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国外交官抗战时期二三事

高帆

我的祖父高淩百先生，于1900年生于江苏江阴，1922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军委会主任秘书，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秘书长，国民中央政府简任秘书、蒋中正先生私人秘书等要职。1936年9月出任中国驻新加坡代理总领事，1941年7月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946年4月去职。在他出任中华民国外交官期间，正是国内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他最殚精竭虑尽职报国的岁月。

肩负重任，远赴南洋筹战款

祖父奔赴南洋，深知使命重大。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驻英国殖民统治南洋诸国的最高长官，他秉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尽心尽力地团结更多的海外华人华侨关心中华，支持和支援抗战。

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侨，论数量南洋最多，说侨史也是南洋最长。由于各侨团的历史文化多种多样、差异很大，结团宗旨往往随其政治背景的不同而不同。他们相互之间难免会出现猜疑、竞争，甚至出现摩擦或障碍，影响到华侨整体的和谐。

在这样复杂的大环境下，祖父身为总领事，肩负着筹款救国重任，深知唯有团结各侨团，消除隔阂，同仇敌忾才能功成。为此，祖父经常与当地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领导的侨团进行互动，统筹和均衡领区内各侨团援助国内抗战活动。他坚持同为华人、共同抗日的原则，无论是亲共、中立还是跟随国民党，只要是支援国内人民抗日的活动，祖父都会给予各种支持，并通过报纸公开报道共同抗日的主张。在祖父领导的总领馆积极参与和引导下，当地侨界和艺术界纷纷发动侨民慷慨解囊，筹款抗战救国运动此起彼伏，募集到的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马六甲海峡，经滇缅公路这条抗战生命线马不停蹄地运回国内。

当时中国驻缅甸的总领事是荣宝澧先生（江苏无锡人），他和祖父在国民政府里曾经是老搭档，分别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蒋先生的侍从秘书。2015年春，我在上海成功寻找到荣宝澧先生的旧居和后人。父亲得知后，高兴得迫不及待要和荣家后人通话，共同回忆那段艰苦而难忘的岁月往事。从协调紧急修筑滇缅公路，到保持这条运送南洋华侨捐赠和盟国支援的各种物资及人员的抗日生命线畅通，我驻缅总领馆人员在荣宝澧总领事的领导下，付出了艰苦辛劳，度过了无数个不眠昼夜。

率先垂范，亲送两子回国抗战

来到南洋，祖父感到宣传抗日思想，教育青年人最重要。为此，祖父多次与文化教育界的朋友讨论，让他们多开展一些抗日教育和宣传活动，并经常去当地华侨中学看望师生，还专门题词“为国育才”以勉励师生。对于华侨子女就学生活遇到的困难，他积极通过总领馆给予协调帮助，身体力行地为抗战救国和促进南洋华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奔波。

为鼓励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抗日，祖父毅然决定把已经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了多年的两个儿子送回国内，要他们和全国军民患难与共、共同抗敌。

那时，祖母最年幼的弟弟也响应国家《一寸河山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参军号召，加入了中国空军志愿飞行队去美国受训（结束回国后就可与陈纳德将军改编后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并肩对日作战），这就更加坚定了祖父送子抗日的决心。

祖父和祖母深知，送子回国抗日这一送很可能就是生死诀别，但他们强压不舍之情，亲自送别。父亲回忆离别新加坡时，祖父把他哥俩领到自己的总领事办公室，在蒋委员长送给祖父“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亲笔题词下，祖父让签证官给父亲和二叔颁发了中国护照和回国签注，再三叮嘱他们要好好为国效命。从此，他们告别父母和弟妹，随祖父的两位军界老朋友商震将军和杜聿明将军率领的国军抗日远征军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车队，冒着随时会遭遇日军空袭轰炸的危险，经滇缅公路踏上回国抗日的征途，接受了抗战洗礼。

总领事送子回国抗战的举动，在新加坡侨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在父亲和二叔就读的华侨中学师生中得到积极回应，激发了更多南洋子弟投身抗日的热情。

处危不乱，安全护侨撤离新加坡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和国内战事的不断恶化，总领馆接到中国外交部紧急撤侨闭馆的密电命令。此时，我大部分国土已遭日寇侵占，国民政府无力派遣军队予以协助，而英殖民地的英军在香港一战中溃败，使得撤侨工作只能依靠领馆人员及侨团自救了。是时，日本已从海上逼近新加坡，随时会从海上包抄，封锁航道。这一来，撤侨的任务甚是紧张而繁重。在这危急时刻，祖父不顾家人安危，在总领馆与所有同仁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帮助每一位撤离的侨民办理手续，为众多侨民补发和签发护照，租调撤离船只，清理文件和转移物资……经过数天的拚争，终于比最后期限提前一天完成任务，为侨民的安全撤离争取了宝贵时间。

受祖父指派，总领馆联络各侨团撤退的工作由一位主事秘书季步飞（季明）先生专职负责。季秘书是祖父在新加坡上任后收留的一名江阴同乡。之前在南京期间祖父就和季相识。祖父当时并不知道季秘书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派去南洋秘密发展马共的隐蔽战线工作者。季步飞的共产党员身份被英国殖民当局发现后其被捕入狱，且枪毙在即。祖父冒了巨大风险，多方斡旋，最后营救成功：英国殖民当局改处季先生驱逐出境。祖父“无意之中”为中共保全了一位优秀特科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季步飞先生在山东青岛市担任公安局长要职。

1942年2月13日，祖父和总领馆人员是在最后才坐小船撤离的。小船在海上趁着夜色飘移，四周随处可见飘浮的被日军水雷炸毁的船只残片。为确保小船安全，祖父站在船头用一架单筒望远镜观察着水面，指挥船员避过水雷、暗礁和残物，好不容易上了去澳洲的船，后碾转回国，逃过了日军攻占新加坡后的大屠杀。可笑的是，日本电台竟造谣说搭载中国驻新加坡总领馆官员撤离的飞机被日军击落、总领事高淩百溺水身亡，企图惑乱太平洋地区的华侨民心。由此也可以看出，我驻新加坡外交使团在五年多来深得当地华侨人心的援华抗日救国行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令日寇恨之入骨。

不愿内战，迫不得已走他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祖父早已嗅出，国共内战在即。他不想枪打自己同胞，先是亲自出面和军方打招呼，让当飞行员的小舅子因“健康原因”提前退役。而后，他就随蒋介石夫人出访澳洲、美国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