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滴滴村”：被互联网收编的司机和他们的江湖

谢梦遥

“你要是觉得，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劝你不要搞。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夏正武笑了，“我们所谓的自由，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

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一直以大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生活其中而声名在外，直到出现了“叛变者”夏正武。即使不是第一个“叛变者”，他也是最出名的那个。

回头看来，2015年4月那个傍晚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是一个49岁的出租车司机决意将自己12年工龄清零。他从此跳出了那张需要缴纳份子钱但也涵盖社保的特许经营权合同，也跳进网约车时代的滚滚浪潮里。

从上世纪90年代，亲带亲，邻带邻，像快速迭代的无性繁衍，攸县人相继涌入出租车行业。而城中村因为房租便宜、停车方便，成了他们首选的栖居地，攸县老乡们选择在故土之外，继续做老乡。皇岗村、石厦村、大望村，都是深圳人众所周知的“攸县的士村”。据估计，大望村住有1000多名出租车司机。

两条相互竞争的叙事线索被并入一条。很快，整个村子知道，有个出租车司机变成滴滴专车司机了。转型之后，许多事情都随之改变。座驾售价近20万元，手刹变成自动挡，开起来轻松得多。

日入1000元是夏正武的平均收入，但看起来惊人的数字，是要经扣减的，每天租车费用200元，21.77%的流水额需上缴平台，油耗也要一百多元。

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他自愿委身在那个逼仄空间里，成为车的囚徒。“你要是觉得，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劝你不要搞。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夏正武笑了，“我们所谓的自由，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

从老板到司机

贺军与夏正武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攸县人。

“夏师傅是典型的老实人，做事踏踏实实。攸县人性格跟他差不多，谁吓唬他一下，让他给几千块，他也会给。”贺军说。

他坐在他开的湘菜馆里，毛主席的画像就挂于壁上。他外号“肥仔”，有一副臃肿的身材，留着板寸，脖子上戴着条粗硕的金链子——尽管如此，他仍然给人一种无害的敦憨之感，去开滴滴时，他会遵守规定将链子摘掉。饭店是他的主业，开滴滴只算兴趣爱好。

1989年，14岁的少年贺军带着几十块钱只身闯深圳。在餐饮行业，他在曲折中一路上升，成为厨师长，获得股份，最多时手下带着200多人。他身上有股野蛮的生命力，粤菜原本是他的专攻，但因为湖南人身份，手艺再好也难被认可，才半途改学湘菜。“我以前家里很穷，钱都是自己赚到的，没人管到我。”他自称是家里的土皇帝。2007年时他最志得意满，在深圳的几个不同地方都开有餐馆。

但也正是那一年，他开启了一段此后困扰他七八年的地狱之旅。他沾上了赌博，把家里输个精光，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他用了整整4年还清这笔赌债。

2015年中，村子里渐渐有人开起滴滴后，贺军也加入了这股潮流。

“我想把我的人生改变。”贺军说。每晚他在后厨帮忙，饭点过后没那么忙了，才开车出去。但不要以为他对自己没有标准，每次出去哪怕再晚，至少要赚到500元才回家。

为了符合专车司机的着装要求，他买了两套以前从没穿过的衬衣西裤。这种装束并不能让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绅士，也算不上舒服，“我肚子大一点，白衬衣就有点绷”。但就像变装的超人，他投入到那个崭新的角色中。车厢备有T恤和短裤，收工时他会在车上换掉。

现在，他似乎完全融入到新朋友中。因多年来在村中的“江湖地位”——也是顺应本人意愿，他担任起名为“赏罚群”的群群主，管理账目。按公司规定，司机每次被评为一星，罚100元，如果全天没有3星及以下的评分，公司奖200元。利用这个小金库，公司组织活动与聚餐。不久前，司机们还一起去了趟大梅沙。

