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与空间均衡问题
唐杰+戴欣+唐文+袁帅
[摘要] 中国经济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方向是什么？如何转型？转型面临的难题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被讨论着。本文认同我国经济存在着周期性因素，但更关注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及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均衡理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增长 创新 资产泡沫 空间均衡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1-0007-09
一、导言与文献综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增长大幅回落。至今接近9年，全球经济贸易仍未出现明显的复苏。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7年明显低于过去30年约10%的年均增长率。目前，我国经济下滑已经非常接近底部， L型的中长期增长趋势正在成为共识。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下滑不再是常规的、围绕相对稳定的潜在增长率的周期波动，而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向下漂移的供给侧问题。外部危机引发的短期需求萎缩当然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在全球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度出現7%以上的年增长率，但未来30年，8%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应当是个小概率事件。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志。
坦率地说，过去几年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还没真正起步，成功的转型案例不多。从全国范围看，只有京沪深的转型取得了实质进展，其中深圳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从低向高渐次转型的案例。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成功转型的京沪深正在引领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创新转型因资产价格泡沫走向崩溃？这是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经济学逻辑思维，一定是确定空间上的经济现象，离开了空间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不存在的。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经济增长与空间经济内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尽可能揭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有规律的空间特征。对此，本文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代表性较强的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如下。
萨默斯提出（2014）①，工业化以前的2000多年，人类的生活水平变化十分缓慢，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人均寿命空前提高。1820年出生的欧洲人，期望寿命是40岁左右。1820～1860年欧洲生活水平提高了大约40%，相当于在此前2000多年的增长。即使如此，工业化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也不过是2%。只有极少国家和经济体能够实现连续10年6%以上的高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打破了一般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高速增长期。在过去的35年当中，中国经济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每8年生活水平翻一番，35年的时间内增长了16倍。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与世界经济互动如此之强，在工业化史、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亚洲欣快症”与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典型化事实》一文中，普里切特和萨默斯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论点，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领域唯一的典型化事实。依此规律，中印经济增速均会大幅放缓。印度，尤其是高速增长的中国，持续增长的时间已经是常见的典型高增长的3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回归全球均值，而且不能以中印经济减速来说明出现了重大政策失误。
伍晓鹰（2014）认为①，过去百年，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一致性，都是自上而下的资源动员的追赶型增长模式，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策都和保证增长速度有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最快的全要素增长。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骤然扩大的外部市场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突发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在促进高增长方面的作用突出，但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引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边际收益下降。世界银行（2013）对中国生产率下降和增量资本产出比例不正常上升表示过担忧②，认为中国政府为保经济增长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本，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的投资，在过去20年中已经从3.6上升到2012年的5.4。相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高速增长时期的2.7～3.2，显然过高。
