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厂初创时期后勤工作二三事

李修福

221厂位于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1958年开始创建，曾使用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九局、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等名称，1985年更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隶属国防科工委。

我原来在山东省青岛市纺织局办公室工作。1960年10月，山东省抽调28名党政干部到二机部，我是其中之一，记得还有毕庶恺、刘天华、潘振远、魏哲轩、高天林、黄曰良、高振江、许增海、刘云太、宋作本、毕庶明、曹言志（后四人也是从青岛去的）等同志。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调往北京工作，等到了济南，在省委组织部集中报到时，才被告知是去青海。省委组织部请我们吃了一顿送行饭，然后把我们送上火车。我们从济南先到徐州，转乘从上海至西宁的火车，到西宁后再坐汽车来到坐落在金银滩的221厂区。记得到达厂区的那天，正赶上下大雪，雪花落在空旷的草原上，四周白茫茫一片，当时我们穿的还是单薄的秋衣，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太冷了。

听张爱萍将军做报告

刚进厂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这个厂究竟是生产什么的，只知道要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项目，心里很纳闷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样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但也没多问。直到有一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

张爱萍将军来到厂里，给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做报告。在报告中，他一上来就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说来到这个地方好不好哇？”下面没有一个回答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不好，又不好说出来。他接着说：“我知道你们认为这个地方不好，我看这个地方也不好，头顶蓝天，脚踏荒原，海拔高，风沙大，从生活上来说很艰苦。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又是个好地方，因为我们要建的是一个原子能工业基地，只有在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空旷地区，才适合建设这样一个基地。”

接下来，他把话题转到建设基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上，说：“我们在这里建设的基地，是要研制先进的核武器。如果没有核武器，我们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腰杆子就不硬，帝国主义就要欺负我们。我们为了要有国际地位，为了不受帝国主义欺负，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了。”

他在报告中还说：“在我们面前现在有两个难关，一个是要攻克技术上的难关，再一个是要渡过生活上的难关。”他要求干部们团结协作，克服困难，加快基地建设的步伐，尽快研制出“争气弹”。

听了张爱萍将军的报告，大家再也没有怨言，明确了来到这里的原因。这个地方虽然不好，但这项事业非常重要，从此大家牢固树立起为这项事业克服困难、贡献力量的决心。

李觉将军带头住帐篷

我刚进221厂时，被分配在总厂党委办公室工作。当时厂子处于初建阶段，又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物资供应严重短缺，厂里首先面临的就是住宿问题。好几万人一下子来到这片草原上，职工宿舍难以在短期内建设起来。当时九局局长兼221厂厂长李觉将军要求把先盖起来的少量房屋保证科技人员的工作和住宿，他自己带头住进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机关人员也都住进了帆布支起来的半地下帐篷里。这种帐篷既不御寒，也不挡风沙，每天晚上睡觉前打扫干净的房间，第二天醒来时，被面、地面和桌面上又覆盖了一层沙土。为抵御风沙，我们戴着棉帽子睡觉。

那时生活艰苦的程度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除不适应寒冷、干燥的气候外，最严重的是饿肚子。当时粮食实行定量制，由于全国闹粮荒，每人每月的定量减少10斤，即每人每月23斤，平均每天不到8两，而且都是杂粮，油和肉都很少，也没有青菜，很多人营养不良，饿得面黄肌瘦，身体浮肿。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其中就有一些人包括个别党员因受不了这种苦，偷偷跑回内地老家。

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我们当时听李觉将军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过去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搞基地建设也要这么做。”他还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后勤供应工作，没有后勤保障，科研工作也难以开展。”为此，他号召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尽力支持和参加后勤工作。在李觉将军的感召下，再加上行政处副处长许增海同志叫我去帮他抓生活，这样，我就从党办调到了行政处工作。当时分管后勤工作的是王志刚和彭非两位副厂长，他们要求行政处克服一切困难，全力解决全厂职工和家属的吃、穿、住三大问题。

从黑龙江调来“救命的大豆”

解决吃的问题是行政处的第一大任务，我到行政处参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千方百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同西北地区的地方政府联系，希望能够给我们支援一批粮食作物。可一方面因为地方上也处于饥荒时期，另一方面因为保密，我们对外联系的介绍信用的是“国营青海综合机械厂”的名称，不能明说我们这项事业有多么重要，所以获得的粮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李觉将军出主意说：“你们到东北去求援，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原来当过二机部部长，他了解我们这项事业的重要性，一定会帮助咱们。”当时驻北京九局的彭非副厂长分别同二机部和东北局联系，尽管东北地区的粮食也很紧张，但在宋任穷书记的直接过问下，我们最后征集了五万多斤大豆。彭非副厂长立即通过二机部与东北局粮食部门办好调拨手续。当他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我们高兴极了，马上派左忠民、朱金武两名同志带着钱款，先到北京找彭非副厂长拿调拨手续和介绍信，再赶往东北付款，以哈尔滨为中心，把这五万多斤大豆用麻袋包装好，又联系火车车皮分批陆续运回厂区。这五万多斤大豆如同雪中送炭，我们用它做豆腐、榨豆浆、生豆芽，全厂职工终于吃上副食品，豆浆则重点供应科研人员，为他们补充营养。榨豆浆剩下的豆渣，又和其他杂粮掺和在一起蒸馍馍，也增加了主食的供应量。这批大豆帮助全厂职工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参加过221厂创建的老人们对这件事一直记忆深刻。

