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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合肥城里有一只鸵鸟,他不跑

点击:0时间:2019-11-12 20:48:05

邱苑婷

上班抄水表,下班后花几个小时游荡在合肥街头拍照,忽然就走红了,热闹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依然在抄水表,依然在街拍,一切好像都变了,又好像没变

抄表工刘涛微博蹿红的那天,是2014年10月20日。

上班抄水表,下班后花四五个小时游荡在合肥街头拍照,这种生活他已经过了4年。每个月,他会挑一些还算有意思的小照片,发在微博上。那个下午,《三联生活周刊》转了他的照片。

那是周一,和往常一样,他下了班,挂着相机正在街头晃。走到一个小花园,他坐下——那是他平常休息的地方。掏出手机,微博提醒一条条刷出来,他有点吓懵了:四千多新粉丝,还在一直加,一直加,直到四五万……

边上坐了一个老大爷,他凑上去,傻笑着给人散了两根香烟。老大爷往后一靠:“欸你干嘛给我香烟?”也是一脸懵。

刘涛还是憨笑:“挺高兴的,挺不容易,跟我聊聊吧。”

老大爷摆手:“我不抽我不抽。”转身就走。

刘涛一个人在那,继续傻乐。

后来有同事问他,“你微博那么多粉丝,花了多少钱买的?”

普通人

刘涛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他曾经的想法是好好工作,找找人看能不能进办公室,比如他会想,能不能帮领导开个车,可能就不用抄表了。

年轻人干抄水表的活儿,毕竟是不好开口。同学聚会时,大家说起各自近况,刘涛就会说,我在供水公司啊。

“哪个部门?”“在那个,营业中心啊。”

“具体做什么?”“搞这个……搞这个水表方面的事情。”

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

但刘涛和周围人是有点不太一样。同事们聚在一块,话题无非股市、房子、孩子、八卦。他表面合群,但很少参与,只是耳濡目染,有时候会想,自己拍照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真是无法想象吧。

初中看《灌篮高手》,加上暗恋一个女生,为了表现自己,他开始画画、打篮球。青春期的暗恋随风而散,兴趣却一直被他带到部队,带到工作的自来水厂。人家聊天,他在旁边画画,有时开会也画,“觉得不浪费时间。”

他在厂里的墙壁上涂鸦,给单位做设计、画宣传漫画,偶尔想着说不定能靠画漫画进办公室。他的目标是100张,画到七八十张,发现还是不行。不过那时候,他觉得画画的最高境界就是“很像很像”,画得不逼真会觉得挫败,没学过素描的他是野路子出身,心里没底。

后来,换了抄表工作后,他每天在街上走,没办法画了,转而买了相机拍照——那是2010 年,他偶然看到日本摄影家森山大道的街拍作品,心中动念,买了一台理光GRD3,森山用的同款相机。生活里总得有点什么出口似的,而居然是街头摄影这件事启发了他:原来画画也不需要框架,可以随意去表达。

他现在偶尔也还画,比如签名时画个自己的Q版头像,光头抿嘴,头上冒汗。

这和现实中的他神似。两年前Lens杂志的主编法满第一次去合肥找他,因为很少有合肥以外的人来,他紧张,出门时把剪刀当成钥匙塞进口袋。公开活动场合,他会有点拘谨,略佝偻着肩膀,有时双膝内扣,整个人都是毕恭毕敬的,容易紧张,“有个什么事,心里就一直悬着,想一定要顺利一定要顺利。”

观众提问,他也极配合,不管问什么,他都一股脑儿地说,细节、数字都具体得不行,真诚单纯地兜着所有问题,不希望提问者一无所获。观众就笑。他今年34岁,这个年纪的人多半懂了世故,藏着掖着的人见得多了,忽然把这么一个毫不遮掩的人放在你眼前,倒叫人觉得讶然又珍贵。

给世界开窗

刘涛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常常会说,“拍照之前”、“拍照之后”。

于是,他的人生看起来被摄影分成了两截:前一截子人生,高中毕业,当兵,在佐丹奴专卖店当销售员,做电工,抄水表;后一截子人生,上班抄表,下班拍小照片,趴在网上和世界各地的摄影迷交流,直到微博蹿红,出摄影集,偶尔在周末飞往其他城市做沙龙。

这话对,也不对。说对,毋庸置疑,摄影打开了他看世界的窗;说不对,是因为他总还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想看看国外街头摄影师们的作品,一看就是一个新世界:摄影部落格里专门有亚洲区,爱好者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地区、马来西亚……2013年,刘涛把之前几年拍的照片整理了出来,开始在部落格上更新。

“你这个张张精彩啊!”