青木昌彦（2015）指出③，2008～2012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9.1%。去掉同期0.5%的人口增长率后，人均GDP增速为8.6%。劳动人口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地区，转移到生产率高出5倍的城市，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11%。未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消失，这是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过去10多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例持续上升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受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单纯的资本量增大，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将逐渐衰减。在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加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将比以往更加重要。
弗纳尔德和琼斯将美国1880～2000年间约2%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分解为四个因素：投资、人力资本、研究开发（R&D）和思想创意，投资拉动或是资本产出比例（K/Y）的贡献率为0%，教育或是人力资本投资贡献为20%，研究开发为58%，创新增长即专业化劳动力的思想创意的贡献为21%。白重恩和张琼（2014）证明④，我国经济在30多年高速增长中，投资对生产率贡献率逐渐下降，教育贡献率的显著性降低，知识积累则明显提高。
刘世锦等（2015）对如何防止中国经济跌入边际收益递减的陷阱进行了分析⑤，将后发经济体的增长过程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已有技术的平面扩张；二是缩小与先行者距离的追赶型增长；三是原始创新与源头创新性增长，提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时，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从追赶型增长模式转向源头创新增长。
格莱泽等（2014）基于对美国2003～2012年房地产泡沫分析提出⑥，房地产泡沫是货币现象，但不仅仅是货币现象，城市间房地产价格差异与城市房地产供求关系、经济状况及由此产生的预期差异的关系明显。2003～2012年，在巨大的地产泡沫蔓延崩溃过程中，城市之间出现了明显差异，多数城市出现了泡沫和崩溃；一些城市避开了泡沫也避开了崩溃；部分城市区经历了繁荣但没有破灭；少数城市，如底特律只经历了崩溃而没有繁荣。格莱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2016）以巴西、中国、印度和美国为例，讨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异同⑦。有效率的经济增长表现为有效率的空间均衡，城市规模结构依照齐普夫法则指数为负1的降幂排列，内含了大中小城市有序与协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产业和人口在空间的自由流动会引发城市间实际工资趋于均衡，会因聚集收益引起产业集中，也会因聚集成本引起在连续空间上有序扩散，形成城市间差别化的产业升级过程。格莱泽等发现，自1980年代以来，与印度相比，中国城市化过程更加接近美国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空间均衡。当然受到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均收入与租金的弹性值为1.6，巴西为1.4，中国为1.1。理论含义是，中国大城市在不断吸入人口和资源时，遏制了房屋租金的上升，吸引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形成了以中小城市经济增长乏力为代价的大城市经济繁荣。
二、我国经济转型的困难与曙光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是调整结构，推动新一代产业崛起，实现对低效率产业的替换，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同时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一是结构调整。传统制造业曾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过去几年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拖累。这与全球经济下滑和国际贸易收缩有密切关系，但劳动密集为主、资源密集为主、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而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和明显的生产过剩。从此角度看，目前增速较快的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金融业，假以时日会成为新一代替代性支柱产业。短期内，前者总量大，下降得快；后者总量小，上升得虽然更快，但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下滑的缺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引发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和失业增加。转型与调结构是客观合理的，也是艰难痛苦的，要经历痛苦的忍耐与坚持才能实现。
二是创新能力增强。创新是用新产品、新企业、新产业、新生产方式替代传统的过程，是一個渐进过程。评估创新进展不能仅观察新技术和新企业已经形成的地位，还要观察创新能力的变化，其中专利技术，特别是可以横向跨国比较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有重要价值。PCT国际专利申请是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推动建立的最重要的知识产权申请与保护体系， 有132个国家加入了PCT专利申请系统。WIPO的2016年度国际专利申请报告中显示①，2015年向本地（经济体）申请的专利总数是595400件，增长5.2%，其中国际专利218000 件。当年，中国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增速为16.8%；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申请国，增长 4.4%；美国作为第一大申请国下降了6.6%。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专利申请的高增长，2015年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专利申请增长了148%，智利增长了45.5%， 马来西亚增长了25.4%， 土耳其增长了24.7%，南非增长了19.6%。
