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陈仲丹
曾国藩是晚清时代的大儒名臣，在事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其事功的显赫，他的幕僚薛福成认为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一是“克己为体”，二是“荐贤为用”。前者是指曾国藩自身的道德修为，后者则是指他善于识拔人才，重用人才。实际上薛福成本人也是经曾国藩识拔进入他的幕府，最后成为著名外交官的。1865年曾国藩奉命去山东剿捻。当时为躲避战乱，薛福成全家从无锡迁居宝应。当曾国藩的座船沿运河北上到达苏北宝应时，出榜招贤。薛福成抓住这一机会，连夜起草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上曾侯相书》，以“门生晚学生”的身份口称“太老夫子”，火速面呈曾国藩。曾看了万言书，命人将薛福成请到座船叙话。晤谈之间，曾国藩见薛福成举止端庄，谈吐不凡，通晓国家大事，国学根底也厚实，当场决定把他留在身边。然后，曾国藩又问当地还有什么贤良之士，薛福成推荐了他的弟弟薛福保。结果兄弟两人在同一天投身为曾国藩的幕僚，开始了他们“匡时济世”的人生之途。由此可见曾国藩招揽人才的殷切之诚。
冷眼识人才
曾国藩对人才特别重视，是因为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此他反复强调：“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人存而政举”；“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故而他不遗余力地揽求人才，起初用的多是门生、同乡和朋友，后来事业发展有很多人主动来投效。每到一处，他都让人贴出告示：“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有一个长处，能“识人于未发迹之时”。薛福成说他“识人之鉴，超越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这是说曾国藩在与人初次见面时，就能大致判断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清史稿》称，曾国藩在接见第一次见面的客人时，往往会先看着来人长时间一言不发，然后开始问话，在言谈中考察估量，等客人走后再记录下此人的特长和短处，结果总是与实际情形大致相符。《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品辄目其材，悉当。”这是说初次考察他对人就有一个基本准确的看法。
曾国藩识人有眼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对江忠源的考察。1844年江忠源中举后去京师，由友人郭嵩焘举荐去见曾国藩。江忠源素以任侠自喜，为人不拘小节。曾国藩与他谈市井琐事，酣谈许久。谈完后江出，曾目送之，然后对在座的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继而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后来江忠源在太平天国起兵时组织团练与太平军作战，颇为凶悍，后兵败庐州（今合肥），投水自杀。
还有一个反映曾国藩有超常识人能力的例子。李鸿章在安庆初建淮军，对自己手下主要部将的才干看不准，想请老师把把关。他的手下有张树声、吴长庆、潘鼎新、刘铭传四员大将，请曾国藩过目看看他们以后谁最有出息。曾国藩说：“那好吧，明天早上让他们在我的公事房外等候。”这四人一早就到曾国藩帅府外，一等就是两个时辰（四个小时），饥肠辘辘，北风呼号。他要以“耐字诀”考验他们。又等了一个时辰，仍没有召见。一个麻脸汉子耐不住，说道：“烽火时期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对部下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寒心？周公一饭三吐哺，以待天下贤能，大帅的架子太大了！见不见应早点告诉我们。”这时曾国藩从室内走出来，对他们说：“好吧，今天不见了。”大家都面面相觑，那个麻脸汉子气得拳头攥得紧紧的。过了一会，李鸿章来找曾国藩。曾国藩对他说：“少荃，这几位都不错，其中那个器宇非凡、声音洪亮的麻脸汉子就是你要找的接班人。”李鸿章说：“这个人就是在大潜山上喊出大丈夫应生有爵、死有谥，人称刘六麻子的刘铭传。”曾国藩说：“四人在外面等待时，其他人都屏息肃立，改容以待，只有那个麻皮不一样，出言不逊，见我走过，昂然而立，眉宇间有不平之色。此人额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武之气，胆量和才气在诸人之上，好生栽培吧！”刘铭传后来果然成为淮军的第一员大将，战功卓著，曾率军在台湾与法军激战，并出任台湾第一任巡抚，率先在国内修建铁路，成为名将、名臣。
这两个故事听起来有点神秘，似乎曾国藩有着特异功能般的识人能力，但在神秘的外表之下也有其合乎情理的内涵。江忠源性格张扬，办事勇毅，有其建功立业的秉性，但也有冒险犯难的危险。刘铭传排行老六，因幼时患天花脸上留下麻点，人称“刘六麻子”。此人性情横霸，年轻时遇一土豪来他家责备“供给不时”，叫骂不止，他愤而手刃杀之，然后“乘其马，手其头，登高大呼曰：‘某豪虐乡里，吾斩之。”从此开始了他领兵打仗的军事生涯。据说在此之前曾国藩曾去淮军军营私访，看见众将都在嬉游玩乐，独有一人捧读《史记》，此人就是刘铭传。大约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印象让他断定这是个不一般的人才。
