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民主：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选择

[摘 要]对生态民主的关注源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破坏后导致生态危机所引发的思考，借鉴生态学原理来研究民主，是民主研究的新视角。同自然生物一样，民主也蕴藏在多种生态关联之中，而生态民主的研究对促进人的科学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意义深远。本质上，生态民主将通过实现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代际间的民主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平等包容、多元系统、动态开放是其特征，认识、制度、实践层面的践行使其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建设方面具有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生态民主；民主关系；和谐共生；生态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10-0071-05

[收稿日期]2014-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与运作机制研究”（12CZZ0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基层人大与政协的民主合作机制研究 ”（14LZUJBWZY039）。

[作者简介]王婷鹤（1990-），女，甘肃定西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研究。

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抗争史。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演进历程中折射出的是人类面对自然状态的逐渐成熟，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蜕变既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谋求生存的理性选择。今天的发达国家曾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先发性优势对生态系统造成原始性破坏，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在赶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其发展理念、转型模式、技术水平等局限对生态环境产生结构性威胁。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也许在政治领域里相互独立各有分别，但在生态领域中却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彼此牵连，相互影响。西方兴起的绿色思潮和生态运动，我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反映出世界各国对生态民主道路形成的共识。本文拟从人类生存、世情、国情的角度出发，在生态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及代际间的民主关系，试图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发展的生态向度上进行探索。

一、生态民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域

1995年，美国莫里森教授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民主”的概念，作者将“生态民主”解释为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和构建生态文明的方法。

“生态民主”不是生态与民主二词的简单合成，生态学中的“生态”是指“生物在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伴随生态问题的凸显，生态角度逐渐衍生成了一种思维方式。“生态”被学术界界定为“相互关系”，被赋予具有人的价值关怀的相互关联。“民主”承载了对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追求，政治民主虽然是实现社会民主、工业民主、经济民主等非政治民主的制度保障，但以往也未能摆脱只在人的社会实践领域里探讨其深意的局限。生态民主的精髓在于生态思维对传统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超越，在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代际间实现生态公正、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

莫里森教授从生态学的角度切入来研究民主问题，提出民主的价值和理念都要遵循自然法则，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说。第一，包容性生态民主理论。希腊自由政论家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基于对生态危机的思考，指出生态学者认为的现行社会价值观念、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的滞后的发展技术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等等，都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要发现其根本原因就必须看到市场经济制度中蕴含的类似于人类主宰自然的那样一种统治型社会关系。他主张一种“包容性民主”方案，即在已经固化的蕴含统治观念的社会制度本身中寻找环境持续恶化的原因，包容性民主是生态民主社会的突出性标志，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们是民主的自然呈现，如果失去包容性，民主的价值和理念也会失去其存在的外在环境，进而导致失败。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民主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阐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来表达生态民主思想，“人化自然”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以及人类史和自然史在这一过程中的辩证统一，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P383），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深刻揭示了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可能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的现实。自然生态本身并无民主与否的衡量，但当人与自然建立起关系并且赋予这种关系以价值考量时，生态也就有了民主与不民主的划分。第三，中国古代的生态民主思想。生态民主智慧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尧舜禹时期人们通过自由讨论选择治理水患的方法就是一种基于自然角度的原始民主；商周时期多发的自然灾害使得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人们难以延续生存，统治者不断迁都变换政治中心就是生态思维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反映，只有改善当时的“民生问题”，才有可能实现王朝延续，这也是民主的现实问题；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主张“天人合一”，蕴含了古人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的生态觉悟，让人以仁爱之心与人相处、与自然相处，体现了对和谐的生态民主社会的追求。

综上所述，所谓生态民主，是指作为生态共同体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形成的平等、民主的关系及和谐共生的状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在思想认识上，生态民主是一个新的认识论，它突破了传统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把世界视为一个“相互交叉的命运共同体”（哈贝马斯），秉持人与世界相互生成、和谐共生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单向度的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在内容结构上，生态民主是一个民主综合系统，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人与自然的民主关系；自然物种之间的民主关系；人际、代际之间的民主关系。生态民主超越传统民主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约束，一是把民主的从人的社会实践拓展到人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二是把民主从当代人的关系问题延展到代际之间和未来发展。简言之，生态民主的实质是在尊重和维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及人与人的科学发展，同时生态民主也呈现出以下一些基本特征：endprint

