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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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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惠强+王富民

[摘 要]意识形态是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有其发展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都有论述;西方也有马克思主义,也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国选择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不能丢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意识形态保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6-0031-04

[收稿日期]2013-12-10

[作者简介]赵惠强(1964-),男,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王富民(1988-),男,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意识形态有其特殊性,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都有其意识形态,不管是很明显的灌输还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总之都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因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一种反映,如果没有正确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就会找不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前进目标,更甚者是国民没有了自身的优越感和认同感,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因此意识形态无论对哪种社会形态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

一、马克思及列宁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

青年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但随着实践认识由浅到深和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马克思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思想有其局限性,这一认识集中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文中论述到,“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力量的世界性骚动。……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然而,不管怎样,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在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之后,这具残骸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1](P141-142)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被分解成为各个部分,各个玄想家们把分解后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进行兜售,在进行兜售的过程中甚至夸大其作用,使其“被吹嘘和构想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 [1](P142)。无论怎样这都是一场思想领域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统治世界的终结,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新思想、新意识形态产生的前夜,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黑格尔,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P26)我们必须承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是揭示了辩证的发展过程,但是这种辩证的发展过程被黑格尔仅仅局限于精神领域,黑格尔所言的历史非现实的历史而是精神的历史,现实的历史被看做是绝对精神的产物,是夸大了意识的作用,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

使哲学重新回到人间,必须进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这种革命远远胜于现实革命,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人们是否认同革命者所选择能否代表自己的利益,能否真实地反映真正的世界和社会现实。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同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1](P144-145)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这些范畴属于思想领域,也就是黑格尔所认为的“绝对精神”,是“绝对精神”决定着现实世界,即意识统治世界,这是一种颠倒的黑白。意识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脑的机能,人类的产生是晚于自然界的,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自然界的物质就存在,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P146)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先有生命的个体,但生命个体的存在是在自然界中所产生的,如何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P147),这也说明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P151),是人们的物质行动产生了人们的想象、思维和精神,即物质决定意识,而非意识或“绝对精神”统治着世界,也就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P152)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形成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把人们从虚拟的世界拉回到现实的世界,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开场的变革,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为其以后投身实践和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立志要为人类谋幸福,他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3](P13)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对自己将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一种预言,这一预言使他真正地走上了为人类谋福利的道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人类社会进入到此种社会状态,人才能得到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这样才能为进行真实的革命做好思想准备,这样革命才有可能成功,而不至于无谓的牺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为了推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认识到每个阶级都有为本阶级所服务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东西,“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1](P417)这里的你们是指资产阶级,所形成的观念当然是资产阶级观念,他们变这种观念成为永恒的规律,使其具有普遍性,使被压迫的人们安于现状,进而使其剥削成为正常现象和应当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马克思呼吁“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1](P434-435)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其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这种教育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从思想上进行革命比现实革命更重要,这样“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P435)即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

马克思这一理论所结出的果实不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最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俄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是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直接指挥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进行的伟大实践。在这个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农奴制国度里,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是首先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论述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P7)列宁是把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之上进行理解,先有经济基础的变更,才会有上层建筑的变革,因为意识是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和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诠释,意识形态是为每个获得国家政权的阶级所服务的,这种意识形态必须与当时现存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正确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战线开展对资产阶级文化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当代西方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匈牙利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乔治·卢卡奇,奥地利社会活动家卡尔·柯尔施和意大利的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安·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如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论述,“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是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旧的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所不能理解的真理,即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正在变得越来越适应无产阶级。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确立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立场;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5](P304)。在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卢卡奇是强调无产阶级的理论意识必须是实践理论,正因为有了实践才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对抗,只有面向实践,把无产阶级意识最后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法律固定下来,进而指导人们改造社会,这种改造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条件下进行,这样才能实现推翻现实的资产阶级统治世界。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主要反映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阶段的分析,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阶段各有论述,在第一阶段上,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有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6](P4)在此论述中,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把整体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要素划分成不同的知识分支,却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看作是革命实践活动的统一体。在第三阶段上,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 [6](P16)这是一种革命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柯尔施的意思是在更大范围上,哲学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对待哲学的态度至关重要,关系到整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意识形态的准备,革命就不会成功;而没有意识形态的建设,无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也可能有“灾难性的政治后果。”[7](P367)

葛兰西特别重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问题,在葛兰西的著述当中,把领导权分为广义和狭义的领导权,广义的领导权包括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领导,而狭义领导权仅包括意识形态领导,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所行使的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资产阶级通过教会、学校、工会等市民社会组织,通过应用宗教、文化、教育、习俗等大众传播媒介,实施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使被统治阶级看不到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实质,使其接受、认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达到资产阶级真正的目的即“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形式)”。[8](P217)葛兰西的论述强调资产阶级要维护它的统治,就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而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首先必须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夺取政权和控制政治社会。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并且重视从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上而不是从经济基础上开展批判,他们之间是有些相近的立场和观点。

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革命焕然一新,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真理,要把统治中国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必须首先要解放思想,使被压迫的人民意识到社会不应该是剥削的社会,而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新社会,人民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要当家作主,必须先要有强大的理论做指导,这种理论被确定为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就会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两种错误曾经使党和人民走了许多弯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正确地指导人们进行革命和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这个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和社会建设诸多方面进行认识和理论思考总结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重要的大纲。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相互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9](P819)。箭就是我们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用此箭射的靶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在理论上有了充分的准备,人们的头脑得到正确的思想武装了,我们就必须应用理论到实践中去,在当时就是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解放 和独立,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9](P820)。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该如何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发展等问题又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几代共产党人都在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人们的思想认识是不一的,是比较模糊的,党内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面对思想混乱必须做出回答,形成正确的意识从而指导实践。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0](P25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这个定义有两层意思,第一,从社会性质来看,我们已经

是社会主义,不能补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课”,也不能搞私有化;第二,从发展程度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仅仅处在初级阶段,成熟的程度不高。这样的回答使人民更加清楚地明白我国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发展,这种发展靠什么来实现呢? 必须进行改革开放,我们赶走了侵略者又要把西方请进来,很多人是无法理解和接受,但是面对国际大环境,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向全球化和一体化,一国很难独立发展,只有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才能走上富强的道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邓小平讲到“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1](P150)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共产党人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伟大的思想照耀着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在前进过程中,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党怎样建设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使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顺利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和人心所向,最终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12](P74)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让人民群众首先在思想意识上接受“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12](P75)。最终才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功,使我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全面认识新任务,科学地分析新机遇和新挑战,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3](P6)回答了当代中国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靠谁发展等发展中的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为不断提升党的执政理念,继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P31-32)为我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提法更加简练,也能够使人民容易理解和接受,最终达到意识形态教育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拓宽思路、汇聚力量,深化改革开放,提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在党的思想工作会议中讲到:“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5](P1)把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放在了同样重要的地位,足见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中还仍有问题存在,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问题,我们有可能重蹈前苏联的后尘,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敌对势力先制造舆论,即做意识形态工作,使其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然后在此基础上制造政治动乱,最后夺取政权,这样的后果是惨重的。我国现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我们该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使人们更加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仅是摆在我们思想工作者面前的伟大课题,更是共产党人应该思考解决的伟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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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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