汇报》否，要我看看，谈谈想法。我是看过这天的报纸的。报纸非常少见地，用了两个整版刊登了六个人的文章，谈一周前首发的《上海通志》。这六人我都认识，其中四人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前后领导，另外两人分别为上海知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学者和上海史学者。我以为《文汇报》的这种做法，是时下的一种常规行为。一项大的工程，特别是文化类的，在竣工后，请些相干或不相干的有知名度的人，写文章，谈体会，发议论，来肯定这项工程。

确实，《上海通志》的编纂和出版是上海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前所未有。它是上海有史以来地情的一次大清理，光从1100万字的篇幅，出版费用达500万之巨，可见工程之浩大。1994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发文，决定编纂《上海通志》，还专门成立了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及工作机构上海通志总纂室。来头大，参与者也众。全市100多个市级职能局、所有综合性大学、驻沪部队，都参加了进去，参与者更达数百人。《上海通志》的成功，是上下合作，众人努力的结果，在上海文化史和城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彰显了时代的进步。上海通志的编纂，追根溯源，还要推及到1932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鉴于上海市已设立数年，已有完整、统一的行政区划，又为国际都市，成立了柳亚子领衔的上海通志馆，集合时贤，着手编修《上海市通志》。只是国难频仍，到1949年，尚未完成，后编修之事，一搁就是半个世纪。1994年旧事重提，确也有历史的渊源。只是世界已变，万事要重起炉灶。经过10年的努力，终成正果，《文汇报》用这么大的篇幅推介，是这张报纸的当行本色。我不明白施宣圆老师要我看看这几个人文章的用意，只是看了其中四人的大文，想起《诗经》所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我闻其声，不见其身”，未置臧否，只能遵哲人“吉人少言”“一说便俗”的古训，不说话，最终也没答施老师的腔。不过，我从语气中觉察到施宣圆对其中有些人的文章是不满的。此事就这样过去。

施宣圆老师是“文革”前进的报社，算是新老派相融的报人，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长期主持报纸的“学林”专栏，发表的许多文章，在当时意气风发的拨乱反正中，是投向伪史学伪学术的一枚枚炸弹。在资历上、学养上，我和他要相差好几个层级，我和他认识，还要感谢复旦的周振鹤老师。

策划上海建城700周年大讨论

1990年7月3日，《文汇报》发表了周振鹤的《明年是上海建城七百周年》的文章，文章在报纸的版式上还作了特别的处理。文章提出，1991年8月19日是上海县建县七百周年，全世界许多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建城纪念，唯独上海没有，我们可以上海建县的日子作为建城的日子，明年恰逢700周年，应举行纪念活动。对周老师的创议，我甚为钦佩，上海一直说是滩，现在来说城了，就是进步。周文发表的当天，在市志办朱弘小弟的敦促下，我对周老师的提议，提出了两点不同的看法。一是上海建县应在1292年，二是建城的标志，建县是否就是建城。事实上，本人才疏学浅，谈此问题只能如本地人一句老古闲话“猫食盆里鸭塌嘴”，现在妄议，端出于我在主编《上海县志》，对上海立县的史实摸得较为清爽，而周老师的建城说，就是立于上海的建县。我想，这也一定是朱弘在周文发表的当天就打电话来找我的原因。时市志办成立不久，还未有“抓手”亮相于世，人称吴大帅的市志办吴云溥主任认为，上海建城是个好题目，周文发前人所未发，现在话题又有对立面，就趁热打铁，于是就有了8月21、22日的崇明东平公园“上海建城年代论证会”。在会上，我认识了忙上忙下的施宣圆老师。那时他满头黑发，说着与周老师同样的让人不忘又有点滑稽的闽南口音的普通话。

到会的除了复旦衮衮诸公外，还有上海社科院的教授。市志办帅将前锋都参加了，有吴云溥主任、姚秉楠副主任，前锋朱弘，王继杰。崇明县志办主任周之珂大姐赶来帮忙，看看会议有啥要她做的。

