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长征途中
任远芳
在红军长征中，我的爸爸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撤出湘赣根据地，开始西征，成为长征的序幕之一；随后，他和贺龙、萧克、关向应等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长途远征，最终在陕甘地区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爸爸所在的部队经历大小战斗110余次，先后占领县城39座；爸爸的足迹跨越赣、湘、桂、黔、滇、康、川、青、甘等地，纵横23900多里。这也是他军事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
尽管历尽艰险，红二方面军却保存了伟大的力量。到达陕北保安后，毛泽东在与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会晤时称赞说：“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党的历史不会忘记爸爸的长征，作为家人，我们同样会永远铭记这段红色峥嵘岁月。妈妈陈琮英陪伴爸爸走完了这段不平凡的路，姐姐任远征是在甘孜到阿坝的茫茫草地上出生的——“远征”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不平凡的万里长征。所以，我也要用手中的笔重新讲述这段历史，回顾父亲在党和红军保持团结、取得胜利的历史壮举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为中央红军探路
1934年，中央苏区军民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湘赣苏区的红军也屡战失利，苏区革命斗争如何坚持？红军主力如何行动？大家都在思索着。有一天，爸爸对萧克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我们湘赣苏区红军也可能转移。这几句话对萧克既有震动，也有启示。因为按照原来的部署，湘赣红军主力要转到遂（川）、万（安）、泰（和）地区活动，并已经以一部在井冈山地区恢复根据地，之前谁都未曾想到中央红军会西进，湘赣红军要进行大的战略转移。
50年后，萧克依旧对爸爸的战略眼光感到钦佩。他在爸爸80诞辰之日“书赠琮英同志并远远姐妹”，写道：“弼时能洞察战略大势，驾驭战事的发展，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
果不其然，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来了训令，指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8月7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的爸爸，与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人踏上了向西的征程。
这次西征发挥了什么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讲得更具体：“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探路”，这就是爸爸长征的开始。正是由于他综观全局，看到了红六军团西征的先遣作用，所以尽管形势十分不利，他却仍然坚持贯彻中央指令，努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经过艰苦转战，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主力会师。红六军团的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尽管部队遭受到巨大损失，最终还是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探明了沿途敌人的兵力虚实以及道路、民情等情况，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完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乃至配合策应的任务。就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前一周，从17日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三次改变战略计划
红二、红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这支队伍不仅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保存和扩大了部队的实力，于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为了记录下这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1936年7月至11月，爸爸撰写了《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这份弥足珍贵的手稿详细记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过程，也让我们有机会领略爸爸和贺龙在重大军事战略选择方面的深谋远虑。
首先是在两军团长征前夕，1935年11月，以爸爸为书记的湘鄂川黔省委和以贺龙为主席的省军委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即转移到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但是，由于关键的便水战斗失利等原因，这个战略意图难以实现。爸爸对此深感遗憾，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对有关指挥员处置失当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贺龙回忆道：任弼时讲到战斗教训时，颇为生气，还拍了桌子。这对素以宽厚著称的任弼时来说，的确是不多见的。由于强敌“入黔急追”，1936年1月，爸爸和贺龙等决定放弃原定在湘黔边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根据敌我情况和中央军委指示，“乃决继续西移，寻求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并拟在黔省西部争取创立根据地”。
2月初，湘鄂川黔省委及军委发现黔西、大定（今大方县）、毕节地区在地形、群众、粮食等方面存在有利條件，决定在该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行政机关的名号也由“湘鄂川黔”改为“川黔滇”。红二、红六军团相继占领大定、毕节后，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很快展开。两军团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以及90多个游击队和1个苗族独立团，还扩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组建了红五师第十四团。这一时期被两军团指战员称为长征中的“黄金时期”。
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黔西、大定在数日内失守。于是，爸爸和贺龙、关向应等果断放弃原定计划，开始在乌蒙山区与敌开展回旋战。这是两军团第二次放弃原定战略目标。爸爸的手稿认为，转战乌蒙山“为我军长征中处境困难时期”。爸爸等向中革军委报告：“……因粮困难，气候太寒，居民房屋很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则章坝及宣威城北总共伤亡一千人左右，落伍和开小差总共在两千人左右。”尽管如此，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千里大回旋，国民党军被拖得筋疲力尽，“围剿”计划落空。毛泽东后来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
