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路径思考
[摘要]欧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5年多来，对中国在吸引外资、商品出口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应该正确看待欧美的“再工业化”，充分发挥“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以功能升级和链条转换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强化自主创新、科技引领，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打造中国经济新版本。
[关键词]再工业化；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5-0037-08
[收稿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联2014年资助项目“欧美‘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升级研究”（2014C094）；中共福建省委党校2014年校立青年项目“欧美‘再工业化政策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作者简介]蔡勇志（1981-），男，福建云霄人，经济学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制造业回归、贸易保护等措施，恢复本国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这一战略实施已经5年多了，对素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在吸引外资、商品出口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国内学者对“再工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为何推行这一战略、它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如何应对等几个方面。笔者拟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结合模块化理论和生产要素理论来研究“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一、全球价值链不同区段的价值分布及其获益来源
由于模块化理论的应用，分工从产业间分工演化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产品的生产可以按模块进行分解，然后根据各国的要素资源优势分散到全球各地进行某个模块或工序的生产，最后汇集到某个国家进行组装加工，从而完成一件产品的生产过程。模块的分解与整合使价值链从单一一个企业扩展到全球，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调的一条全球价值链（简称GVC）。因此，它既有生产空间片断化的特点，又有最终产品统一化的特点。全球价值链使国际产品内分工形成可能，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各地进行产业转移与布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指导下，聚焦高附加值的核心业务，而把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出现了“去工业化”浪潮。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及时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产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创造了“东亚奇迹”。20世纪90年代中国尤其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制造业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将自身嵌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可以说，全球价值链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这条产品链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发达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水平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
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整个链条，这里面的价值创造是不均等的，参与各方所获取的经济利益相差巨大。我们可以从台湾宏基集团总裁施振荣提出的“微笑曲线”中看出，产品价值链是呈“U”字型的，两头高、中间低，也就是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营销服务获利较多，而中间的加工组装环节收益最小，处于价值链的底端，这是比较形象化的说法。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全球价值链实际上很复杂，它的价值创造在制造环节并非无利可图。事实上，把制造环节放大，可以再形成一个二级产品链，这里面的价值分布也是不均等的。以苹果iPod制造环节为例，把该产品按零部件模块化分解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由硬盘、显示器模块、处理芯片、电池和各类内存等构成，这些部件基本是从美国、日本和韩国采购，其中日本东芝公司生产的硬盘7339美元，占了整个产品生产成本的51%，毛利润为265%，价值增值也最多（1945美元）；第二个是显示器模块，也是日本的东芝、Matsushita生产，采购价格为2337美元，毛利润287%，价值增值668美元。从iPod的产品成本构成来看，核心部件的生产和组装基本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的组装成本仅占3%，为386美元。从中我们发现，同样是制造环节，不同环节、不同工序其所获取的收益相差悬殊。再进一步解析其中的某个零部件，按研发、生产、营销这个大类来划分，以占成本最大比重的东芝硬盘为例，实际上东芝公司也仅是价值链的两端（研发、营销），它的硬盘生产环节也是外包给中国台湾地区或中国大陆的企业来生产的，东芝提供技术、设备、品牌，硬盘成品生产后由它来销售。最终东芝利用它强大的研发优势和品牌价值获取了大部分的利润。从iPod这个产品的价值链来看，它是一条大的价值链条，里面的制造环节又可以根据零部件的多少分解成很多更小的产品价值链，也就是“大链套小链”，其中的奥秘是很复杂也很有意思的。经过此番模块化分解，我们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大的模块，包含了很多子模块，每个模块在遵循统一规则或接口标准的前提下进行分散化生产、再整合，形成一串类似珍珠的大的价值链。所以，全球价值链下的制造环节仍是有利可图的，是可以获取丰厚利润的，关键是要占据核心部件的生产环节，生产出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高端零部件、零组件领域的全球垄断地位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这也是中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原因。
