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何时能告别“证多多”
叶前
继涉企业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成为社会热点后,公众开始把目光投向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的行政审批事项——证件多、办证难问题。2014年年初,在地方“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提交的提案,梳理了各类证件、证明数百个,并制作了长达3.8米的“人在证途”画卷,直观展现出中国人办证的繁冗和不易。有学者认为,除了办证过程中的各道门槛,有的背后是利益作祟,每个证件功能单一也是造成“证多多”、办证难的原因。目前,有的地区正在推行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但愿“一证通天下”能早日到来。
“人在证途”,一生要办400多个证
“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这是网民对“证多多”的调侃。
一个中国人一生要办多少个证件?答案是400多个,其中常用的证件、证明有103个,有的地方连收割玉米、焚烧秸秆都要办证。这是曹志伟组建的大学生调研小组和广州市政协两个专委会调研数月后梳理出来的。
办证从娘胎里就开始了。出生前,需要办理准生证;出生之后,要办出生证、疫苗接种证、户口本;读书时要办学生证、学位证和各种考级证书;就业还有就业证、社保卡、医保卡、职称证、职业资格证等;退休了,要办退休证、老人证,有的单位还得开一份活着的生存证明,才能领退休金;死了也不能消停,要办火化证、死亡证明、骨灰存放证等。
这些证件、证明,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证”实在太多了,许多证件也许你从未见过;熟悉,是因为不管你乐不乐意,都必须接纳它、了解它。
广州小伙喻先生在买房时被告知要提供未婚证明,他一下子懵了。“我知道结婚证,没想到未婚也还要证明。跑下来才知道也是民政局给办,凭办证人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和办证人的户口本、身份证办理。我不明白这个证明的意义在哪里,再说单位又如何确证员工的婚姻状况?”
来回盖章送材料,累人累心跑断腿
“证多多”倒在其次,办证难却是累人累心。2013年,一名“北漂”小伙子为办护照,在北京和河北老家之间来回跑了6趟,累计行程3000多公里,结果证还没办成。
“荒诞”的遭遇也发生在广州市民身上。一对结婚40多年的新疆籍老夫妇住在广州,因为要帮儿女购房做担保,需要出示已遗失多年的结婚证,由于两地有关部门的信息不能互联,必须回新疆补证。民政部门考虑到他俩年纪大腿脚不方便、来回费用高,提出一个建议:不如在广州重新结一次婚、再办一次结婚证。建议有一点荒谬,但是出于好心。
同样在广州,挺着大肚子的陈女士为了办个计生证,来回跑了好几趟。不统计不知道,一统计吓一跳:办一个计生证竟然要找8个部门、盖13个章、经16道手续,最少需19个工作日。
具体说来,需要夫妻双方街道、社区居委会、所在单位在生育一孩申请表上盖章,再由准妈妈在怀孕3个月后去社区医院抽血、化验、产检、办理围产卡,参加计生部门一星期只有两天开放的现场婚育课,取得听课证后,还要在网上答题通过考试,再带上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听课证、围产卡等回到街道,才能取得计生证。
根据广州市政协和曹志伟的调研,办理103个常见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个处室、中心、支队和所审批,盖100多个章,还要缴费。更麻烦的是,证件不是想办就能办的,需要提交各种证明材料,在不同部门,同一证件、证明材料往往还需要重复提交。据统计,在办理103个常见证件过程中,户口本要提交37次、照片50次,身份证则多达73次。
“证多多”、办证难,不仅降低了公众对政府部门的满意度,而且迫使一些人动歪心思办假证,甚至助推形成了一个灰色假证产业,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办证”字样就是证明。
去年,一对外来工父母为了让孩子在北京上小学,一番奔波无果后买假图章办假证,在交易过程中被抓获。证再多、再难办也不能成为违规违法办假证的借口,但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逼着家长铤而走险?
“究其原因,是外来工子女上个学要办的证太多。义务教育本是法律赋予每个适龄孩子的权利,然而,对于广大外来工子弟而言,享受这一基本权利却需迈过重重门槛、提交种种证明。”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说。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证?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认为,有的政府部门还停留在过去单位制的框框下,习惯于做任何事都需组织出具相应的证明。再加上当前社会诚信体系缺失和造假现象存在,有的部门为了规避责任和方便管理,不断提高群众办理业务的门槛,而提高门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要求出具各种官方证明,“证多多”由此而生。
距离“一证通”还有多远
办个证为什么这么难?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说,办证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造成多次重复审核。
以在广州办理计生证为例,记者实地统计发现,身份证累计审核8次,户口本重复审核6次,准生证重复审核5次,结婚证重复审核3次。
办证过程中,有关部门各管一段,而不是站在百姓的角度尽可能便民,有的部门对其他部门设置壁垒,造成信息不衔接。计生部门表示,要想方便快捷地办理计生证,必须解决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公安部门、人社部门之间信息孤岛问题。民政部门采集的是居民居住地信息,而计生部门则不掌握详细信息;公安部门拥有身份信息,但并不公开。对于流动人口,办理计生证还需要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而目前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流动人口信息登记。
“办证过程中的各道门槛,有的背后是利益作祟。不愿简化便民,名为按规矩办事,实为不想没了这些好处。”张育彪认为,每个证件功能单一也是造成“证多多”、办证难的原因。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公民通常只需持有一张身份证,就涵盖了从身份、家庭情况到就业、社保乃至诚信记录等近乎全部个人信息,在各个部门、各种公共服务均可通用。反观我们,则是一事一证、一证一事,每人家里光证件就一大摞。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正在推进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该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闵乐萍说,实际上,现在许多公民信息已经被政府各部门的数据中心收集,但问题是一个部门一个数据中心,接口互不开放,导致很多不必要的证明以及重复提交材料。
现实中,各级政府部门都在推动信息化,相应的给予了动辄数百万元的财政投入,一个个数据中心也都相继成立,信息化程度成绩单也时常见诸报端。对此,岳经纶说,必须要明确,不是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信息化不是花瓶,信息化的终极目的是尽可能便民,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政府部门应该来一次证件大盘点,采取合并同类项提高单个证件的技术含量和信息含量,减少证件数量。比如,身份证的信息可涵盖退休证、老人证,还可以把收集“五险一金”信息的社会保障卡与之合并。
曹志伟建议,通过大数据打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并辅以建立公民信用体系,让其涵盖公民的纳税信息、信用信息、贷款记录和违纪违法记录等一切信息。
这些若都实现了,“一证通天下”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