3月底，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进占黔西南盘县、亦资孔地区。爸爸和贺龙、关向应等又一次面临着是否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抉择。尽管中革军委没有发出明确的指令，但在了解到中央希望两军团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的意图后，爸爸等从大局出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如今在盘县会议旧址的二层楼里，参观者可以想象当年的场景：爸爸等根据中央电报和部队面临的处境，数次召开会议，反复权衡去留，最后着眼全局，多谋善断。萧克回忆道：“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爸爸在手稿中总结他和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主要经验，第一条就是：“在不可免的脱离根据地而采取长距离之转移时，为保持有生力量，可采取逐步转进这一策略。”“这种策略下完成远征计划不一定是削弱有生力量，正确的运用甚至可以壮大部队，造成创造新根据地更有利的条件。”这也是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没有吃亏”“没有蚀本”的重要诀窍。
上述三次实事求是地改变战略计划的过程，诠释了萧克“书赠琮英同志并远远姐妹”中概括的：“由于弼时同志能从政治上、战略上及时地把握大局，并教育干部认清形势，使大家能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自觉地按照中央的正确方向行动，所以常能化险为夷。这是一个高级领导人能够率领千军万马，信心百倍地团结奋斗的首要条件。”
反对无原则的迁就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随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两个方面军兵合一处，原本可以更好地与围追堵截的敌军拼杀，与无以复加的恶劣自然环境搏斗，然而，爸爸却不得不同时也坚决地、灵活地、不间断地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展开了斗争。
这场斗争有多么复杂、艰险？1960年，斯诺问毛泽东：“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答道：“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1936年7月至10月，爸爸亲历了这个“最大的困难”的后半段，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当时和爸爸朝夕相处的妈妈，耳闻目睹了斗争的全过程。爸爸1950年去世时，妈妈回忆起这段往事，说：“你是善于团结人的，但你首先坚持原则，坚决反对无原则的迁就。”
会师以后，爸爸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本，和在陕北的党中央直接取得了联系。当张国焘指责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时，爸爸词锋尖锐地说：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在张国焘心目中，爸爸原是一个“富有青年气味”的“小弟弟”，此时此刻，他虽然对爸爸提出的团结统一的意见“未置可否”，但也不得不承认，爸爸“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
爸爸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不仅仅是“老成”这么简单，他坚决抵制了张国焘压制、分化、吞并红二方面军的企图。张国焘想召开两个方面军党的会议或干部联席会议，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对此，爸爸后来讲：“我敢说，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爸爸还分别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反复交谈，殚精竭虑致力于维护党和红军的坚强团结。陈云后来评价说：“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的（对张国焘）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会合，统一党与红军。他与许多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
那段时间里，爸爸分别和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交谈，使大家对形势和中央路線策略认识趋于一致，徐向前认为，当时爸爸“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傅钟回忆道：弼时同志敏于事而慎于言，他“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我说：‘有。‘有，为什么不执行？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看完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的往来电报后，“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爸爸还对傅钟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傅钟说：“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驱散分裂的政治阴霾
1936年7月下旬，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集结在包座、巴西、救济寺（求吉寺）一带。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这是遏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活动的一个重大举措，是从组织方面加强党中央领导的有效措施。西北局负责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及西北地区党的工作，由张国焘任书记，爸爸任副书记，委员包括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根据朱德、刘伯承等的建议，从甘孜出发时，爸爸随西北局、红军总部行动，暂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8月9日，经过深思熟虑，爸爸在救济寺写下了给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等人的一封长信。信中写道：“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
爸爸的长信给红二方面军领导以极大鼓舞。最先看到长信的是陈伯钧，8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回来不久即接弼时同志来信，谈目前战略及与一方面军会合等问题。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8月16日，看到长信的贺龙等复电爸爸：“在救济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在川北和甘南期间，西北局几次召开会议，爸爸多次发表意见，既抵制、应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又努力争取、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例如8月5日，西北局在救济寺召开会议。会前，爸爸同徐向前、陈昌浩等多次交谈，他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基础，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爸爸循循善诱地说，我劝同志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端正思想立场，紧紧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对以前的问题，思想上弄清楚，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傅钟认为：爸爸为党和红军的团结所做的积极努力，“使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力地得到了澄清”。