从低级要素、高级要素的角度看价值链的获益来源。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解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据价值链的两端，不管是在大的价值链还是更小的价值链上，这些企业都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付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劳动力消耗的代价后，只获得了微薄的利润，出现了“贫困化增长”的现象。以某个电子产品为例，我国进口了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各类零部件成本是100美元，经过加工组装后以110美元的价格出口，一进一出实际上我国只获得了10美元的贸易增值，但体现在进出口的总额却是210美元，显然，传统的进出口统计方法不能真实反映我国的高额贸易顺差现象。从贸易“贫困化增长”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存在区别明显的分工层级。不同国家在价值链中占据什么位置，取决于它们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源于他们拥有以知识、科技、物流、营销等为主的高级生产要素，而发展中国家则以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初级资源参与价值链分工，付出的是初级或低级的生产要素。前者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科学劳动，做的是“脑体产业”；后者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属于“躯体产业”。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技术、知识，经过日积月累的培训、积淀才能形成，因而，能创造出比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更多的价值。“脑体产业”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它难以复制、难以掌握，因此，得以在较长时间内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如苹果的iPhone系列手机可以比一般手机厂商获得更高的利润。高级要素具有空间粘滞性，不易移动，因而发达国家把研发、营销等高价值环节保留在国内，专注于核心业务，而把需要初级要素的制造环节外包出去，就是因为发达国家不具有低成本生产的要素，因而通过产业的国际转移，实现价值链的全球分工。由于初级要素的可移动性，对成本变动的敏感性，因而，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初级要素缺乏或成本上涨，就会出现产业的再转移。近年来，在华的一些外资企业把工厂从沿海搬到中西部省份或东南亚各国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培育高级生产要素，从而获得更多附加价值，实现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的攀升，以此打破以传统要素进行生产的“路径依赖”。
二、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中国制造”面临欧美“再工业化”的挑战
（一）要素成本上涨迫使跨国公司出现产业的“逆转移”
发达国家在“再工业化”政策中，为促进制造业回归，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或成立相关机构，比如美国的《制造业促进法案》、《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产业外移法案》，并打造了一个跨23个部门的招商引资工作组——“选择美国”办公室，吸引在国外的美国公司回归本土设立企业。那么，跨国公司选择产业回归主要考量哪些因素？无疑，综合要素成本是最主要的因素。它包括劳动力是否充足及其成本、物流成本、土地成本、政府优惠政策、为消费者快速反应的时间等。如果这些综合成本比美国国内低，那么，跨国公司就会继续选择在华投资或生产。反之，跨国公司就会把产业从中国迁回美国，或把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越南、印尼等。
近5～10年来，随着中国计生政策的僵化和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以及物价的快速上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这个结构性指的是低端的技术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缺乏，而一些大学生因为受旧的就业观念的影响，“高不成、低不就”不愿意到工厂就业，使得中国到处出现“民工荒”。全球代工之王的富士康从深圳搬到河南，就是因为该省是全国第一大的人口大省。但是，像富士康这类动辄20-30万工人的工厂，放在哪个地方都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了缓解用工不足的问题，2014年富士康又在印尼新设了一个工厂。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涨、《劳动法》的实施、环保标准的提高、原料的大幅上涨等，都增加了企业的各项成本，压缩了企业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一方面，近些年，我国一些沿海省份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的工资在过去的5年已经上涨了69%；而金融危机后由于就业困难，美国工人的工资在下降，这一升一降之间，中美两国的劳动力成本逐渐在拉近。另一方面，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而美国由于工人技术水平比较高且大量运用机器人，同等规模的工厂，美国100人就可以，但在中国则需要800人。因此，从综合成本来看，两国的劳动力成本差不了多少。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2015年中美两国的劳动力成本将拉平。此外，中国一些沿海地区缺地，土地不再是廉价的生产成本，一亩地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让一些外资企业吃不消；而美国由于地广人稀，土地成本较便宜，一些州的土地成本甚至低于中国长、珠三角地区。再者美国的物流成本一般占GDP的9%，而中国由于高速公路收费、税费叠加、仓储成本高企等因素导致物流成本为18%。
总之，“中国制造”的成本不断上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拐点显现，使得跨国公司在母国“再工业化”优惠政策的召唤下，顺水推舟地把一些制造环节迁回本国。2012年2月，通用宣布把采用尖端技术的低耗能热水器生产线从中国撤回。同年10月，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决定将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迁往东南亚。制造业的“逆转移”使我国近两年的招商引资更加困难，一些为这些跨国公司配套的协作企业的生存也受到严重影响。2013年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773家，同比下降863%[1] 。2014年1-8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834亿美元，同比下降18%（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与之相对应，东南亚地区的外国投资正在快速增加。2013年越南吸收外资合同总额约216亿美元，同比增长545%，其中制造加工业领域吸收外资最多，共吸引外资166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769%[2]。从数字对比中可以看出，“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工业增长和制造业就业造成冲击，可能会进一步造成我国产业失衡。
（二）“中国制造”缺乏创新，获利微薄，受制于人
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增值数量来看，中国外贸仍是“大进大出”型的贸易格局，真正在中国增值的价值只是很小部分。我国进口的是“三高”产品（高价格、高附加值、高技术），出口的却是“三低”产品（低价格、低附加值、低技术），一进一出之间，折射出中国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即中国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属于为发达国家打工的角色。以加工贸易第一大出口产品的笔记本电脑为例，中国的代工企业只赚取5%—10%的利润，而掌握核心元器件的欧美、日韩等国和台湾地区却占有50%—80%的利润。虽然笔记本电脑在中国生产，但关键零部件、核心元器件等多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后者凭借核心技术、专利、行业标准、软件的垄断地位，牢牢占据价值链的上、中、下游的高端环节。虽然发达国家推出“去工业化”，但他们仍获得了大部分利益，而中国只能以付出大量初级生产要素后获得很小的一部分利益。这种不平等的分层格局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制造”在全球以低价取胜，源于产品中所含的高级生产要素较少，缺乏品牌、营销渠道、供应链整合能力、专利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想的是如何把产品做得最好，而中国企业想的却是如何把产品做到最便宜，前者重视质量、创新，后者重视数量、模仿。苹果公司i-Phone系列手机一直引领手机时尚，源于它们
关注消费者而不断推陈出新，中国的山寨手机满天飞舞，习惯于拿来主义，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因此，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手机大佬诺基亚、黑莓手机被并购的现实告诉我们，市场竞争已经超越国界，在无边界的全球化竞争中，快鱼吃慢鱼，小鱼吃大鱼，只有持之以恒的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