“是不是每天都拍啊?”

在当时的刘涛看来,这些都是“世界另一端的人”,托互联网的福,跨越几千几万公里,居然能够实时无缝对接。他说自己累积了很多照片,世界另一端的人说,那我们来给你做个小小的摄影介绍吧。

过了大概一年多,有个世界另一端的人说,刘先生,我大约何时何时会来合肥与你见面,不知道你有空没有空。

“我惊呆了,很热的天,七八月份,一个台湾人,从台湾到合肥,然后要跟我聊摄影。这个是我以前完全……不能想象的。”

毕竟除了合肥,他在其他城市几乎没什么认识的人,有人大老远从外地来找他,也是生平少有的头一遭。约定时间,台湾网友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虽然抄水表工资甚微,但他高兴极了,请台湾网友去当地的好餐馆吃饭、喝酒,聊了很多很多。他们不聊股市、房子、孩子,他们聊蔡英文、马英九、台湾推崇的摄影师……

拍照之前,他没想过翻墙,没想过QQ里面为什么没有别的人,也觉得别人的生活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拍照以后,他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能连接到欸。”

那就像他自己拍过的一张照片:卖葡萄的小摊上,一只手把中间位置的葡萄提走,露出用来垫底的宣传画——那是一张昂首的笑脸,画中男子的目光越过葡萄,看向更高更远处。

“我觉得那人挺像我的。相机好像给我在世界上开了一个小窗户一样。”

但他的父亲依然不时告诫他:“你不要信网上的东西!”

名声之扰

微博走红后,Lens主编法满私信他,你不要被热闹打扰。刘涛说好。

其实无需提醒,这个人身上,全是谦卑、唯恐打扰到他人的小心翼翼,你根本找不到任何和“自大”、“自负”有关的特质。

出名把刘涛的不一样放大了。待最初的惊讶和感动过去,对一个在意他人感受的人来说,这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和困扰。

那段时间,他照旧上班抄表,下班拍照,但扫街一路上都没法拿起相机——每天都在打电话,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找上门的合作邀约。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能轻易说出拒绝的人,哪怕不太愿意也会硬着头皮配合到底。记者到他家里、单位里,挨个采访,找他的父母聊,找他的同事、领导聊,让他回避,问“你们觉得刘涛这个人怎么样啊”。

他父母会说,噢我儿子啊,不错的不错的。

他领导会说,啊刘涛工作很不错的,刘涛这样的人才也是企业熏陶得好,企业培养的。

“觉得特……特夸张。就有点像,很感人的新闻故事的那种。你想其实自己在做一个自己觉得还算是有点艺术想法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励志故事,对就像你是一个什么铁道工人,‘嘿哟嘿哟,扎根工作多少年,那种东西。”

一下子,刘涛的好友变成了四位数,大多数是不认识的人,还被拉进了各种各样的摄影群。他受不了了,终于,等风头稍过去,他想,该平静下来了,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于是他开始退群、删好友,拔拉拔拉——不仅是陌生人,领导、同事甚至是朋友,全被他删了。

他下了狠心,想,删就删得干净一点。

再了解的朋友也受不了被删。他有个相识多年的好友,看到刘涛把自己删了,气不打一处来,叫了他另外一个同事出来喝酒也没给刘涛打半个电话,愤怒又失望:“就觉得刘涛你他妈这个人……”

好友尚且如此,更别说同事领导。同事的逻辑也很顺其自然,“发现叫你出来喝酒你也不来,就说明你这人把我们看得好像……不愿和我们玩了一样。”

“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要是你看照片,你会发现这个摄影师他不太可能会是那种变得很浮夸很夸张的、高高在上的。可能那时候心态有点极端吧,就觉得不应该有选择性,太想安静下来,就删了。”刘涛有点委屈,也自我反省。

好在后来,听了别的朋友转述好友的种种怨气,刘涛大梦初醒,赶紧打电话解释。平复过后,他也把同事全部加回来,一一说明。

别忘了菜市场收摊后的冷清

热闹渐渐消散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连续好几天,刘涛没拍到满意的照片。

他有点儿怀疑自己:是不是心态不一样了?是不是有点浮躁了?