在救济寺会议上，针对张国焘主张西去、不愿和党中央以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意见，爸爸说：有三条理由不能西去。第一，两广事件的发生，说明国民党内部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别的矛盾尖锐了，对蒋介石的现行政策是个摇动。第二，我们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突破张学良的“围剿”，陕甘宁三省会成为我们抗日前进的根据地，结束我们的流动。第三，红军主力配合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黄河以西处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会上，同志们对爸爸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
张国焘表面上被迫放弃了西进的企图，但实际上，双方的分歧日益深刻和严重。8月9日部队由救济寺出发后，党中央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形势、红军总的战略任务和冬季作战计划等问题频频发来指示。可是张国焘并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反而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对此，爸爸针锋相对地批评道：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以为整个形势都不好，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前进
对于张国焘不愿北上的企图，包括爸爸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心中有数的。1936年8月底，中央先后来电制止张国焘西进，提出9月至11月三个方面军在甘南的战略行动计划，而“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
为了执行这个“最重要”的战斗任务，爸爸离开西北局，回到红二方面军。在临行之前的西北局会议上，针对张国焘害怕同党中央会合的心结，爸爸和朱德等非常诚恳地劝他不要怕和党中央见面，错了认错，做自我批评，回到列宁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这样就不会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在多数同志的赞同下，这些内容被写进了西北局会议决定，下达部队。出发时，大家依依惜别，爸爸两个月以来为党和红军团结做出的积极努力，被战友们长久地记在了心中。
9月8日，爸爸和贺龙、关向应等在哈达铺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定不顾疲劳，立即出动，使“战役任务期于9月底完成”。随后，红二方面军兵分三路，迅速按计划挺进，至9月19日，先后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区，发动群众，在以徽县为中心的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
张国焘那边，9月中下旬，西北局在洮州（今临潭县新城镇）召开会议。会上，多数同志同意中央9月13日来电的部署，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制定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通（渭）、庄（浪）、会（宁）、静（宁）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同志思想上的转变，与爸爸之前的工作显然是不无关系的。
但是，在制定戰役具体方案时，张国焘出尔反尔，又要向西过黄河去青海、新疆，从而推翻了刚刚做出的决议。他甚至说北上是“断送红军”。朱德、傅钟等耐心地劝他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要个人推翻集体决议，并陈述了北上方针的有利条件。陈昌浩也第一次公开跟张国焘唱了反调，态度非常明确。张国焘恼羞成怒，说总政委不干了，作战方案也不做，离开总部去了驻漳县三岔镇的前敌指挥部。
张国焘的反复无常，使积极拥护党中央路线的同志难以容忍。9月19日，爸爸和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联名致电党中央，建议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同一天，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三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商量态度不便作战。”可谓所见略同。党中央当即回电，同意上述意见，决定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三位同志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三位同志一起工作。
9月26日，爸爸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甘泗淇、王震、陈伯钧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以及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做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电报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党中央在“陕北之决定”。
次日，根据党中央的电令，鉴于西进道路大雪封山等情况，西北局再次在洮州召开会议，最终否定了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坚持了第一次洮州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促成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金秋，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11月2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命令规定：“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12月7日，中央军委转发中革军委的命令，组成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团，并确定了军委主席、副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的人选。从此，中国工农红军在组织上有了统一的领导，继续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
（编辑 赵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