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不均源于不同区段、不同模块里面的附加值不同，而附加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创新。中国的专利以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为主，在发明专利上仅占10%，而发达国家刚好反过来，更注重发明专利，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下足了功夫。在一些关键零部件、核心组件上缺乏技术，使中国长期沦为外国企业的生产车间。《二十国集团国家创新竞争力黄皮书》中指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技术和知识产权净进口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80%芯片都要靠进口[3]，而欧美、日韩等国在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碳纤维等产品上获得巨额利润。发达国家不仅掌握核心技术，还主导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比如，欧盟掌握着全球近50%的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当前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一流企业制定标准，二流企业研发技术，三流企业加工生产。可见，中国企业仍是全球价值链中打工者的角色。由于缺乏创新、产品同质化，中国产品在出口时竞相压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外国的产业，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遭遇“双反”调查最多的受害国，欧美各国在各个领域对中国产品实行“双反”“337”“301”等贸易救济措施。随着各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继续推进，今后贸易摩擦将有增无减，中国需要改变贸易结构，提高产品附加价值，坚持以质取胜。
三、“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对策建议
（一）正确看待欧美的“再工业化”，充分发挥“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
当前在我国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了片面追求越高端越好的趋向，部分官员和企业认为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夕阳产业”，抑制或减少纺织、服装、鞋业、机械制造等产业，转而发展金融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过度追求虚拟经济的繁荣，比如素有中国制造业之都的温州、鄂尔多斯等地，都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这值得我们警惕。从美国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导致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制造业仍是立国之本。中国凭借劳动力密集产业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尽管目前面临各项成本上涨、人口红利衰减等问题，但中国超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仍然存在。我国台湾地区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号召台资企业向东南亚各国投资（俗称“南进战略”），但从投资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多数企业最后还是选择投资中国大陆（俗称“西进战略”）。因为东南亚各国虽然劳动力便宜，但物流成本更高、交货时间慢、工会势力强大、工人不愿意加班，以及缺乏原料和熟练劳动力，加上电信网络设施差、没有深水港口等问题，像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甚至整个国家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而且电力经常中断，没有深水码头导致大型集装箱船进不来，所以，东南亚各国难以满足跨国公司超大规模生产的订单需求，这就是台资企业最终选择在中国大陆投资建厂的重要原因。
同时，中国坐拥全球规模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释放，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投资中国。中日两国自日本“购岛”事件之后，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不减反增，就是看好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中国消费者已成为发达国家高档商品的最主要顾客。金融危机之后，德国汽车在全球多地遭遇“寒流”，但在中国的销售却一枝独秀，充分说明中国消费市场对德国制造的重要性。尽管发达国家政府向企业发出回归母国生产的号召，但应者廖廖，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纷纷扩大在华投资。当然也有部分外资企业把部分生产线迁回本国或转移到东南亚各国。可见中国制造虽有不足的一面，但优势仍然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红利”仍可维持5-10年时间。部分外资的撤离也为我国本地提供了“腾笼换鸟”的机会，通过淘汰低端落后产能，腾出人员、土地和资源发展更先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不断调整、优化的，有些企业的退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近10年来，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地区，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关闭并向东南亚或中国中西部地区迁移，这是产业调整的必然结果。
（二）以功能升级和链条转换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以避免“路径依赖”造成的“低端锁定”。中国产品急需改变“质差、价廉”的国际形象，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牌价值，提高附加值，避免大打低水平的“价格战”。2012年中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这一阶段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重要阶段，那么，调什么？怎么调？对此，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也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不同对策建议。笔者认为，面对“再工业化”浪潮，中国应不失时机地按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理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制造升级路径是从OEM到ODM再到OBM转变，或从劳动力密集到资金密集再到技术密集的转变，也有认为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等等。这些理论无疑是有建设性的，但不够细化，没能看清哪些要素在调整中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等等。而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要素变化就可以解析这个调整过程。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有四种，其中，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仅仅针对价值链原有环节效率及质量的提高，并未从根本上实现整体升级，只有功能升级和链条转换这两种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功能升级指的是在同一条价值链内，通过改变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从低端向“战略性环节”升级，如从制造环节转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福建晋江鞋业集群就是功能升级的典型例子。