为了不饿肚子，李觉将军还提出要学习南泥湾的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人说，这个戈壁滩连树都不长，怎么种粮食呢？他回答说：“不能种粮食，就种土豆嘛！”根据他的指示，我们行政处到兰州买了一批土豆种子，发给各部门，全体职工在工作之余参加开荒种地，不但种土豆，还学着藏民种青稞，结果都获得了收成。特别是土豆，不但个头大还很好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饿肚子问题。

蔬菜问题在青海当地是难以解决的，于是我们行政处到兰州、西安等地去求援。那时由于有中央的支持，我们的经费比较充足，问题是有钱也买不到蔬菜。于是，我们就直接到蔬菜产地去联系。记得有一次，我带着一个工作组到西安，为了找到蔬菜产地，我们在乡下走了好几十里路，终于发现一处较大面积的蔬菜产地，主要种植大萝卜和大白菜。我们和当地商业部门联系，由我们出钱，他们来收购，然后统一装上火车，拉回厂里。用这种办法，在兰州郊区也收购了很多蔬菜，包括大头菜、大葱、辣椒等，直接用汽车运回厂里。这些蔬菜，除了现吃外，大部分都腌制起来，留着作为过冬的储备，这就保证了各个食堂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正常开伙。与此同时，我们还自己养猪，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吃肉问题。

奔波京沪宁“跑家具”

解决办公和生活家具是行政处的又一大任务。221厂初创时期，从全国四面八方调来大批人员，其中有机关的、部队的、厂矿的、学校的、医院的等，源源不断进入厂区。为适应形势发展，急需大批办公用的桌椅和各种仪器工作台，以及生活用的床铺等。

受国家经济困难的影响，购买这些家具遇到很大困难。最初，我们在西北地区的中小城市联系购买这些器具，觉得这样可以减少运输环节，结果因为我们的批量大，需求难以满足。于是，我们就出差到大城市去联系，曾到北京、上海、南京、南昌等城市的家具厂联系，其中南昌的家具主要是竹子做的，不适合在青海使用，只有上海有大批量生产的能力。然而，当我们到上海联系时，才知道光有钱还不行，必须先要有木材指标，因为“大跃进”时期搞大炼钢铁，全国各地的树木被大量砍伐，造成木材极度紧张，凡是购买木制产品都需要国家计划审批的木材指标。于是，我们又北上，到北京找二机部报批木材指标。当时，李觉将军正在北京，因为他还担任九局局长，当我们找到他后，他马上提笔写了一封给二机部的联系信，说明木材指标对221基地建设的重要性。有了他的这封信，我们再到二机部去跑木材指标就顺利多了。很快，部里给我们批复了一笔木材指标。

拿到木材指标后，我们再次南下上海，到家具厂联系。家具厂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按照这些指标制作家具，也就只能满足我们所需数量的一半，这又让我们犯愁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家具厂还生产一种铁制的床，床头是铁管的，床体是铁皮的，这种床不必使用木材指标就可以购买。我们当即打电话请示王志刚副厂长，经他同意后，把原定要买的木制床，全部换成这种铁制床，而把木材指标省下来用于购买办公家具。有的办公家具，例如普通办公桌椅，该厂里有些现成的，我们就赶快同铁路运输部门联系火车车皮，立即发货运回厂里。科研和实验专用的工作台，我们把设计图纸交给家具厂，让他们按照设计好的尺寸赶着制作，完成一批就发货一批。

为了加快速度，我们又到南京的家具厂求援，让他们也帮着制作一批。那段时间，我们在京、沪、宁三地来回奔波，经常在出差时不仅买不到火车卧铺票，有时连硬座票也买不到，就在人挤人的硬座车厢里一直站着，原本就浮肿的小腿肿得更厉害了，用手一摁一个深坑。不过这种辛勤努力没有白费，各种家具终于分期分批陆续运进厂里，及时解决了全厂工作和研究、实验用的办公家具，也解决了全厂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家具。

当我们完成任务回到厂里时，王志刚和

彭非副厂长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现在大家睡觉有了床铺，科研人员有了工作台，这都是你们‘跑回来的，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我们工作组和我个人都提出了表扬。

给全厂职工配备“四大件”

给全厂职工配备防寒过冬用品，也是行政处的一项重要任务。221厂地处高原严寒地区，一年当中有近半年时间处于寒冷状态，冬装成为人们穿得最多的衣服。为了抵御寒冷，厂领导决定由厂里给全体职工统一配备防寒“四大件”——棉大衣、棉皮鞋、棉帽、棉手套，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们行政处。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做计划，派人到各大城市去购置。第一年需要的数量最大，计划购置一万多套“四大件”，这很难在一个地方置办齐全，我们就跑到许多地方去订购，比较集中的是在西宁、兰州和西安等城市。经过努力，不但买回了“四大件”，而且还买回来大量棉絮、被套等取暖用品，给全厂每位职工都配备齐了穿戴和铺盖的过冬用品。

从此以后，每人一套“四大件”成为厂里的制度，新职工来到厂里，都要给他们发一套“四大件”。为此，我们每年都事先与厂里的人事部门协作，根据进人情况做好购置计划，然后再出去购买回来作为备品，这样就保证了每位职工在冬季到来前都能领到全套的过冬防寒衣服。

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完成厂领导要求的“解决吃、穿、住三大问题”的任务，从而渡过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到1963年，随着国家总体形势的好转，厂里各种供应逐渐丰富起来。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突破性进展，在1964年10月成功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也包含了我们后勤人员的一份辛劳，我们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

这些往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我们九院（中物院）人无私奉献、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两弹精神”。现在，参加221厂初创时期的老同志以及和我一起从山东来的28名老干部很多都已离开了我们，回顾这些往事，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们在221厂开创时期所形成的“两弹精神”能够保持和发扬，以此不断推进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发展，为国家争气，为民族扬威。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