第一，平等性和包容性。平等是一个多型概念，即通过法律规范实现对主客体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权利的保障；包容是指对事物发展进程具有差异性这一客观特征的态度。二者不仅存在于生物体之间，而且通过生态民主在非生物体之间也得到体现。生态民主的平等性和包容性主要是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的民主关系，改变人类主宰自然的传统思维来得到体现的。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待人类自身的态度，要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发展，就必须转换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在自然面前以平等的身份、包容的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民主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转换而进行的努力。

第二，多元性和系统性。多元性指某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是由三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类型的要素共同组成，区别于多样性概念，它强调的是同一主体构成要素的丰富与多类。系统是指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民主是多元的民主系统，由人、自然、物种等要素构成，不同要素的多元组合，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即人与自然的民主关系是基础，自然物种间的民主关系和人际代际间的民主关系是延伸，只有人与自然的民主关系得以实现，作为延伸的其他民主关系才会实现，而只有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以及人际代际间的民主关系真正实现，整个生态民主的系统才能发挥功能。

第三，动态性和开放性。生态民主的实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生态民主是一种新的认识论，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次，人类、自然物种也处于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从生物体以及社会生存的角度，只有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各种交换活动，才能保证基本生存的前提；最后，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代际间的民主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主内涵的不断丰富、民主思维的不断超越，人类自身的不断进步、自然物种的不断进化、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变，都会使各种生态民主关系呈现动态和开放的发展特征。

二、现实诉求：生态民主的时代价值

生态民主既是连接自然与政治变迁的纽带，又是使生态的价值更加深入人心的途径；既是工业社会生态危机的内在诉求，又是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我国生态民主发展既有基于国情现实的紧迫性，又有受到外部环境压力的挑战性，从国家到社会，从理论到实践，生态民主为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选择。

第一，生态民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2013年年初的雾霾天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环境污染再一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除此之外，网民转载的中国“癌症村”分布图更是让人触目惊心，癌症村数量不仅多达上百个，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并且有向西部扩散的趋势。这些现象都反映了我国生态环境中的突出问题，而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总人口数量多，而资源平均占有量少、发展起步晚、历史基础差等制约条件，致使我国不得不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保证工业化初期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其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使得我们无法兼顾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同步发展；此外，公民社会发展的不成熟造成公民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个体的生态保护意识不强。我国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始于20世纪初。党的十六大召开之时就已经孕育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我国生态问题现实的回应，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在直接使用“生态文明”概念的同时还进一步对生态文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战略的高度，生态文明建设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新布局。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自觉以及对生态文明发展的积极探索，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生态民主的紧迫需要。

第二，生态民主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保障。物质文明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对富裕物质生活的追求，反映了人类对自然限制的超越和驾驭自然能力的提高，它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力的提高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物质保障。物质文明发展的行为主体除了人之外似乎都不可能担当，因而，人的发展观就决定了物质文明发展所追求的理念，即通过人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的目的。但发展并不等于单纯的数量扩大和速度增长，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民主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观。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是关于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其对发展的实践会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生态民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因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P374）；生态民主倡导自然物种与代际间的民主关系，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生态民主在发展理念上的提倡远远超越了“满足人类生存”这一基本的生存诉求，因而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保障。

第三，生态民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条件。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从敬畏自然到改造自然再到征服自然的变化，生态环境也由原初的自然性显现出人为破坏的痕迹，由于人的行为受意识的支配，因此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就不能避开对人类生态伦理意识的重新审视。生态民主唤醒了人类的生态伦理意识，生态伦理是指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指导人与自然相处、人对自然态度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原则和规范的总称。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价值目标，目的是通过培育人们对待自然的伦理价值观以促进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养成。工业文明以来对物质消费的极大追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人类把自身的利益作为调节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唯一尺度，人类也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面对自然，过度消费、对自然资源的无偿竭取、轻视环境的生态价值构成了人类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孰不知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的一份子，人类对待自然时的无情也就注定了人类面对自然惩罚时的无助。生态民主在提倡民主的价值理念要遵循自然法则的同时，也强调自然秩序中的公平、正义、平等。人类首先能够平等地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把道德的关怀和道义的力量纳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才能使人性获得最自然的回归，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endprint

第四，生态民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文明时代以来，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从事社会政治生活和建构社会政治秩序和结构的实践活动中所呈现的进步状态和形成的文明成果，它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样久远，因为自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既是一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史，也是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史。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政治方向，又发挥了在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维护稳定和社会整合的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发展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深化体制改革等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生态民主从生态的角度研究民主问题，突破民主在传统政治领域的思考，提出把民主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代际之间，一方面实现了对民主形式的丰富与充实，另一方面表达了人对自然的政治价值关怀，为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

三、道路选择：生态民主的实践路径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民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从理念深化、机制完善到价值践行，既铺垫了践行生态民主的道路，又明确了生态民主的实现方向。