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自2004年开始起飞，当年位居全球13名，是美国的3.9%，日本的8.4%；2008年上升到近7000件，全球排名第6，占全球份额3.7%，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1.7%和21%，超过了英国，2009年超过法国，2010年超过韩国，2013年超过德国，成为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第三名。2015年美国排名第一，占当年全球国际专利的26.3%，日本占20.3%，中国占13.7%。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约3万件，是美国的52%，日本的62%。
过去十几年，我国创新能力进步非常快，PCT国际专利申请件数的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不过横向比较，日本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基数很大，增长速度不算低。未来5年，按照线性外推美日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以非线性外推我国的加速成长，中日之间的缺口仍然存在，中美之间绝对数量的差距还会扩大。我国实现追赶的时间还要15年或更长时间。考虑到国际专利申请量只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一个子项，日本近年来出现的诺贝尔科学奖增加，已经成长为科学强国，我国走向创新大国步伐还需要更快。
三是我国从投资依赖转向创新驱动有亮点，但总体看转型的步伐很慢。鉴于目前我国数据样本还太少，不足以进行全面的经济计量分析。本文尝试选择代表性样本进行比较。我们选取了“十二五”期间，全国投资率平均水平、四个一线城市和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作为观察转型的样本。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和各城市历年正式发布的统计公报。
依赖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过程是典型的索洛增长，早在60年前，索洛就给出了要素边际收入递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结论。如今，经济增长理论早已超越索洛认识，知识、教育、人力资本作为取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中国经济要实现追赶型增长模式向创新增长转变，就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中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从持续不断的创新中挖掘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增的增长，当更多的投入得到更低的效率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不恰当的短期经济刺激，寻求速度与效率之间新的平衡点。
由此假设，经济转型步伐快慢的标志应当是出现了高投资率和创新驱动贡献的拐点。图2中的右坐标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即投资占GDP的比重；左坐标是研究开发费用（R%D）占GDP的比重。以广州为中心点向右，广州、天津、全国和重庆投资率在上升，广州的投资率从27.5%上升30%；天津从67%上升到了79%；全国平均从低于64%上升到接近83%；重庆从77%上升到了98.5%①。从中可以看出，过去5年，青木昌彦和伍晓鹰观察到的我国资本产出比上升，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资本推动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情况仍在恶化。本文没采取伍晓鹰使用的增量资本与产出比例（ICOR），而是直接使用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倒数，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带动的经济增长量，非常直观地分析平均投资效率变化。不难看出，“十二五”期间，广州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GDP从3.6下降到3.3元；天津从1.5下降到1.3元，全国从1.6下降到1.2元，重庆从1.3下降到1.015元。如果全国投资效率降到了只有1.01的临界点会发生什么？这显然是不需要再加以说明的结论了。
以上似乎得到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但是从广州向左看，可以发现转型的亮点。北京的投资率从37%下降到35%；上海从26.4%下降到25%；深圳从20%下降到19%；北京的投资效率从2.7上升到2.9元；上海从3.8上升到4元；深圳则是从5上升到5.3元。从研究开发费用（R&D）占比看，尽管城市之间高低悬殊，但全国和各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北京和深圳已经达到了全球的高点，上海也达到了较高水平。由于数据限制，尽管不能直接证明高资产投资率会挤出研究开发支出，但低收入的重庆和高收入的广州，投资率上升和R&D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的高收入和高投资率显著低于京沪深R&D比率，显然值得引起关注。近年来国际SNA统计标准做出了重要调整，按照创造知识更重要的原则，不再把R&D作为一般性支出，而是作为持续创新的中长期投资来统计。这个统计标准的更改不仅仅是增加了高R&D支出的发达国家GDP，而且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知和评价①。
总之，当全国和一些代表性城市在传统增长模式中似乎越陷越深的时候，京沪深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亮点值得认真研究。回顾历史，京沪深的高速增长也与投资拉动密不可分。过去35年，深圳每平方公里的投资超过了20个亿。现在的京沪深超越了投资依赖型增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创新能力最强的三座城市，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已经接近10%，具有了带动全国加快经济转型的能力。
三、深圳经济的持续动态转型
深圳是一个由无限个传奇故事编织起来的年轻大都市。它处在不断的转型过程之中，30多年里，深圳经济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持续的经济转型之路②。
