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笔下的长征
韩洪泉
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里就有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其中一些亲历者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长征结束后，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进步人士进入“红色中国”，撰写了一批反映中国革命真相的纪实作品，关于长征的报道通常是其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其代表作有《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内幕》（海伦·斯诺）、《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等（因为耳熟能详，且囿于篇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本文从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外国作家、记者、学者都对长征情有独钟，有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重写长征史，创作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两个人的长征》（李爱德、马普安）等纪实经典；有的博采史料深入研究，留下了《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迪克·威尔逊）、《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杨炳章）等学术力作。
外国人笔下的长征，虽然也有一些失真失实之处甚至污蔑诋毁之词（如李德的《中国纪事》），也有一些不恰当不准确的表述，但总体而言，大都对长征的历史壮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情怀和无畏精神表达了由衷敬佩。
外国人笔下的长征叙述，既是长征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长征精神财富的特殊呈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勃沙特与《神灵之手》
说到外国人笔下最早的长征记录，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其实，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所著的《神灵之手》，出版时间比《西行漫记》还要早一年，它的作者更是为数不多的亲身经历长征的外国人之一。
因此有专家指出，勃沙特的《神灵之手》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价值的长征原始文献，勃氏则是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勃沙特（R·A·Bosshardt，1897-1993），出生于瑞士，25岁时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华传教。
1934年10月，时任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等一行数人，在贵州旧州偶遇转战中的红六军团并被扣留。
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在50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坦率地指出扣留勃沙特主要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考虑：“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
此后由于红军在艰苦的转战之中，各方联络不畅，加上各种阻挠，致使勃沙特在红军队伍中滞留长达18个月之久，辗转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近万里，在外宿营达300多处，直到1936年4月才在云南昆明近郊被释放。
勃沙特后来这样回忆最初对红军队伍的印象：“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混乱，简直一人一个样。”
红军则把勃沙特等人视为帝国主义派到中国的文化侵略者。不久之后的一天，发生了一件给双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红军对勃沙特的看法。
当时红军在旧州教堂内找到一张近1平方米的贵州地图，但标识的是外语，萧克派人把勃沙特请来帮忙。
勃沙特认出这是一张法文地图，而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两人连夜合作翻译，勃沙特讲，萧克记，把地图上的重要内容都注上中文。
对勃沙特的这次帮助，萧克一直念念不忘，认为他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36年4月的一天，萧克告诉勃沙特：“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没有订立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立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释放你。”
萧克特意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并亲自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令勃沙特十分感动。
离开红军长征队伍后，勃沙特到了昆明，仅用3个月时间，便在他人的帮助下写出了回忆录《神灵之手》。
该书在西方主要出版了英法两种文字共4个版本。1936年8月，扣留勃沙特的红二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时，《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该书共12章，约15万字（英文），附有部分原始照片和地图。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很快发行了第2版、第3版。
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
1978年，勃沙特应出版社之邀，依照1937年法文版用英文重写出版该书，书名改为《指导之手》。不久又被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85年，在山东济南原广智院图书馆发现了1936年英文版《神灵之手》。
1989年，严强、席伟据此翻译的第一个中文版本，以《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为题在《贵州文史丛刊》连载。
2006年，黄河出版社以《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的书名正式出版了该书。
在谈到勃沙特和他的长征记述时，萧克写过这样的话：“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揭了我们的短处又有什么关系呢？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
军事顾问的歪曲叙述：李德与《中国纪事》
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中，职务最高、影响最大者首推李德。
李德（Otto Braun，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华夫，生于德国慕尼黑，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
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对他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
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引起一些红军官兵的不满。在遵义会议上，李德的错误受到了严厉批评，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作为顾问只是提提意见，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而“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次会议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挥权，但一直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走完长征全程，尤其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时，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抵制分裂，维护党的决议和统一。他在《中国纪事》中认为：“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
彭德怀也认为李德在关键时刻“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1939年秋，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李德接到中央临时通知，批准他同机返苏。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李德返回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批评，不允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国定居，主要从事翻译工作。1961至1963年，李德曾担任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李德一反常态，开始大谈中国问题，并对毛泽东进行点名攻击。
1964年5月27日，作为德国党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发表了李德的署名文章《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该报在同一天刊发了记者对李德的访问记，标题是《奥托·布劳恩——一位参加过（中国）“长征”的人》。
1969年，李德又在《地平线》周刊第23到28期连续发表了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在对这一长文进行补充修订的基础上，1973年由迪茨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1932-1939）》。
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李德对当年尤其是长征时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歪曲叙述，并对一些中共领导人进行攻击、诽谤。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德此举并不是他个人的自发行动，也不仅是为了泄私愤，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