用人以德为先
曾国藩是位理学名臣，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时这也影响到他的人才观。他主张用人要德才兼备，但在德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以德为先，“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也就是说在选择人才时考虑德行要重于才干。他提倡“于纯朴中简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谦介为质”，而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则深恶痛绝。对所用之人，他首先要求有操守，所谓操守是指为官要清廉，有节操，有一种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其次是没有官气，因为官气重的人其以后的发展会受影响。在组建湘军时他很注意这一点，征召兵勇不招城里的市井油滑之人，所招募的都是山里纯朴的农民。面试时一看是山农，外表木讷，甚至有点笨，曾国藩就满意。
最能体现曾国藩用人以德为先取向的是他重用湘军大将彭玉麟。彭玉麟被称为“奇男子”、“伟丈夫”。他淡泊名利，谨守自己立下的“不要官，不要钱”的誓言，终身辞官不受达十多次，抱定“以寒士来亦以寒士去”的信条，常将自己的部分俸禄充作公用，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中其清廉程度是少见的。他在奏折中反复表白：“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在他退出军旅归乡时，只建草楼三间作为栖身之所。彭玉麟为人处事讲求实效，直率刚正不事阿奉，嫉恶如仇不稍宽贷，锄强扶弱，为民请命，从而贪官污吏、地痞恶棍畏他如老鼠见猫，平民百姓则把他称作“彭青天”。他治家极严，对不肖子弟决不姑息放纵，其弟20年后相见，染上鸦片烟瘾，在杖责之后限其彻底戒绝，否则不认手足之情。
彭玉麟年轻时的人品和才干就很出众，闻名湘中，自然成为曾国藩物色的对象。如同刘备三顾茅庐，曾国藩也是多次顾请彭才同意出山，出任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有才学，有胆识，勇于任事，是个讲朋友义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儒将。1855年曾国藩一度军事失利困守南昌。彭玉麟闻讯后化装成乞丐，从湖南徒步700里穿越太平军防区，赶赴江西，帮助曾国藩整顿困在鄱阳湖的湘军水师。1881年，清廷任命彭玉麟为两江总督，他力辞不受。不久，中法战争爆发，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欣然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督办军务，调兵遣将，实力设防，使法军不能进入广东境内。像这样德行高尚的俊杰，与曾国藩交谊深厚。他们最后分手时相依难舍。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了与彭玉麟分别时的情景：“五更三点起。黎明，与雪琴（彭玉麟字）、调甫、健飞三君作别，三人皆涕泗交流，余亦凄然不忍离也。”
对人才要培养磨炼
尽管曾国藩希望能多多网罗像彭玉麟这样的高士俊杰，但这样理想的人才毕竟为数不多。故而他也承认，人才不是现成的，“天下无现成之材，亦无生知之卓识”。要想获得更多合用的人才，必须致力于对人才的“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所谓“勤教”就是要加意培养。他把培养人才的“勤教”归纳为四项：“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将教诲与提拔相结合。而“勤教”又须与“严绳”配合，教而不管，譬若不教；管而不教，虽管无效。而且人才的养成须经磨炼，“古之英雄，几人能度坦荡之岁月，成顺适之功名？大抵皆千磨百折，困心横虑”。
体现曾国藩对人才“勤教”、“严绳”最好的例证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磨炼。
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中，李鸿章的影响最大。李鸿章能以一介书生成为晚清重臣，固然与他所处的环境和个人才识有关，但也与曾国藩的精心培养、着意栽培分不开。