第一阶段依托全球化，走向工业化。特区建立之初的深圳是典型的农业和渔业经济，没有工业。1985年深圳提出 “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③，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中心-外围关系，到90年代初以OEM生产方式为代表的加工贸易企业成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力量，深圳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
第二阶段走向模仿性创新的生产制造。1995年上半年两个外部因素在一个时点上碰撞，引发了深圳经济增速大滑坡。前者是1994年7月广深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引发了OEM产业沿广深高速向北迁徙，东莞崛起，逐渐取代深圳成为全球重要的OEM中心。后者就是所谓的“特区不特”，经济特区的地域性优惠政策让位于沿海及更广泛的对外开放的普惠政策。但从本质上看是深圳OEM的成本在提高，简单的低水平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了竞争力。在危机迫使深圳转型时最典型现象是，深圳成为著名的山寨城市，模仿国外品牌进行规模化生产成为深圳转型中的重要的发展阶段。深圳幸运，在山寨当中很快就走出自己的制造之路，涌现了华为、中兴、比亚迪、研祥、大族激光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著名品牌。
第三阶段完成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变。华为、中兴、比亞迪等企业异军突起，同时也崛起了具有核心技术、在国际产业链关键环节占有重要地位的专业化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群体。深圳因此从大规模制造走向横纵向的网络化产业分工，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分工体系推动了深圳的持续转型。北上广深确实是走在前列的创新强市，而从人均指标看，深圳的分工专业化水平显然是一骑绝尘，遥遥领先。除杭州外，其它进入前十名的城市在专业化分工与创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当我们定义专业化分工推动创新时，也就定义了市场化水平与专业化分工的关系。
第四阶段向深圳创造转型。琼斯和罗默（2009）提出①，现代增长理论在大家熟悉的实物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要素基础上，添加了思想和人力资本存量。思想带来了规模经济效果，好的制度有利于新思想的规模化创造，新思想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现实世界中，科学发展以及距科技前沿的距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决定性因素。
过去10年，深圳加快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已经成为全球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引领者，在基因测序和测序装备材料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圳也是全国最重要的时尚品的设计中心。深圳地域狭小，缺乏自然资源，最富有的资源是庞大的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群体。目前，深圳拥有国内外上市公司350家，销售收入超过千亿的企业近20家，过百亿企业上千家，过十亿的约万家，过亿元的企业已经难以统计。众多的创新企业聚集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快速分享与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形成创新的汇聚，形成潮涌式的相互推动的一波一波创新过程。
2014年在全球前25名企业中，美国有6家公司，高通、英特尔、微软、联合技术、谷歌和惠普；中国有4家，华为、中兴、腾讯与华星光电。有些令人意外，所谓中国4家就是深圳4家。深圳4家当年PCT专利申请数7611件，若加入华为公司下属的华为终端单独申请的件数，深圳4家企业申请件数与美国6家公司只相差130件。
2015年，华为的申请件数仍然是第1名，中兴是第3名；美国高通和惠普公司分别是第2名和第10名。在前30名里，美国8家，中国5家；美国申请数合计9041件；中国申请数合计9272件，减去京东方公司，加入华为终端申请件数，深圳公司申请数为8487。2015年深圳企业申请的全部PCT国际专利件数超过了1.3万件，连续10年占中国总件数的50%。韩国PCT国际专利申请件数位列全球第5，也只比深圳领先一年。未来，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件数超过韩国可能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一个曾经如此落后的城市，只用了30多年时间走向了世界创新的前沿，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再难但只要坚持就不难，从投资依赖走向创新驱动，真正的驱动力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海洋中竞争的企业。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依赖于空间均衡
现在来讨论一下有关转型面临的悖论。京沪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代表，而在现实中京沪深又是当今中国内地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城市，是创新带动了房地产泡沫，还是房地产泡沫会吞噬创新？
首先，房地产作为资产，价格泡沫一定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是具有周期性的货币现象，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灭。但反过来说，房地产价格上升并不一定是资产价格泡沫。我们也不能从城市之间房地产价格高低差别来定义泡沫。
其次，经济增长理论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斯密发现了分工引发增长，马尔萨斯发现技术不变条件下人口增长与土地稀缺引发贫困陷阱，马克思发现积累与竞争推动增长，熊彼特看到了创新引起增长，索洛规范化和公式化了马克思积累与增长的命题，解释了摆脱马尔萨斯贫困增长的路径，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率的要素边际替代率可以实现平衡的增长过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现，现代科学技术和大规模的贸易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人类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意义不断降低，新知识、新思想的发现与广泛传播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距离有效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增长过程仍然相差甚远，这是因为只有在城市经济无差异的假设下，才可以将城市生产函数加总为国民经济总产出。从一切经济增长过程都是确定的空间行为出发，经济增长理论对空间经济形态的研究，不仅需要在标准增长模型中加入距离运费和土地稀缺地租上升的变量，也要考虑要素在空间自由流动所形成的收入均衡与结构差异，空间集聚与扩散是连续发生的过程，要素组合重构的空间异质性而不是一致性决定了空间边际收益递增的过程。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市场选择过程，而不是行政干预的政府行为①。
