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改组”800天
张向东+余寒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宣布中国将启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军队和国防等七大改革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除了对这七大领域具体的改革布局外，文件决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人们后来把这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为“中央深改组”。2014年1月22日，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向外界展示了这个机构的面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担任组长，三位副组长分别为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这种由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担纲的超高规格人员配置，出乎不少人的预料。
根据具体的改革领域，中央深改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并成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深改办，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担任深改组秘书长兼深改办主任，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洲担任深改办副主任，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入深改组。中央深改组成立不到半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分别成立对应的省级深改组，其人员配置也均仿照中央深改组“顶格配置”。
以此，中央深改组搭建起来了一个囊括几乎中央和地方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改革核心机构。在中国延续数十年的改革历程中，这是第一次出现。
中央深改组组长习近平说，“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改革措施：数量、频率、力度多年未见
最开始，外界对中央深改组这个设计中国未来改革方略的顶层机构并不熟悉，但却不断感受到“深化改革”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冲击。人们感觉到，这个顶层机构部署的改革措施的数量、频率和力度似乎都是多年未见。
从2013年11月中央深改组成立至今，过去800多天里，中央深改组召开21次会议，审议109份文件，平均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平均每次会议审议文件超过5项。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曾表示，通过一场系统性的改革，中央深改组组长习近平将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中央深改组成立不到三年时间里审议的109份文件，除第一次会议的6项内容是关于中央深改组自身工作规则和机构设置及分工外，剩下的103份文件分别涉及了司法、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农村土地流转、自贸区、足球改革、全面创新、生态环境、价格机制等诸多方面。而这正是新一届领导核心确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调推进改革的具体表征。
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 他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需要啃‘硬骨头。”“以改革推进法治，以法治保障改革”，是中央深改组改造中国体制肌理的核心所在。从某种角度看，改革与法治，对于中国的意义，就犹如新动能和旧动能之于GDP。
2016年2月23日下午，中央深改组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一共听取了10个有关改革推进落实情况汇报，这个改革的方面涉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党纪检查体制等诸多方面，既有中央政府层面的汇报，又有上海、湖北等地方改革试点层面的汇报。
按照此前中央深改组开会规律，这应该是2016年两会开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深改组会议。而一次会议听取10个不同方面的汇报，其对改革措施推进落实的紧凑和高效程度令人惊讶，但这正是中央深改组试图向改革参与者和执行者传递的信号。
改革过程：不断修正和完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粗略计算过，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五中全会，顶层设计的改革事项大概有五六百项。他说，“按照公开的信息，目前差不多已经有一半左右的改革文件都落下去了。但还有的改革仍停留在文件层面，没有落实下去，中央深改组的改革文件究竟谁来落实？”
市场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改革的实际落地。神州租车副总裁臧中堂说，改革对市场环境的改善不言而喻，它有时候能决定企业和行业的发展。
他以断断续续推进了近10年的公车改革为例说，直到2014年7月，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两份文件，公车改革才真正开始落地推进。文件称，取消公车后，由87家社会化车辆租赁机构提供服务。
2015年年底，中央车改办进一步明确，中央企事业单位车改方案已基本成熟，会在年内印发并对社会公布，并争取到2016年底基本完成中央企事业单位车改工作。这份时间表意味着，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所属的各级事业单位1万家左右，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100多家，还有数十家中央金融企业及各部委管理的中央企业，都将在2016年年底前完成公车改革。
神州租车这项改革已经期待多年，并在过去的两年间感受到了改革释放的红利。公车改革开始后，神州租车作为社会服务提供方进入了中央国家机关采购名单，目前已经为数个部委和包括中国烟草集团在内的数家央企提供用车服务。臧中堂最引以为傲的是2015年世界会联网大会，神州租车通过浙江当地的一家旅行社，进入了这场高级别会议的政府用车服务。
但市场仍在期待改革的进一步发力。中国汽车租赁协会的人士说，公车改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多地方有待完善。这位人士抱怨称，相关政府部门在用车服务招标时，提出的条件比较苛刻，比如，价格要低于市场价格15%左右，但要求的服务内容却比普通的高出很多。这实际上打击了那些试图参与公车改革的公司的积极性。但上述人士依然对改革报以信心和热情，他说，“政府需要吸引社会服务进来，也需要遵照基本的市场规律。不过，也可能改革刚刚开始，顶层设计在具体操作层面往往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
类似的案例时有发生。在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建投董事长陈敬东前不久接到了一份来自财政部、国土部、银监会等四部委的文件，这份文件的名字为《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而四年前陈敬东收到同样是四部委发布文件则是《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两字之差，意味着诸多向襄阳建投这样的公司需要重新处理或改掉已经执行四年的土地融资政策，甚至还要实现人员的剥离和转换。
陈敬东说，两份文件出台有不同的背景和目的，这些年《预算法》修订，城市融资平台公司的各项改革不断推进，需要新的文件，需要有符合改革进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新措施把旧的东西拉回到更规范更健康的轨道上来，这就是改革。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则抱怨具体执行层面对改革的推进不力。他说，“中央深改组在顶层政策设计方面没问题，现在的问题在执行层面。”
陈敬东认为，改革的实际落地的确需要时间。他说，“不是地方不作为，是按照新的改革要求，需要做的工作更多了。我们地方执行部门以前没有太多经验，按照新的规则办事，适应改革和推进改革都需要一个过程。这的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红利的释放。”
改革挑战：截然不同、甚至对峙的情绪
有的改革则不能操之过急，比如金融领域改革。祝宝良说，金融改革涉及很多方面，金融监管、金融主体、金融市场等等，要改革都需要同步推进的，这些年大家对金融改革呼吁很多，但单个一项改革都需要多方面的改革做配合。过于强调单方面改革突破，就容易出现先迈出一步，发现不行，再退回来的现象。这不是改革回头，而是改革要协调推进。改革会不断涉及到互相之间的协调问题。
改革甫一开始，争议的场景就随之出现。它备受期待，但也可能在被改革群体那里遭遇抵制。
在中国钢铁行业，自2015年底，一轮以去产能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开始后，陕西汉钢、唐山松钢、鞍钢联众不锈等企业先后宣布实施停产、熄火或者降薪待岗等措施，结果马上引发职工的强烈反弹。这些辛苦工作了几乎大半辈子的钢铁工人们，无法接受改革对自身利益和情感上带来的冲击。
但钢铁去产能改革却给找钢网这样的新崛起的产业互联网公司带来了机会，它们期待着改革的推进，期待着改革中的商业机会。在很多钢厂都在为钢材销售愁眉不展的时候，找钢网2015年销售了3200万吨钢材，交易额超过了750亿。它们希望能够抓住去产能的机会，变革延续了十多年的钢铁流通贸易模式，助力这个困难重重的产能过剩行业实现转型升级。
这种截然不同、甚至充满对峙的情绪在改革推进时，在诸多细小的角落陆续出现。这是改革在新旧利益前面的遭遇。它会不断转过身，考验改革的决心和制度设计。这是中国改革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看起来，负责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决策层清晰地知晓改革将要面临的现实挑战。在2016年2月23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深改组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头绪多，任务重，上来就必须有气势，先集中力量把主要改革举措推出来，然后集中力量一项一项抓好落实。
这次会议评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成绩说，改革举措出台的数量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抓落实的任务之重、压力之大也前所未有。总的看，改革落实是好的，已经出台的改革举措大多已进入落实阶段，有些改革举措已经落了地、扎了根、开了花，有些在地方和部门形成了细化实化的制度安排，有些通过试点探索总结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习近平在2015年2月召开的深改组第十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说，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摘自2016年2月27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