至少按贺军的说法，从前的老板朋友，没有因他去开专车而嘲笑他，“他们说我变了，不是以前的‘肥仔了”。

滴滴不是万能药。把贺军从赌徒命运中拯救出来的，是他自己。而他的妻子，当然还是原任，依然在他的生活里。

角色转换

贺军与他的第一个乘客相处并不愉快。

那是2015年5月，他刚开滴滴快车，从大望村接上一个女人，结果遇上了堵车。那人一直骂个不停，他很快就受不了。他半途放下乘客，并按照13元的快车起步价塞去15块，“你不用找了，反正我不拉你了”。他掉头就回家睡觉去了。后来他在司机群里抱怨，别人告诉他，这种遭遇挺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作为回报，他获得了一个“一星”的最低评价。

当他跑到一百多单的时候，他又遇到一桩堵心事。事由是他不对，那天他与侄子刚好都有接机预约单，他想早些回家，便私下和侄子调换了。把客人送到3个不同的地方后，最后下车的那个自称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女人指出他人车不符，拒绝付款。车费是280元，他赔了女人300块钱。

“300块对我没什么，但我刚刚做滴滴，不想被投诉。”他回忆。

他之前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开餐馆遇到的客人五花八门，但有事轮不到他出面，有经理顶着。“那个女的太狡猾了。人车不符，你可以不上车，把所有人送完了，才说不付钱。”

“酸甜苦辣都尝过，把我的性格也磨掉了。”贺军感叹。

每一个滴滴司机都面临着挑战。对于曾经的出租司机来说，他们需要对抗的，是昔日的惯性。

贺军的滴滴之旅在继续。这一年，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一个青年临登机时才发现手机忘在车上，贺军返回出发点，把手机交还他的父亲；一个面色忧郁的香港人去皇岗关口，聊了一路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最后竟给了50块钱的小费；两个美国人完全不懂中文，靠着手机打字，最终顺利抵达……

一个离异女人一路上都在同婚介所打电话，直至到了目的地惠州，才发现她原本要去的是惠阳，他于是主动提出免费送她一程，以避免投诉。但一路上他们聊得很开心，女人确认是自己搞错了，照价全付，还说到下次去爬梧桐山，要顺道做客他的饭店。

贺军发现，他喜欢上了与乘客聊天。

从有些角度看，乘客与司机的地位似乎并不平等。乘客一旦投诉，依据汪国平专车公司的规定，司机就要接受罚款，还会影响每月返点。一位司机讲述了某次他的两难处境，情侣在他车上，一个要调头回家，一个坚持往前开，他不知道听谁的，两个人都是他的“上帝”。他试图调和，被骂了一顿，拿到低评分。

一般预约等待限时10分钟，接机则必须无限等待。贺熊曾从下午2点等到凌晨——预约期间无法接实时单，才接到乘客电话，飞机因大雨降落于汕头，订单取消。

在所有受访者中，夏正武是唯一愿意理解这种不平等的人。“滴滴凭什么跟出租车来抢市场？服务。你凭服务赢得市场，而不是靠价位。”

同一个屋檐下

移动互联网早已覆盖了大望村，但如果不是加入滴滴，夏正武是属于这个网络之外的人。他早就用上智能手机了，但只使用打电话这一个功能——发短信都很少，他觉得打字费劲费时。加入滴滴后，他的手机里至少多了两个移动应用，“滴滴”是必须的，另一个是。

但直至现在，他对自身的互联网改造不尽如人意：他总是忘了看，汪国平与他达成共识，有事直接打电话；由于跟不上“抢红包”的节奏，一位滴滴的总监在过年时不好意思地问起他，“是不是最近有情绪，怎么一个都没抢”；他自拍技术恐怕远远落后于他的车技，他的朋友圈只有一张自拍照片，若非被提醒，他意识不到眼睛是闭上的。