罗森（1978）和罗巴克（1982）的开创性研究为研究经济增长的空间均衡提供了简明的思路，它被称做“RR空间均衡定理”，核心是以城市的工资和租金溢价来解释城市的空间集聚和扩散带来的空间均衡过程。简化的表达式可以写为：高名义工资+高房价=低工资+低房价，亦可变形为高工资+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功能+多样化城市生活+高房价=低工资+宁静的生活+低房价；名义工资扣除房价是实际工资，或是企业收入扣除土地租金是实际利润；RR定理还可以写成：高房价+低通勤成本=低房价+高通勤成本之间的均衡。在此过程中，空间均衡表现为，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大都市区周边的中小城市化使城市区的边缘不断蔓延生长，从单一发展或是恶性竞争发展的独立城市，走向相互关联协同合作的城市群。在大都市工作和周边城市之间，出现人口密度和房价租金以核心大都市为中心逐步递减，产业以大城市为核心形成阶梯形分布等等。
第三，美国工业化城市和后工业化时代空间均衡与城市房价关系。美国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的1870～1940年代，城市工资溢价持续上升，从高于农村10%持续上升到35%以上。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人口密度大幅上升，城市租金溢价从1918年的20%开始上升，1930年代达到最高峰，超过了100%。此后美国城市工资溢价和租金溢价保持大约40年的稳定。1980年计算机产业和信息技术革命爆发后，美国城市化进程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大都市人口密度，工资溢价和租金溢價进入新的上升期，按照对工资溢价弹性和土地租金弹性高低开始了产业替换过程②。空间经济增长与空间均衡的演进，使得分工从人的分工专业化，走向企业的分工专业化，走向城市的分工专业化。在大规模城市化开始的时候，由于城市相对于农村，大都市相对于中小城市有着更高的生产率，有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会出现工资溢价的持续上升；随着人口和产业聚集，租金与房价溢价开始较低上升，大都市相对于中小城市的工资溢价与租金和房价溢价的差距缩小，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从显著扩大，到逐步缩小，直到出现均衡。这个均衡过程就是产业和人口从大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扩张的过程。大都市走向人力资本聚集程度更高，产出工资弹性更高，产出土地价格弹性更高的产业形态；中小城市则是按照距核心大都市的远近做相应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由此出现了，城市发展水平趋同，但城市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异质化而不是同质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内生的大城市或是创新中心向周边区域持续扩散的内生升级过程。没有了RR定理阐述的依效用等价的空间扩散与均衡过程，实际上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转型与升级。
第四，中国主要城市经济转型与房价关系。考虑到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所占比例在25%左右，因此城市之间可以比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就是可以比较的房地产供给水平的代理变量，即投资率越高，房地产的供给就越多。不失一般性，房地产需求可以定义为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密度，将某个城市的人均GDP乘上单位土地人口密度可以作为城市间可比较的房地产需求强度。深圳的人均GDP和人口密度最高，需求强度也最大，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考虑到重庆地域面积太大，城市化比重仍低，本文选取了2.86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较高区域的人口密度）。从供给角度看，深沪京的房地产的供给水平显然比较低，穗津渝的供给水平显然比较高。一个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的结论应当是，京沪深房地产市场的特征是需求大于供给； 穗津渝房地产市场的特征是供给大于需求。由此引伸出更加符合经济学逻辑的结论是，供不应求价格高，供大于求价格低。图5中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取自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的中国房地产行情2016年8月的住宅价格，其中重庆是以南岸和江北区代表全市平均房价），应当是比较好地反映了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情况。
现在回到有关转型面临的悖论问题。当我们扣除了房地产泡沫因素，仅讨论城市间房地产价格比较时，可以看到，城市间房地产价格差异首先决定于城市房地产市场特征的差别。若进一步扣除城市间房地产供给的差别，决定城市房地产价格差异的需求因素可以分解为，人均GDP收入水平和单位土地人口密度。引入RR定理以实际收入定义空间均衡及其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京沪深经济转型的空间效应是创造了更高的产出工资弹性和更高的产出土地价格弹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要防止高房地产吞噬京沪深转型创新成果，关键在于三座样板城市可否实现持续的产业扩散，以及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与规模的调整，在空间均衡过程中不断提升产出工资弹性和产出土地价格弹性。京沪深要走向更高端的产业形态，成为引领全国的创新中心和引导资源配置均衡分布的枢纽，关键不是所谓的行政性地限制人口聚集和房价与租金的上升，而是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壁垒，以市场化的思路，通过高于工资溢价的租金溢价，推动人口和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