1980年，现代史料编刊社作为“供内部参考”的秘密资料编印了《中国纪事》一书（2004年东方出版社亦曾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很快受到各界关注。为澄清历史事实、消除不良影响，1981年《红旗》杂志以伍修权的署名发表了《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一文。
作者说：“我作为李德当时的翻译和遵义会议的列席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用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李德对遵义会议的种种诽谤，以正视听。”
文章通过大量史实指出，李德竭力歪曲遵义会议前的形势，竭力否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硬说（毛泽东、洛甫、王稼祥）这是“宗派”，攻击遵义会议讨论解决军事问题，把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战略方针说成是错误的等等，都是“拙劣的歪曲和卑鄙的攻击”。
这篇文章应该是中共对李德《中国纪事》仅有的一次正式公开驳斥，文中虽对该书一字未提，但所引材料和观点全部出自该书。伍修权在后来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说，李德想通过自己的回忆录“粉饰自己的过失并诋毁毛泽东等反对他的人是徒劳的”。
但应该看到，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国人民、共产党和红军的敬重之情、赞佩之言，采访他的记者对此也有感受：“他克服了艰难险阻来到中国人民军队中，并随同这支军队一起长征。直到今天，当谈到中国的那些战士时，他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
例如，他曾高兴地回忆起，中国战士如何在一次令人敬佩的行动中胜利地通过了泸定铁索桥……”
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长征路上写长征：索尔兹伯里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50年后，斯诺的这一未竟事业和美好愿望由他的一位同胞和朋友实现了。斯诺的这位同胞，就是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部继《西行漫记》之后西方人写作的又一经典长征叙事，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1908—1993），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记者之一，在新闻界奋斗60余年，获1955年普利策新闻奖，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他曾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二战的许多重要战场，以犀利的眼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列宁格勒被困900天》等都已成为蜚声世界文坛的经典作品。
索尔兹伯里早在1938年就读到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二战期间又与斯诺同在欧洲前线采访，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他对长征的兴趣。
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作品，是他的一个夙愿。1972年，索尔兹伯里向周恩来请求，批准自己来华重走长征路，并采访健在的长征干部，把这部历史写出来。
1983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了索尔兹伯里的请求，他“长征路上写长征”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
1984年3月，已经76岁高龄的索尔兹伯里飞抵北京。在北京，索尔兹伯里联系和采访了许多亲历长征的健在者，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将领，下至当年的红军男女战士以至知情的普通百姓，均在采访之列。
同时，他在好友谢伟思的协助下，走访了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档案管理人员，认真查阅了长征的有关档案文献资料。
在美国亲友和中国专家及翻译人员的陪同下，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艰难旅程。
索尔兹伯里一行选择按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并酌情寻访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历时74天，途经七八个省份，行程1万余里，从江西一直到达陕北。
索尔兹伯里考察体验了长征路上的复杂地理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通过与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的交谈访察历史和现状，了解风俗民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趣事，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交点上，深切感受长征的艰难困苦和伟大意义。
“长征”归来，索尔兹伯里转入了深入研究和紧张写作之中。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由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等作了大量报道。
该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2015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朱晓宇翻译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此外，该书还有《长征秘闻》《长征新记》等不同中文译本。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人员中，其夫人夏洛特著有《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秦兴汉著有《让世界都知道红军长征：陪同索尔兹伯里踏访长征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索尔兹伯里中国之行和长征叙事的背景及意义。
填补学术空白之作：杨炳章与《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本杰明·杨（Benjamin Yang，1945—），即杨炳章，198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留任哈佛费正清中心研究员，1997年回国任教，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研究。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路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杨炳章在费正清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时期，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毛泽东在党内崛起的一部学术著作，1990年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引起中外史学界高度关注，被公认为研究长征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英文权威之作。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郭伟翻译的中文版，书名为《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作为该社“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一种。2013年，该社以“典藏本”名义再版了《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共有10章，作者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构架了一套独特的研究体系和模式，即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考察了这一转变过程中共产主义逐步政治化的过程。
作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资料查阅和个人访谈，使用了大量国内外档案文献和第一手口述资料。由于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因而纠正了一些以往研究中的偏差和讹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红军长征前后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关系变化和政治策略转变的深入考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作者肯定了毛泽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毛泽东的评价更为客观和公允，对历史的把握也更为深刻和全面。此外，作者还就一些具体历史问题（如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关系、长征的起止时间、革命和政治的定义等）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由于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该书的一些观点与传统观点不尽一致，然而这也正是该书的特色与价值所在。
该书扉页上写着：“敬献给我的父亲，一名为革命而牺牲的老共产党人。”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写道：“既然书是献给父亲的，它只能是最好的，起码我自己心里这样要求。其内容是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题材讨论毛泽东路线的权威的确立，以及中国政治和中共革命的关系。我脑子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国内最高水平，一个是国外最高水平。”
作者在自序中也坦承了书中一些错误的判断和结论，但该书的学术价值并不会因此受到大的影响，它必将在长征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