会议要议论的还是上海建县年份的确定上，关于建城的标志几乎没议。议论的阵营是分明的。一派是“复旦党”，是“执政党”，与会者近20人，他们占其半。显眼的有老书记林克老师、副校长庄锡昌老师、历史系系主任黄美真老师，时显年轻的邹逸麟老师，还有后来当了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济顺老师。周振鹤老师是主角，他的衣着和发式用上海话来讲，有点“奶油”。 复旦几乎搬去了半个历史系。总之，那时这批知名人士还很年轻，朝气蓬勃。另一派是社科院的唐振常先生、谯枢铭先生，以及我，势单力薄。而其间，唐先生又违背自己主编《上海史》所持上海建县于1292年的观点，临阵“变节”，倒向了对方，我们败下是一定的。施老师“不欺人穷”，对我们的讲法予以公正的态度，过来找我，建议就这个话题，可在上海县县治所在地莘庄再进行一次讨论，人员可增加，对扩大上海县的影响也有好处。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知施宣圆是周振鹤那篇文章的始推者，直到最近市志办继杰兄给我看了施生前的回忆文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施老师的情感是真純的，他看到了谯枢铭老师和我对建县年份这个问题的认真，他同情弱者，于是有了在莘庄镇上海县政府招待所举行的第二次“上海建城年代论证会”。上海县志办施荣华主任率全体县志办人员也兴致勃勃参加了讨论会。时在8月31日，距第一次论证会仅10天，那天上海来了台风，风雨交加。现在细想，两次论证会，施宣圆或许就是这场戏的导演之一，上海立县是1291还是1292年的讨论，并非这两次会议的真正旨意，普及上海建城知识，加深市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伟大城市的认知，让地方志、史学为上海城市建设做点事出点力，才是真正的本意。这个目的实际上是达到了。虽然纪念上海建城700周年的事后来因种种原因，先舆论上造势轰轰烈烈，后又变得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但上海市民通过这次由施、周两人策划，继而讨论，一直到建城纪念提议送到了市领导的桌面，不啻是上海市民上海史知识的大普及，上海人从来还没有过如此规模、如此由表及里地真正关心起上海的前世。上海县借了讨论的东风，在1991年举行了隆重纪念建县700周年的活动。还开了纪念上海县建县70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群贤毕至，谭其骧、陆诒、唐振常、黄苇、方行、夏东元、沈渭滨、吴贵芳等名家与会，畅谈上海县700年。记得谭其骧教授对会议招待的一道银鱼炒蛋菜肴极为欣赏，连称多少年没吃过了。但谁也没想到上海县的历史使命行将终结。700年的上海县，孕育了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的上海县，终于在1992年的一纸批文中被撤销。但上海建城700周年的讨论和纪念，永远载入史册。施、周的用心也没有白费。endprint

以报刊声援不被人重视的上海方志工作

实际上，施宣圆老师对上海地方志的关注，早从1987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后就开始了。上海郊县不少编地方志的朋友也因此和他相识，他那口不敢恭维、荒腔走板的普通话，笑吟吟的四方脸，让大家高兴。更让我们从事方志事业的人高兴的是，他屡在《文汇报》上发表相关地方志文章和报道。《文汇报》是被知识界和学界看作自己的报纸，是国内知名大报，“文革”中几篇颠倒乾坤的大文章，让它走进了乡村田间，连我插队当农民的生产队一时也订了一份，尽管生产队长是个文盲。当时中央的“两报一刊”是全国舆论的至高权威，我认为加了文汇报，变成“三报一刊”，才算完备。至今当年“文汇报”改了字体的报名，三个字如榔头敲木的三个印记，犹然在目。后来失去了自己的风格，影响日衰，变成了一张区域性的普通报纸，不重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志编纂热也在理中，当然也不会估计到几十年后，地方志编纂这种古老的形式会如此鲜蹦活跳地占了区域文化的一个层面。施老师似乎把脉到了这细脉，1988年在《文汇报》上发表其第一次的相关报道《〈上海市志〉开始编纂》。此报道可看作《文汇报》关注上海地方志的开始。1992年，是上海地方志编纂的收获之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市农委联合召开会议，宣布上海市郊10部县志，历时10年，基本编修完成，其中6部已出版，4部已付梓。施老师写了报道，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出席会议，并讲了热情洋溢的鼓励编志人的话，假其光，这条消息上了文汇报的头版。1993年9月22日，《文汇报》又刊登施的报道《〈上海县志〉首发式举行，上海郊县十部县志全部出齐》。施不遗余力为不为人重视的地方志编纂鼓和吹，给予市郊朋友极大鼓舞，两次报道，为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舆论环境，提高县内上下对地方志的认识，功不可没。由此，施宣圆的名字更为大家所熟知，我和他也有了进一步相知。后来大家都忙，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再后来他知道我在帮忙编《上海通志》，碰面时总要问问通志有什么新材料发现。