李鸿章的父亲与曾国藩是同年考中进士的。李鸿章年轻时就以年家子的身份去拜访曾国藩。曾通过观察，批阅李的诗文，觉得这是个人才，确立了两人的师生关系。曾国藩组建湘军后，李鸿章来其幕僚，掌管文书，办事很干练。但曾国藩觉得李鸿章还不成熟，有很多毛病，譬如恃才傲物，心高气盛，生活上也很散漫。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平时起居很有规律，吃饭也定时定点，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按照曾国藩定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用餐，缺一个人也不行。刚来曾幕的李鸿章对这种严格而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谎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到齐了才吃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餐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板着脸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这件事让李鸿章铭记终生，从此改掉了晚起的坏习惯。他说：“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另一重要培养是让他独自组建淮军。1861年，太平军主力东进，兵锋直指上海。上海士绅派人来安庆求援，曾国藩决定由李鸿章招募一支军队去救援上海。临别时，曾国藩针对李鸿章身上存在的急躁、傲慢、任性的缺点，特以“深沉”二字相劝勉，殷切期望他在实践中成熟起来。李鸿章带兵到上海后，曾国藩又频繁去信，谆谆告诫。在曾国藩的全力扶持下，李鸿章终于能独立门户，开创了另一番事业。1872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得知噩耗，感到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怀着难以言状的悲痛心情写道：侯相（曾国藩）仙逝，“老成凋谢，中外震惊。弟与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赖其支持，噩耗乍传，忧悸欲绝”。
用人有误要及时补救
曾国藩以知人明、善用人闻名。通常被他举荐过的人都能发挥专长，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凡被他参劾过的人，大家也无异议，他本人也不会感到内疚。唯独对李元度的任用，使他识人的英名有所减损，而且他对李元度的参劾，也让他在事后感到不安，并深自悔恨，一直希冀有所补救，甚至想到要以联姻来作弥补。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少小好学，读书很多，年轻时就发奋著书立说。在曾国藩出山编练湘军时，李元度化名“罗江布衣”向曾上书，大谈兵略战守机宜，甚得曾国藩赏识，并几经周折找到他，安排为自己身边的重要谋士。在曾国藩处于困境时，李元度曾几次救了他的命。一次是曾国藩在靖港战败后投水自杀，李元度已看出败象端倪，事先安排人守在座船后舱，及时将他从水中救出。还有一次是湘军在鄱阳湖战败，曾国藩连座船都丢了，感到羞愤难当，再次投水自尽，情急之中李元度拼死力将他救起送上岸边大营。在征战初期的艰难岁月里，李元度追随曾国藩，帮助他渡过一个个难关。
不过人各有所长，人才也是如此。有人善当谋士，却不是统帅之才，或是熟读兵书，但一旦上阵打仗，却才能有限，李元度就是这样的人。他处理案牍文书很称职，分析军事机宜也有过人之处，但具体带兵打仗却不在行。后来李元度率领他招募的平江勇独立作战，不听曾国藩的劝告，盲目出击，在徽州遭到惨败。让曾国藩更为气愤的是，李元度兵败后不及时回营，徘徊在外20多日才露面，且“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故而曾国藩决定向朝廷参劾李元度。李元度不知悔改，又不经请示回老家招募了几千人，脱离湘军，去浙江作战，也无成效。为此曾国藩又接连两次参劾他，致使李元度遭到解职返乡的处分。对曾国藩与李元度的冲突，彭玉麟和李鸿章这些亲信幕僚都有看法，认为曾国藩一不该用其短处，让他带兵打仗；二不该三次参劾，全不念旧情。
李元度归乡后埋头著述，写了不少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愈益感觉到自己对李元度的处置失当，歉疚之情日益强烈。他了解李元度没有带兵打仗的才干，文人气也太重，但对其人品还是肯定的，并念念不忘李元度在患难时相助的真情，决定对自己用人处置的失误进行补救。补救的措施之一是密保李元度。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此时曾国藩向朝廷上折：“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他建议朝廷重新启用李元度，让他官复原职，这一建议得到采纳。补救措施之二是与李元度联姻。曾国藩在给李母的信中称：“闻次青（李元度字）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后来由曾国藩的孙辈与李元度的女儿缔结了姻缘，以此缓解他对李元度的愧疚心情。李元度面对曾国藩的这些修好举措，认为这是曾有着正人君子大家风范的表现。在曾国藩去世时，李元度写了长长的挽联，其中有“雷霆也是恩泽”的语句，表达了他对曾国藩过去参劾他的谅解。
正因为曾国藩对识人、用人有清醒的认识，并善于选拔、培养人才，即使在用人偶有失误时也能及时补救，他才能合众人之力，充分发挥团队的优势，虽历经艰难而终能迭有成就，成为开创晚清中兴局面的旷世名臣。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