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及当代启示

赵艳波+李媛媛

[摘 要]恩格斯晚年立足于当时客观形势的新动向和新变化，分析研究了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的新见解和新判断，其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探索和新认识，为我国坚持不懈地探索、毫不动摇地坚持和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11-0004-06

[收稿日期]2014-0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阶层分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研究”（13YJC710043）；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对新社会阶层的统战探索及其基本经验研究”（TJDJ13-003）；2014年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赵艳波（1983-），男，河北邯郸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李媛媛（1987-），女，河北唐山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恩格斯晚年”主要是指1883 年马克思逝世至 1895 年恩格斯逝世这12 年。在这一阶段，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要思想，全身心地投入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而且在实践中时刻关注工人运动，开始独自承担起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正如倍倍尔所言，恩格斯成为各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所信任的国际伟人”。恩格斯晚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以充沛的精力和睿智的思维撰写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书信达1163封），研究领域广泛，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些宝贵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和新认识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革命斗争产生了新问题，党内矛盾出现了新特点。这时，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精神领袖的恩格斯，立足于客观实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许多新认识和新观点。

（一）经济方面：关于经济因素决定作用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来都很重视经济因素，恩格斯晚年仍然坚持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1890年9月，他在致布洛赫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里的“生产和再生产”即指经济因素。接着强调：“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1]（P591-592）1894年1月，他在致博尔吉乌斯信中阐述了经济关系：“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还强调“经济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1]（P667-668）。

恩格斯晚年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首先，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1890年8月，他在致伯尼克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体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P588）。1893年5 月，在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中指出：“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2]（P562）接着，在回答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时说：“我们的纲领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3]（P663）1894年11月，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再次强调：“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必须把“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并提出法国社会主义任务“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2]（P516-517）。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恩格斯晚年在坚持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阐述。1890年6-7月，《柏林人民论坛》开展关于未来社会产品分配方式大辩论，恩格斯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强调了分配关系的历史性，反对把分配方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并在8月致施米特信中指出，分配方式本质上“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合理的想法应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1]（P586-587）。此外，恩格斯晚年还主张采用农业合作社方式引导农民逐渐步入社会主义。1886年1月，他在致倍倍尔信中说：“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1]（P547）1894年11月，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提出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2]（P524）。所谓示范和帮助即让农民通过事实看到合作社的好处，从而自觉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恩格斯晚年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绝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观点，而是根据新形势作出的具有宝贵价值的新论断，这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政治方面：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问题。

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有涉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对其作了新的补充。他强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逾越，多次阐述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1894年1月，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2]（P558）然而，“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部分苦难和斗争[2]（P459）。同时，恩格斯也提出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对像俄国这样落后国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2]（P466-477）。而且“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并强调落后国家需要“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2]（P459）。当时，恩格斯很期待俄国革命的发生，他在1888年1月致纳杰日杰信中指出：“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使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1]（P568），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2]（P466）此外，恩格斯晚年也关注了中国。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指出：“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并在1894年11月致左尔格的信中说道，中国“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1]（P67）。由此可见，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加快自身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endprint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了暴力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逝世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定新的革命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884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获得提出法案的权利后，恩格斯开始重视运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他打破过去认为普选权是“欺骗工具”和“陷阱”的看法，强调在具体条件下利用普选权来争取革命力量是必要的。1885年10月，他在致倍倍尔信中称普选权“在目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4]（P368）。1892年11月，在致拉法格信中说：“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5]（P513）1893年3月，在致李卜克内西信中指出：“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1]（P582）直到1895年，恩格斯最终确立了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已成为无产阶级“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2]（P544-545）当然，恩格斯并未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普选权上，他强调要依据情况改变策略，决不能因为普选权而放弃革命权。如他在1884年11月致倍倍尔信中说：“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并强调“只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能成为一支力量。”[1]（P528-529）1895年，他指出：“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2]（P550）同年3 月，又在致理费舍信中指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1]（P686）总之，恩格斯强调的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和各国国情来制定革命策略。正如他在1892年8月致阿德勒信中所说：“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1]（P630）也如在1893年3月致维森信中所说：“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1]（P652）恩格斯的这些论断不仅对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实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同样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三）意识形态方面：关于上层建筑能动作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歪曲，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等谬论，强调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1890年8月，他在致施米特信中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1]（P586）同年9月，他在致布洛赫信中反对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P589）同时，恩格斯还深刻论证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1]（P592）随后在致施米特信中指出：“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如经济运动“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1]（P596-597）因此，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其“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1]（P599）。正如他在1893年7月致梅林信中所说：“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P659）此外，恩格斯还看到了上层建筑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他在1894年1月致博尔吉乌斯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P668）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1886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在科学总结了全部哲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强调“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2]（P227-278）。那么，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究竟哪个是本原？对于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2]（P278）这个划分是第一次明确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一正确的原则和标准，离开它，就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接着，恩格斯又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能否认识或正确认识存在？依据此，他指明了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原则和标准，并列举了科学史和生产实践的事实，得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科学结论。毋庸置疑，哲学基本问题是人们在实际活动中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任何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都无从谈起。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在实践中理解世界本质，把握世界的联系和发展，认识包括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规律奠定了基础。