以事实为据，不容虚假

自施老师要我看看《文汇报》上六个人的文章后又过了几个月，他又给我来电话。当时我还未用手机，联系不便，终于找到我，说是要和我谈谈。最后定在七宝北东街28号恒霖茶楼碰头。那时，我驻恒霖茶楼编纂《七宝镇志》年余。茶楼枕河临巷，宜朋友茶叙，接待过孙中山的孙女、台湾的名人凌峰等人。我以铁观音相待。施老师提了几个问题，（1）《上海通志》编纂的大致过程，（2）编纂队伍和工作流程，（3）《上海通志》的特点，（4）谁总纂了这部志，（5）谁制定了通志的纲目和最后的篇目，（6）我个人的大致经历。临别时，我告诉他，参与通志的编纂，最大的收获，进一步认识了社会，明白了一些所谓重大工程，其完成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2006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复旦历史系教授、我高中时的老师沈渭滨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这期（2006年10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整版发了施宣圆采访我的专文《上海通志一枝笔》。他说老施古道热肠，有闽南人仗义行侠的古风。他是有史家眼光的记者，史家学养和记者职业的结合使他对问题容不得半点假，而又有历史感，他是用笔还原了一段史实，告诉人们事实的真相。他痛恨欺世盗名。他这样写文，会得罪人，但文中所记是站得住脚的，如有人异议，请他拿出证据来。我告诉沈先生，《上海通志》从初稿到定稿，从文字和内容的修改，均由我负责，哪怕是一个标点。通志的纲目和篇目是我制定的。最后《上海通志》出版费用也是我算的。我还告诉沈先生，在《上海通志》稿被他们送到出版社后，我偶而得到他们拟的《上海通志》编纂人员名录，发现里面没有我的名字，而没人出来讲话。名录的拟定，他们没通知过我，尽管我对每一个人在通志的编纂过程中做了些什么，出了哪些力，最为清楚。沈先生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像你七八年来，在人生的重要阶段，为了这么重大的市文化工程，呕心沥血，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理应得到尊重。《上海通志》里面有你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理解，还体现了你对地方志，特别是通志这类地方志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多年积累的成果，其他人不应据为己有。而他们背着当事人拟这名单，更是营营苟苟的小人做的事。事实上，不光是我个人，《上海通志》总纂室处境也一直不好，晚景更谓凄凉。办公的地方是一间十几平方米几乎暗无天日的房间。办公用具是一台旧电脑，一新四旧的5张办公桌，一人一桌也不到。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正当通志室全体人员在作最后努力，为通志定稿时，一次我在办公楼的电梯里偶遇市志办一负责人，还是在电梯里他向我宣布，《上海通志》总纂室已撤销。由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的通志编纂室就这样黯然谢幕。通志室仅有的陶俊、虞宝棠、欧粤、刘民钢都是和我一样上海通志总纂室请来的“客卿”，非市志办人员，他们在没有得到半句的谢声中，放下稿子离去。此事已过去十多年，至今想来还是十分寒心。古人有“墓木已拱，人何以堪”之叹，而“何以堪”竟然发生在我们身上。要感谢的是，施宣圆老师，他以史家和记者的眼光发现和看清了事情的原委，他感到此事不公，在他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是不正之道，不讲出来，如骨梗喉。实际，从私交看，我和施老师無很深的渊源，围绕通志的人倒不少是他的朋友，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这样的小人物来讲话。况且，在他找我谈通志的事前，我也从未向他谈过通志编纂的内情。而他还是登高一呼，道出真情。或许，他认为此类事情至今还在发生，即使做堂吉诃德，还是坚决还击，决不让此类谬种误传。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现在他离开我们已一年多，我还经常想起他。

我去上海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店，把这期的周报全部买了下来，只给了两个人每人一份。一份给了我的母亲，自我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后，她一直不清楚儿子在做什么。近家母以九十二高龄谢世，检点遗物中发现折得齐整的十多年前的这张报纸，不由悲从中来。一份给了我岳母，她知道我在干什么，不清楚是怎么干的。然而，施老师的这篇文章，至今我未看过，包括后又收在他的文集《我与学林名家》中的。我不是学林名家，这虚名不敢当，做地方志多半是我凭此能拿工资的工作和出于一点社会责任性。但施先生把这篇文章收在他亲订的文集中，可见其重视。我很感谢他的是，他发配文照时选用了一张我在苏州西山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太湖明月湾大沙岛，岛主是我的绰号叫“黑皮”的朋友，他是上海人，用了十多年时间，风餐露宿，把荒岛开成了花果山。春满碧螺春茶叶和白沙青种枇杷，秋是一片金黄，那是红橘染了山林，时有天鹅降临或在空中飞翔。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