第五，美国大都市区经济结构调整与空间均衡。本文依据2001～2013年期间美国六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变化①以及对纽约和洛杉矶两个大都市群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的统计结论是， 2013年，美国6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占全美GDP的89.8%。2001～2013年，6大都市群制造业产业占全美制造业的比重从83%上升为90%。当以Xi部门的区位商作为城市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代理变量时，可以发现6大都市群制造业区位商从2001年的0.93，上升为2013年的0.961。可以说，大城市群不仅是美国制造业重心所在，而且地位有上升的趋势。进一步的细化分析表明，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圣地亚哥等6个核心大都市中②，纽约制造业的区位商稳定在0.5，波士顿略有下降，芝加哥从1.02上升为1.11，洛杉矶有明显下降，从0.92到0.8，旧金山保持稳定，圣地亚哥从0.69上升为0.73。
當我们的分析视角从大都市区扩展到大城市群后，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时，大都市群内部的核心大都市与中小城市间存在着差异化的工资溢价和租金房价溢价，不同产业部门对两个溢价影响的反应明显不同，具体化为产业间的产出工资弹性和产出土地价格弹性的差别。制造业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量最大，对地价上升最敏感，会率先从核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迁移，其次是零售业、批发业等。以大都市群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之间专业化分工与结构升级过程中，制造业等产业部门从大都市退出，在其它城市集聚，从而形成产业在大都市群内部差异化均衡分布。所谓大都市一定是去制造业的，所谓大都市群又一定是一国制造业的精华所在，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中心。
2000～2015年，纽约和洛杉矶大城市群内部结构变化与空间均衡表现为如下特征：一是信息及信息服务产业成为纽约和洛杉矶的优势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及金融业的区位商在不断提高，制造业区位商在1以下继续下降，去制造业化过程仍在推进；二是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成为大都市群内中小城市的专业生产部门。在一个连续空间上，以距大都市距离，周边城市依次沿着零售与批发业的中心和高端制造业中心实现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三是在中小城市，教育、医疗部门的区位商普遍高于核心大都市，教育医疗部门产出占中小城市GDP的比重还在上升，成为中小城市重要的专业化部门。这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显而易见的，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是改变大都市工资溢价高，实际工资水平高的重要条件。当最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却采取行政手段限制人口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本应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解决办法。当我们不能有效地推动产业空间扩散，实现空间公平的时候，大城市特别是少数特大城市的房价持续上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京沪深走向创新的转型也就很难避免被高房价所吞噬。
五、结 语
本文围绕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型的目标方向、困难以及成功案例进行了讨论，提出空间均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从中美城市实证分析的角度，讨论了空间均衡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创新驱动的重要意义。从现实出发，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已经走完了依靠工业化创造集聚效应以快速推动城市化的过程。未来，我国城市化将进入以要素空间扩散实现空间均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之间会依照聚集收益和聚集成本的比较，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经济结构，相互依存地成为一体化发展的大都市群。
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壁垒，推动生产要素在空间自由流动，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分工协调创新发展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增型内生增长的制度基础，这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题中之意，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防止我国转型升级走向泡沫化的治本之策。
Issu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China
Tang Jie， Dai Xin， Tang Wen， Yuan Shua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henzhen）， Guangdong Shenzhen 518055）
Abstract：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aces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why and how to promote the process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which have not only aroused widespread discuss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but also been discussed in the broader society. Despite identifying the cyclical factors of Chinese economy， this pap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Theory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Growth， Innovation， Asset bubble， Spatial Equilibr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