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仁义胡同”的背后

宋殿儒

爱漫步于中国古文化遗存景点的人，不能不去感受有“中国仁义思想活化石”之称的“仁义胡同”。可是我发现，除了山东省聊城市有康熙亲自题匾的仁义胡同外，洛阳老城、河北唐山的丰润县、迁安市、安徽桐城也有仁义胡同。况且，流传故事版本大致相同，甚至传说中的那四句诗也如出一辙。我很纳闷，究竟哪个才是最真、最原始的呢？不过，走出中国文化克隆“乱象”的思想底蕴胡同之后，我才忽然发现，这原来是中国仁义文化思想在普世延展的魅力中行走的结果，是正能量的阳光照射所致。

最近，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低调造访桐城“六尺巷”，倡导作官先做人，高调弘扬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

山东省聊城市的仁义胡同位于东昌府区东关大街111号傅斯年陈列馆（傅氏祠堂）东临，长约60余米，宽2米。胡同为青石铺筑，胡同南首为一木质牌坊，坊上檐下正中为清康熙皇帝题写的“仁义胡同”。在胡同北首为一影壁，书有“仁义胡同”四个金色大字。傅斯年陈列馆所处原是傅家祠堂，傅斯年是傅以渐的七世孙，仁义胡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位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身上。

清朝康熙年间，傅以渐家人在东关家庙拓修建设时，傅家新建的院墙盖住了邻居地基，邻居觉得有碍自家的风水，便找上门来。傅家宅院刚刚修缮完毕，不愿额外增加开支，与邻居发生纠纷，一时相持不下，于是写信给时任国史院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傅状元，让他给地方官员通融一下，予以照顾。

傅以渐很快回信道：“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十分羞愧，主动将墙基退让三尺，并向邻居道歉。邻居看到傅家如此仁义，十分感动，便也退让三尺，就成了傅氏祠堂东临的这条六尺胡同。后来康熙皇帝驻跸聊城，闻听此事，遂书“仁义胡同”四个大字以倡义举。

在河北唐山的丰润县城也有个仁义胡同，有个类似版本的故事。传说大清康熙年间，丰润县城第一大户曹姓，为了垒一堵墙，和隔壁谷家打了架。谷家说曹家多占了谷家的一尺宅基地，曹家说这地自古以来就是曹家的。两家互不相让，争执不下，同时告到衙门。县官一看是这两家，知道是刺儿头不好剃，因为两家在京都有做大官的。自己一个七品芝麻官，想管无法管，想断不敢断。无奈使了个缓兵之计，说：“眼下我公事太忙，过个十天半月的再给你们断吧。”曹谷两家没办法，也只好各自回家听传。

县官回到后堂，急忙给在京为官的曹大人和谷大人分别写了书信，请求各自出面调停调停。

曹大人接到书信后心想：“我和谷大人一朝为官，又是同乡，为了一尺墙伤了两家的和气也太寒碜了。”因此急忙提笔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千里捎书一尺墙，让给他人奈何方？万里长城依然在，如今却无秦始皇。”御史谷大人也给家中写了应该“礼让”的书信。

两家接到书信后，不但不打架了，而且各自向里退让一尺，留出一条胡同，起名“仁义胡同”，供众人走路。

此传说并非只此两家，唐山地区的迁安市建昌古镇亦有此传说，虽经几百年变迁，仁义胡同依然保存完好。迁安市评剧团还以此典故创作了《仁义胡同》剧目四海传唱。

更为奇妙的是，近来我在十三朝古都洛阳市老城也发现了个仁义胡同。当地作家滨河柳还著文在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洛阳老城南大街中部向西有一条察院街（现农校街），街口向西不远有一条南北走向、长不足百米、宽不足两米的胡同，这就是昔日的仁义胡同。小径逼仄弯曲微不足道，却记载了一个邻里间互谅互让、和睦相处的感人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主人翁不是傅家、曹家和谷家，而是董家和李家。他们两家也是为了一墙地而起争执，同样去上面找靠山，结果收到雷同的四句诗，然后相互谦让，表现出各自的仁义之德。

如果我们细心品读中国的文化传说，就不难看出，其实传说版本纷杂的现象不止仁义胡同一个，像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一样，在洛阳、北京等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但它们的传播内涵不一样。“狗不理包子”传的只是一个“老”字招牌，而仁义胡同传的却是一种仁义思想。这样的“文化克隆”，不仅是形式，而且是形态、是传承。

从我的研究上来看，这个仁义胡同仁义思想的传说并不是起源于清朝，而是在明朝就有了。

相传，明朝时期，迁安市建昌营西街路南有两大户人家，是隔壁邻居。东家姓任，西家姓梁。梁家欲盖东厢房，想占隔墙为基。任姓闻讯后，言说此墙系我家所有，梁姓占墙实属无理，姓梁的毫不示弱，坚持要占。两家各执已见，互不相让。在相持的过程中，任姓给其在京城居官的家人寄去一信，告之此事。不久，此显官复信至家，人拆封取信过目，上写四句小诗：“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几尺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任姓在此信的劝导下，主动告之梁家，这隔墙不算，再让二尺与你。梁姓闻之大喜大惊，自觉惭愧，索性放弃占隔墙的欲望，并回敬言之，这隔不算，我也让两尺与你。于是两家由互不相让变成互相谦让。虽然多次相互谢绝，但谁也不肯改口，后来达成了协议：两家各以隔墙自己一侧为起点后让一尺，再各自筑墙，从而形成一条新胡同。街坊邻里都夸任梁两家是“仁义之家”。当地官府闻之，造一横匾悬挂胡同，上书“仁义胡同”，以表扬其举。从此，“仁义胡同”的义事，脍灸人口，代代相传，流芳于今。

由此看来，清朝以来的仁义胡同的产生，是在明朝这个仁义胡同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它们是一种仁义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数千年来一直是我国文化传承的主流。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有些已经逐渐被淡化和淘汰，而仁义道德却愈加成为我们民族生存处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我们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价值观，其实就是仁义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就像仁义胡同所表现的普世价值一样，人们都在纷纷响应和实践。和睦相处，互敬互让。邻里之间，兄弟之间，民族之间，都需要像仁义胡同那样的和谐相处。

中国需要“克隆”更多的“仁义胡同”。如果家家户户都有传说，各民族之间都有和谐仁义的美谈，那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想要的结果。

（责编 启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