它们从20世纪80、90年代为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鞋业巨头做OEM贴牌生产开始，到2000年以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在鞋业设计、鞋材选择、工艺改造上取得成效，同时不惜花重金创品牌、建立专卖店，打造出了奥康、安踏、特步、鸿星尔克等运动鞋业品牌，成功地从为跨国公司打工的“血汗工厂”跃升为拥有自主品牌和销售渠道的行业巨头。链条转换则是剥离原有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进入一个新的产业链条，即图1中从A转换到B，或由B转换到C（见图1）。比如从经营超市转向开发房地产，或从事制造业进入旅游业等。“微笑曲线”中不同产业的弯曲度不同，以知识和技术密集为主的产业位于最高端，其获得更高利润，这也就是我国必须打造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重要原因。“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从发展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同时，价值链越高端，其竞争对手也越少，处于寡头垄断地位，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价格战的“红海”中解脱出来。
[HT5H][JZ]图1不同技术密集行业的微笑曲线
[TPT1.JPG；%80%80，BP][KH-*2]
[HT5”SS]资料来源：陈鹏，郑翼村.“微笑曲线”理论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启示[J].市场论坛，2006（11）.[HT]
（三）强化自主创新、科技引领，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
欧美“再工业化”不是简单的工业化，其实质是通过创新引领，瞄准“高、精、尖”环节和产业，加大对先进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投入，以创新赢得未来。中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初现端倪的情况下，没有理由不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央政治局在2014年9月底到北京中关村进行现场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实施创新驱动不能等待观望懈怠。当前我们应该像支持航天事业、航母工程、深海潜水等一样支持创新，鼓励民营企业做稳实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体系，切实提高原始发明在专利中的比重；同时适时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和设备。比如前几年联想并购IBM，近期联想有意并购黑莓手机，河南美景集团并购美国Mooney航空公司。当然，“再工业化”背景下西方各国加大技术封锁，比如美国一直没有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欧盟也不愿意出售高科技产品给中国。我国正在研制的大型运输机、C919客机所用的发动机分别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发动机成本占了整架飞机总成本的1/3，中国航空业市场潜力巨大，对客货飞机的需求日益增加，却一直研发不出像样的发动机。而发动机的核心技术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出售或转让给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在高科技产品领域是行不通的。因此，关键技术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中国应集中科研人才集体攻关，在新能源、航空、海洋工程装备、深海资源开采、3D打印、云计算、大数据、无线物联、高档数控机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才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拥有话语权，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
（四）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打造中国经济新版本
当前随着产业融合的深入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逐渐模糊，一些制造业巨头纷纷做起了服务业。比如IBM把电脑制造业环节转售给联想后专做网络服务，诺基亚出售手机业务后专营无线网络设备和电子地图等，其它公司也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我们知道，全球价值链是一条涵盖研发、设计、模块制造、加工组装、物流、营销、售后服务、回收等完整的链条，信息流、资金流等亦贯穿全过程。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制造加工环节，更应大力发展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管理咨询、会计、设计、会展、物流、零售、分销、售后、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如今中国只是制造业大国而非强国，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已严重影响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我国的生产企业一心想着如何压低成本以获得利润，却很少思考真正创造价值的环节在服务业环节。“十二五”期间中国更加强调产业转型，很重要的是要改变过去过度发展制造业为主形成的“硬”产业结构，转而更加注重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的“软化”。中国的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仍然较高，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当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大约为70%—80%，中国需要“补课”。中国物流业不够发达推高了制造业成本，金融“贷款难”迫使一些中小企业去借高利贷，这也影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终端销售市场与制造业企业信息不对称使得库存增加、产能结构化过剩等。因此，制造业要实现良性发展，仍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互相配套，提高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要重视淘宝网、阿里巴巴、当当、京东、卓越等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市场，利用大数据技术扩大信息消费，通过无线物联技术提高物流效率。进一步打破金融业垄断，放开市场准入，加强利率市场化，切实允许外资和民营资本建立金融机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鼓励会计、管理咨询、会展等为企业管理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提供智力支持。总之，面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中国应完善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与配套，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更好地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商务部.2013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EB/OL].商务部网站， 2014-01-20.
[2]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经商室.2013年越南吸引外资增长较快[EB/OL].商务部网站， 2013-12-25.
[3]李建平，李闽榕，赵新力.二十国集团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