那段时间,他频繁地参加聚会、饭局,跟着朋友去高大上的场所,去小资的地方,比如吃海鲜自助餐,比如“好多花的那种咖啡店”。

他管这叫“迎合”——出入那些场合时,他心里还记挂着市井街头。“好多花的咖啡店”呈现的那种生活,那不是现实,现实是什么样的?还有一群人生活在另一种环境里,他们根本看不见。可能看不到就没有吧。简直是两个世界。他在心里想,菜市场里的一个卖菜阿姨,估计很难到那种环境去点个咖啡;而生活在高大上里的人,就算买鸡蛋,大概也会去超市,而不是菜市场。

他们看不见,可是他看见了。街头摄影师是游走在各种生活形态间的流浪者。他之前拍过一张照片,是菜市场收摊的时候,只剩下环卫工人,地上散着残缺的菜叶,还有卖鱼、卖肉的把没卖掉的鱼、肉放在地上,很冷清。

在井井有条的地方待久了,他就告诉自己,不能忘记那边还有这样的生活。但身处繁华中时,焦虑、自卑、怀疑还是混杂着没过他不太坚定的自信。“进入街拍这个状态后,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孤独的。没人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别人去向何方,但别人都是去办事,只有你一个人在路上,人潮人海中你是来拍照的。就感觉一会跟着别人走,一会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就是完全找不到该拍的东西,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好像一天就……这一次过程不会有收获了。可能是状态不好,但第二天还去;第二天没有,第三天还去……它需要对自己有信心,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在咖啡店呆久了,别忘记菜市场收摊后的冷清……”很少在微博发私人文字的他,在2015年2月13日凌晨2点11分,发了这条状态。

“太没劲了”

他还是在抄水表。“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哎哟你这个人,太没劲了。”

微博走红后,邀约纷至沓来的那会儿,他有无数次可以放弃合肥这份工作的机会,去更大的城市,去从事职业摄影。尽管曾经对抄水表这份工作难以启齿,但这时他反倒一一拒绝。

刘涛并非不喜欢大城市,但在拍照以前,他没法理解:大城市里每天那么挤那么累,那么小的房子,城市那么大,来回就得几个小时,太辛苦了,没必要嘛。

拍照后,刘涛懂了。2014年4月,他入围了第六届三影堂奖——没说自己抄表工的身份,他纯粹凭借照片入选参展。展览在北京举行,他带着妻子、一个同龄亲戚去了北京。四五月的北京是春夏交替的季节,远远看去,三影堂艺术中心的建筑如灰色石砖砌成的方形碉堡,一角外侧有河水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院子里,石砖路在草地中间交错;展览馆内,是现代风格的横平竖直,立方的空间纵深,灰色砖墙、大理石地面,摄影作品在精心调试过的灯光下整齐排挂,叫人一走进去就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认真驻足。

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各种摄影书,和形形色色的人。所有人都在谈论摄影,这感觉几乎称得上神奇。刘涛大为震撼:“哇塞,这边对待摄影这种态度,太认真了,太专注了。完全不像我们合肥那个摄影展,就放在人家火锅店门口,然后摆一排易拉宝。”

夜幕降临,大家在草坪上围成一圈,伴着现场演奏的美国乡村音乐,跳舞、游戏……这是刘涛从未有过的新鲜体验。“生活瞬间美好过度。自由的气味弥漫着三影堂夜晚的草地。真是美丽至极。”

三影堂的记忆成了他反复提及的经历,而且总要特别强调:我没有提自己的职业。他开始明白,北京这座城市,“真的不一样”,人和人之间能更轻易地找到同伴,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也远非合肥可以比拟。

于是,那些再也回不去故乡的北漂们也问刘涛:你这样想法的一个人,怎么还能在原来的环境里待得下去啊?

不跑的鸵鸟

实际上,他开始反观合肥、抄表工作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抄表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但也给了他下班后的自由。他3点下班,可以沿着含山路、义仓巷、宿州路、六安路、淮河西路……从下午一直拍到晚上8点;他生于斯长于斯,对合肥再熟悉不过,这也是摄影创作的源头。

比方说,他知道合肥城里那只得了抑郁症的兔子关在哪里;又比方说,他知道那个穿着红色大马褂的看车大叔晚上就成了保安;再比如,合肥长途汽车站边6000块一平米的房产广告牌,已经树了很多年了,现在的房价已是一万多,而还会出现在长途汽车站的人已不太多,基本是大包小包要回县城的农民工……

自由和重复并存,熟悉和疏离相生,他愿意保持和环境之间的张力——他自己用的是“纠结”。

接受采访、出席活动的一天之内,他说了至少7次“纠结”:

拍下略尴尬的某一刻,“挺纠结的”,“哇我自己是不是,又又又,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呈现呢”,语气里是真实的紧张,台下人笑成一片;加不加同事群,也是“各种纠结”,不然他免不了想跳出来说几句“不不不,不是这样的”;街拍时看到同事带孩子去看电影,“内心也很纠结”,因为拍照,平时陪女儿刘小米的时间也不够多;几乎对所有被摄者和他们的生活,都“有一种纠结的东西在里面”。

这纠结究竟是什么?