（四）社会方面：关于古代社会研究和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

关于古代社会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有涉及。1884年，恩格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地探索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历史，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该书中着重阐述了几种家庭形式的演变，认为其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2]（P88）他运用“两种生产理论”考察了家庭发展历史，分析了氏族组织本质，把家庭与社会生产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恩格斯根据历史资料，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发展中剖析了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过程，并提出了私有制和阶级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此外，他还根据古雅典等国的演变，分析了国家起源和本质，认为在氏族制度走到尽头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2]（P131）。国家并非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P189），国家“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2]（P195），最后得出“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2]（P193）的结论。恩格斯的这些论断为我们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信心。endprint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恩格斯晚年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变化，对其预测不是越来越具体，而是越来越原则。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科学预测只能解决一般规律，具体道路只能由实践去回答。1886年1月，他在致皮斯信中表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1]（P548）1890年8月，在致施米特信中他强调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半个月后，在致伯尼克信中又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588）随后，1891年4月，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中对未来社会主义作了简单描述：“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6]（P709-710）同年7月，又针对向新社会过渡问题指出：“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1]（P615）1893年5 月，恩格斯提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2]（P561-562）到1894年1月，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录了一段话作为《新纪元》周刊题词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666）。恩格斯这些论述表明对未来社会主义不可能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而是始终要从现实条件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

二、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意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后，党中央又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今，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一）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启示。

恩格斯晚年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原则性，但是，恩格斯始终认为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应立足于现实条件，没有“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党中央历来注重经济发展，并重视所有制结构变化问题。如根据实践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延续和继承，更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基本国情在所有制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同时，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着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如恩格斯所言，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分配制度也是随着所有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逐步建立的。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继续坚持单一的公有制，抛弃多种所有制经济，就不可能快速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也不利于确保社会主义性质，遑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如果违背基本国情，仅仅坚持按劳分配，抛弃多种分配方式，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更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遑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正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历史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国情而确立起来的。

（二）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启示。

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坚定了落后的中国根据现实条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信心。他所强调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也提醒着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抓好生产力发展这第一要务，才能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恩格斯针对当时中国所提出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的论断，促使我们清

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盲目排外是不行的，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对外开放。这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紧密相连。同时，恩格斯晚年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调整一定要依据现实情况和具体国情，这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正确分析革命客观条件，科学制定斗争策略，合理运用斗争形式，进而建立和发展公有制，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等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另外，恩格斯晚年还十分重视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认为其既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力量，也可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力量。我国也历来重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无疑，这些都与恩格斯晚年的政治思想密不可分。

（三）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启示。

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恩格斯晚年关于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思想，时刻提醒着我党在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要积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前，又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既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管理，又推进了文化建设的改革与发展。这些都与恩格斯晚年所强调的意识形态重要性紧密相连。另外，关于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论断，不仅使我们明确了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而且还清楚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这引导着我们要始终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认识论，从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与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实践证明，只有加强文化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才能增进社会共识，凝聚精神力量，打牢共同思想基础，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endprint

（四）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启示。

恩格斯晚年将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引入社会主义轨道，通过系统阐述原始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论述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发展的历史，指明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消亡的必然性，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性。这不仅使我们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心，而且坚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对于实现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恩格斯晚年在描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就明确指出其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具体道路只能由实践去回答。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本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此，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我们既不能只顾眼前埋头苦干，忘记远大理想而迷失方向；也不能空谈理想急于求成，忽视现实情况而脱离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只有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得出新认识，才能使思想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实际，才能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才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从而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列宁曾说：“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7]（P50）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7]（P51）。恩格斯是伟大的，他与马克思共同努力为社会主义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为无产阶级解放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以及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瞻仰。尤其是晚年的恩格斯，他在革命实践中所体现的坚韧不拔精神和在实践基础上所凝结的弥足珍贵思想，将一直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创新，将一直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论马克思主义[C]//.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王家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