2015年1月，汪国平将公司的新年联欢会放到贺军的餐馆举办，他不放过每一个普及滴滴的机会，“滴滴专车公司”的条幅就高高地挂在店门之外。这个举措引发了内部的担忧。这里可是传统的的士村啊，“这么高调不怕被砸场子吗”。

这种敌对是可以理解的。两个阵营的人总能在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相遇，专属经营权被共享经济（滴滴的专车、快车有近80%是兼职司机）所挑战，而最烦躁的是，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主要还流向了那一方，有些乘客上了出租车竟然还会毫不客气地褒贬评价。都是滴滴的错。

即便夏正武也承认，当他还开出租车时，对滴滴“有一点讨厌，如果你问我路的话，我就不会告诉你”。而谢学文开了滴滴后，也能感觉在路上遭遇前同行的怨气，“他知道我们是干滴滴的，有时候超你的车，或者变道，对你不客气”。

但那场联欢会平安地结束了。

其实，弥漫于外界的滴滴与出租车的紧张气氛，在这个处处是熟人网络的村里并不存在，每个家族都有不同阵营的人。双方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比单价，比客源，购车要多少钱，被抓到罚款多少钱，每月赚多少钱。“天天就是聊这些，对比。”贺熊说。

在夏正武印象中，从2003年到现在，深圳出租车只停过3次工。一次是非典期间，一次是争取燃油补贴，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月，针对滴滴。

停工发生，大望村的出租司机向来共同进退。“有时候并不是心里想罢工，是为了大局，”夏正武说，“大家都罢，你要不罢，你以后在这个村里面怎么见人啊，人家说你八辈子没见过钱。”

尽管停工是因滴滴而起，乡邻间的和谐关系并未破坏。夏正武记得那天早上，他大哥把出租车停在门口，对他说：“你快出去吧，外面好多客。今天让你们赚个饱。”

那之后的几天，深圳政府发布消息，“鼓励出租车企业降低租金以减轻驾驶员的负担”，并对每辆车发出每月2000元的补贴。

“其实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出租车就不会饿死了。他们心理上受到安慰，政府还是重视我们，就像解决两千块钱，第二天就开工了。”夏正武说。

从前开出租时，他也琢磨过行业改革。“但是我想又有什么用呢？谁会给你改革？因为它没有受到冲击的时候，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他认为两个阵营不该敌对，“相反有滴滴专车之后，你出租车司机更有理由，让政府和公司做出让步，减租。如果没有滴滴，一辈子都不能实现。”

夏正武获得过“优秀出租车司机”的证书，全年无投诉、无违章、无罚款。他说他从不绕路，捡到手机会返还失主，但他也承认，他会拒载。

对于那个他已经离开的行业，你能感觉到他的感情仍在，“不管是司机服务水平、整体素质，全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出租车能够跟深圳比”。

至于滴滴与出租车在所难免的竞争，谁该获胜，对于夏正武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我有亲戚开出租车，也有亲戚在开滴滴，我希望双方都不要失业。最完美的结局。”他说。

采访结束时已是凌晨3点，此时到黎明是大望村最难找车位的时间段，因为专车都回村了。路旁停满了车。夏正武把车开到了村中一处林中空地，但树与树的缝隙也都挤满了车，要知道搁两年前这里一辆车也不会出现。

兜转多处地方，半小时后，他终于死心了。

他唯有冒险一试，将车开到家楼下。他极不情愿，因为要穿过一处极其狭窄的胡同。天黑看不清，他心疼车被擦坏。车以近乎嵌入墙壁的状态，一厘米一厘米地推进，通过了那条几米长的关口。

夏正武长嘘一口气，他的一天结束了。按照他的习惯，他要抽几根白天没太多机会抽的烟——他总怕烟味沾到车厢，然后冲凉，吃饭，睡觉。

他所在的大望村则是不会沉睡的，不断有夜归的车灯亮起，而几个小时后，大批出租车将启程，它们颜色一致，向着城市进发，有如道路上的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