“我既不希望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称兄道弟或者是很熟悉,又不希望用一个很高的视角去看他们。就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才会看到很多人与人的反差,很多的对比。我能找到他们之间的反差和荒诞性,但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哦。我其实并不觉得我要排斥他们,我要远离他们,我跟他们不是一类我就走,因为我看到这里面他们也有人情,也有很开心的人情的事情。”

他说大白话,道理却明白得透彻。

艺术家马良把这人情看得清楚,说刘涛照片里“有我们每个人鱼水难离的中国式生活,吞吞吐吐的人世间所有无可抗拒的温暖和艰辛”。“他不是个愤世嫉俗者,又天性幽默,所以他的照片里有了生机勃勃的天地众生,我真喜欢那些诚实的小照片儿啊。”

但他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和他们一模一样。出了摄影集《走来走去》后,他不会主动和同事提及,怕人家觉得自己在炫耀、或是想让他们掏钱买书;父亲让他小心提防着点,“你出的该不是黑书吧?”母亲则说:“你这拍合肥的书,别的城市哪有人会看哦!”

他拍过一只城市里的鸵鸟,和《老炮儿》里的场景出奇地像,却早了电影好几年。当时,那只鸵鸟的头被黑布蒙着,被人用木架子关着,在街上卖。卖鸵鸟的人把黑布拿掉时,鸵鸟看到这个城市,惊呆了,一直踹周围的木架子,想跑。刘涛当时心里就想叫,快跑快跑。

要是把这只鸵鸟放在动物园里,放在草原上,反而没趣了。所以他也不跑。

爱的方式

其实,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曾选择离开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个理由是:“成家了嘛。”

一个内心浪漫的人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他的浪漫。当兵时,他在曾经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 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站岗,边站岗边放声唱歌,给自己解闷;2001年的狮子座流星雨,那晚他恰在监狱楼顶值勤,心里想着“天涯共此时”;如今,他把这许多浪漫一半分给了摄影,一半分给了妻子和女儿刘小米。

他的镜头下有许多孩子和父母。他街拍的路上,会经过许多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每看到校门口、补习班、中高考考场外等待的家长,他会想,自己以后就要步他们后尘了。有次,他在小学门口看到了一名几乎从来不说话的女同事,这才知道她为什么主动要求抄大口径的水表——那通常是男人干的活,虽然累点,但可以早点下班接孩子。孩子一出来,刘涛眼见她利落地用嘴把酸奶管的纸包装一咬、一抽,戳进酸奶杯里递给孩子。

然而什么是真正的爱呢?

“好多人天天陪着孩子,要把他们喂饱、不让冻着了,从小让小孩子上补习班、兴趣班,但车上超载、不戴头盔,挺危险的,他们却不在意这个。周围人抄表的基本上都要生二胎,可空气啊、雾霾啊、水啊、奶粉啊,好像没人去考虑这些东西。我要跟他们说呢,他们反而觉得你好像有点过了吧。”

想象力,创造力,自由,视野,这些在刘涛看来最重要的教育,在小镇上却显得另类和过于超前。女儿取名“小米”,他想的就是:“希望你和我一样平凡就好,就像用手去抓一把米粒,你只是其中之一,不是最棒的那个哟。”

他把曾经的画画功力都用在了刘小米身上:家里人给刘小米买喜羊羊灰太狼的填色书,他觉得太限制想象力,不如干脆自己画,就画了很多空白的太阳、衣服,让她想象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想让小米知道,同样的东西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呈现。这个道理,也是“拍照以后”他才懂得的事情。

刘涛给刘小米买了一个地球仪。他的照片传播到了很多很远的地方,他也想和她说,这个世界很大,希望她以后能离开自己走得远一点吧。

(图片选自《走来走去》,2016年6月由Lens编辑出版)

标签: 的人 合肥 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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