（一）认识层面：深化生态民主理念。

作为一种崭新的认识理念，生态民主突破传统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把世界视为一个“相互交叉的命运共同体”，在重新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从民主的理念出发，将民主从人的社会实践拓展到人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将民主从当代人的关系问题延展到代际之间和未来发展，转换固有思维，在新的领域深化生态民主理念，不仅要重视思维方式的转变，而且要探索将其不断深化的方法。首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实现整个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单靠个体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政府作为社会的有效管理者和组织者，必须充分发挥引导、协调和管理的职能，对涉及大多数人生存发展的公共利益必须无条件负责，只有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倡导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生态民主理念的传播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促进公民社会成长。通过培育公民身份、发展公民教育，从而加快公民意识的养成，在突出公民权利的同时强调对等的公民义务，尤其是在平等对待人与自然关系、公正利用同属于后代人的共同资源、公平处理同自然物种之间的生存关系等问题上，公民素质的养成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最后，实现个体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化。个体在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内在反映，随着外部生存环境的逐渐恶化，个体会意识到这种变化并作出调节，只有当个体的能动意识与生态民主的理念一致时，个体固有的思维方式才会朝着生态民主的方向做出改变。

（二）制度层面：完善生态民主机制。

人是有意识的具有自主运动能力的生命形态，在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代际的关系中作为行为主体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人为了求得生存形成了对自然物种的主宰性态度，对后代生存的空间、资源未曾考虑，人类最初尊重、敬畏自然的态度也伴随着科技发明以及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渐行渐远。要唤醒人类的反思，不仅需要深化生态民主的理念，更需要制度层面的规范约束。首先，完善法律法规。法律是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其产生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现象相联系。目前我国有关环境立法的法律是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在此基本法原则下形成的各种专门法律法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现有的法律显现出适用性、可操作性以及与其他基本法在环保领域应用不协调的弊端，2014年4月8日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其次，促进有效监督。政府承担对环境监督管理的职权并不意味着政府本身不负有保护环境质量的责任，在赋予环境监管部门更大执法权力的同时，不能忽略对相关部门出现监管失职或玩忽职守的制裁措施。同时，保障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代际间的民主公正，离不开每个社会成员对环境的责任意识，法律是对环境的消极保护，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有义务积极维护人与生态的和谐关系，一些公益社会组织对破坏这种和谐关系的现象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就是很好的例子。最后，保障权责一致。法律的强制力体现在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和制裁措施上。一些地方政府为应对政绩考核与评比，要求环保部门修改环境监测数据，环保部门接到公民投诉举报后不予以处理等现象必须受到行政制裁，只有从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立法执法监督做起，环保法的法律客体以及保证法律发挥效力的体制机制才能得到良好的运行。

（三）实践层面：践行生态民主价值。

生态民主秉持的是人与世界相互生成、和谐共生的理念，追求的是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代际间平等公正的民主价值。在实践层面，践行这一价值追求，不仅有利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从长远发展角度看，也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更需要适宜的载体。要实现生态民主价值的目标，一方面要明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与自然相协调的思想，强调经济增长与生态和谐不可偏废其一的发展理念。具体而言，政府的决策主体对所管辖区域内的环境质量负有主要责任，对地方政府实行的偏重经济指标的政绩考核进行改革，将生态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发展纳入形成综合评价体系。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自然物种以及代际发展资源的可持续性意识的淡薄，造成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极度恶化、一些物种濒临灭绝、后代生存资源和空间急剧缩小的严重后果。因此，要建立生态功能分区，对生态敏感地带实行生态补偿措施，让曾经在发展中牺牲环境利益的地区获得政策支持、经济补偿和休养生息的时间。另一方面要调动人这一环境行为的主体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环节中注重平等民主的生态理念，在自身意识和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下将民主从人的社会实践拓展到人与世间万物之间，从当代人的关系问题延展到代际之间和未来发展。例如，通过对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补贴制度、对污染排放的许可制约和收费制度等手段来降低在生产环节的环境成本，通过改革税费制度和奖励低碳生活等方法来促进消费领域由个人享受向注重公益的绿色转变。

综上所述，生态民主既是理论探索的新视角，也是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传统的发展模式、人主宰自然的理念、资源分布不均且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现实，都成为加剧人与自然、自然物种、人际代际间矛盾对立的因素，将民主的理念从社会领域拓展到世间万物和代际发展间，既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统一，也是生态民主的应有之义。从理念深化到机制完善再到道路选择，既完成了对生态民主科学内涵的社会实践，也实现了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刘绛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