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涯

杨小佛

1937年夏季我在光华大学附中高中毕业，投考河南焦作工学院和北京燕京大学，结果考取了焦作工学院，暑假后焦作工学院通知我去报到。但因七七事变，日军侵华，火车一直不通，无法前去报到。于是我在光华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级。

1938年我以同等学力免试入读震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一年级。不料上学不久我忽患伤寒症，在家卧床一年。这样我就成了1943届的毕业生。

1937年上海沦陷后，两个租界成为孤岛。日本势力未进租界。不久，日本指使汉奸在公共租界内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的朱煜公及该报中文版发行人张似旭。公共租界之中立地位已被破坏。

二战一开始，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即被德军攻破，法国的贝当政府立即向德国投降，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日本势力在1943年8月前迄未进入法租界。因华山路交通大学后门地处华界，日军随时可以进入，所以交通大学不久迁入震旦大学新厦四楼。

法国戴高乐流亡政府在伦敦继续活动。它的出版物《法国如昔》（France Quand Même），我们震旦同学不论国籍均能收到，而同学的地址只有注册处可以提供。法学院经济系位于法租界的震旦大学，其倾向立场均可知。

我入学的这一年，震旦大学将法语强化班并在一、二年级中，加强法语施教。当我病愈上课时，已是教育长手持戒尺强化法语A、B、C、D教學之时。夏德兰青年教授和韩神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夏德兰教授不久就辞职离开中国。韩神父兼教中国经济地理。每年暑假他都要旅行考察特定地方的经济情况。

我们1943届经济系共有七位同学。其中一位名叫Paradissis的希腊同学和一位名叫朱新民的女同学，法语讲得很流利。朱的父亲曾是早年中国驻比利时的外交官。还有郑永祥，他是越南华侨，毕业后回越南。在南北内战中，被流弹击中身亡。徐欣木毕业几年后赴美国。林福畴在家经营了几年正广和汽水的分销工作。还有陆文心，1949年后不知去向。我长期在上海。

震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课程小考。这样，年终不需集中各种课程的考试，同学不必为大考而紧张。此外，我们经济系每月有一次会议（Conférence），让我们用法语和老师及同学讨论我们所学的内容。迟到的同学必须与教务长说明迟到的理由，才能取得进课堂的许可单（Permission）。

我们毕业考试在新厦顶楼，放一张长桌，三位考官中，一位是法学院院长，一位是任课老师，还有一位上海法商银行或其他企业的专家，如法商东方汇理银行总经理或行长，或法国驻沪总领事和商务参赞，或法公董局财务处处长奥得赛夫。总之，毕业考试形同三堂会审，很有点吓人。我们毕业考试后，震旦大学发给我们一张法文文凭。上有主考教授的签字。还有一张中文的毕业证明书。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国政府另发中文毕业证书，由于上面有国民党党旗和国旗各一面，“文革”中将上面的旗帜剪掉，于是破了相。

1943年夏季，毕业考试结束后，法学院彭院长和韩神父请我们七人在南京东路汇中饭店二楼包房吃了一顿正式西餐，既丰富又可口。不久，法国驻沪总领事夫人在领事住宅内举办一次茶话会，邀请我们1942年和1943年毕业生参加。这次活动有师生一起参加游戏，如两人各有一只脚套在一只麻袋内跳跃前进，气氛相当热烈。

我进震旦大学时，本是1942届法律系，所以我与1942届的同学颇多交往。但1942届的同学，如刘理量、顾启昌、张萼辉、袁传璋等均已先后去世，而与我同为1943届毕业的六位同学，在1950年后留在上海工作的人很少。

最近获悉震旦大学法学院1942届郑永泰（后名郑永慧）同学，于2012年9月9日去世，享年94岁。他是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翻译了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的作品，共40余部，600多万字。他生前有一个愿望，希望他一生翻译的40余部作品能作为一个系列出版，希望他的心愿可以实现！

题图：上海震旦大学1942、1943届毕业师生茶话会

左上图：1943届部分毕业同学留影

左中图：1943年毕业生林福畴作论文答辩时

左下图：茶话会上师生一起做游戏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