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风险、控制风险与国家战略的成功
【编者按】自本期起，开放导报杂志新设“CDI-HITSZ高端论坛”栏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 深圳）（CDI），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HITSZ），为发起组织。论坛将发表CDI和HITSZ以及其他机构的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真知灼见；发表相关研讨会、笔会思想碰撞的火花及其综述，以为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带一路”建设成功将极大地提升沿线国家国际经济贸易投资能力，深化经济全球化，改变世界发展进程，也将提升我国崛起为全球大国所必须具有的全面广泛的经济辐射能力和全球化组织能力。张岸元博士在《“一带一路”的资本循环》中分析了五对利弊矛盾，对“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机遇和多重风险进行了分析，加深了识别与控制风险对“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认识。
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的非经济风险
张岸元博士开宗明义地提出，“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大的边疆及国家安全利益，也面临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温故而知新，我国向西开放，首先会面临非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会因大规模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而被放大。国际经验表明，跨国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重资产，在投入与管理方面会引发主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平衡关系。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自古是中华文明的高边疆地区，中原王朝的安危系于西域。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原农耕汉族与边疆游牧民族面对有限资源，争夺生存权的斗争史，是华夏文明不断从中原向外扩散，边疆少数民族文明向心融合的过程。从汉击匈奴到唐朝跨越帕米尔高原向中亚地区的扩张，都展现出中原王朝寻求稳定边疆的决心与力量，但直到康雍乾时代稳定地控制了帕米尔高原，中原王朝才解决了西域高边疆安全问题。近代史上经沙俄东来、英帝国的觊觎，及至19世纪70年代清朝衰败之际，仍有令左宗棠万里远征收复南疆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过去5年美国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缩减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我国西域地缘政治环境在机遇和挑战两方面有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①。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过程加速推进，中国、印度加上苏东国家全球有30多亿人口融入了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其中有深度融入的高获益国家或经济体，也有浅度融入的低获益国家或经济体，当然也有受损者。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国家应该是浅度融入者，也有受损者。这些都使得地区恐怖主义为争夺战略真空并由此对我国西部边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增大。2001年6月15日，上合组织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了明确定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要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
高度重视战略评价与项目收益评价关系
一项宏大的战略规划不能以具体项目的成败、收益或是亏损来评价得失，但是项目收益率确实决定着战略实施的可持续性。“一带一路”构想规模之宏大，实施条件之复杂，涉及的国家之多，可以想象的持续时间之长，如何进行合理的评估确实极其重要，也极其复杂。张岸元博士认为，实施“一带一路”应当认真研究设计战略实施的评价体系，要关注项目收益对战略实施评价产生的影响。在战略评价体系中，应当充分考虑，国家安全与经济收益的关系，要考虑我国作为贸易和投资大国在扩大市场范围和规模方面的利益，也要评估三股势力借机浸入的风险。作为一项开历史先河的战略构想，在缺乏有效的历史经验借鉴时，欧洲复兴计划，通称马歇尔计划可以作为一个参照。这是一项极为成功的计划，用不到4年的时间，以占美国当年GDP1.5%的代价，推动了二战后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英法及西德等国经济迅速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标准，实现了计划所设定的战略目标②。作为短期的经济恢复计划，马歇尔计划对于“一带一路”的可借鉴性是，一国发起、多国参与、协同推进。不同之处在于，马歇尔计划是一个短期的恢复性的战略，“一带一路”则具有长期性和建设性。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如何实施长期战略与合理确定阶段性目标和标志性节点项目，统筹战略实施效果评价和短期项目收益评价。
高度重视国内经济与开放经济的关系
宏观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基础框架是短期静态条件下，本国进出口和本国需求与利率和汇率的关系。张岸元博士提出的问题是，从短期静态看，“一带一路”与我国过剩产能有密切关系，“走出去”是消化过剩产能的重要方式。其中，以直接贸易方式消化过剩产能会累积大量贸易顺差。以投资方式进行会转换为融资问题。从利弊分析看，一方出现持续对外贸易盈余而不是多边贸易平衡，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合作方式。通过经济开发，带动多边贸易平衡增长是一个可持续的策略。问题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短期内并不具备大规模向我国出口，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的能力。由此引伸出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建设应当更主要地采用对外投资方式甚至是援助方式进行。这正是马歇尔计划成功之处。没有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欧洲经济复兴步履会非常艰难，但美国确实因为欧洲经济复兴而获得了市场利益③。
回顾借鉴马歇尔计划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矛盾。马歇尔计划是以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为前提的对外援助或贷款计划。在“一帶一路”建设中，同时推动人民币作为双边甚至是多边国际结算货币，当然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对策，但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保持人民币与美元，目前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从短期看稳定的机制与中美之间实际利率差和通货膨胀差有关。大规模对外投资的背后支撑一定是长期坚挺的货币，一定不能以有贬值趋向或不稳定的货币为基础。从短期看，非国际货币的要保持强势地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受限的。当一个长期高速增长经济体向中高速转换时，要防止出现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国际收支的平衡线含义，虽然简单却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
高度重视人民币与美元间相互锁定的关系endprint
特里芬之谜下的美元悖论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只有在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的环境才能流出，为世界金融体系提供结算货币，但长期持续的贸易逆差又会导致美元贬值。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是，贸易项下流出的美元，经过资本项目回流美国，以保持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平衡①。中国是美国主要贸易顺差国，也是美国债务最主要的持有者，内在逻辑就在于此。美国人抱怨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中国人抱怨富国向穷国借钱花，这实际上构成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相互锁定。在人民币和美元互相锁定条件下，任何沽空人民币的投机行为，目标必定是美元升值。美元升值会出现两种情况，中国央行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升值，或是中国央行抛售美债，抬高美国发债成本，遏制美元升值。这种互相锁定机制的存在支撑了美元的坚挺，也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
人民币与美元间互相锁定同样是利弊兼得。如张岸元博士所说，这一机制事实上放大了美元供给。通俗地说是一笔美元花了两次。一次买了中国产品，当中国央行用外汇储备买美国财政部发行债券，送美元回家时，构成了美国新货币的供给。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越大，通过资本项目回流的美元越多，货币供给放大的作用越明显，持续过度累积就是资产价格泡沫。这是2008年美国债务危机的国际金融基础，也是人民币与美元互相锁定的客观界限。这也决定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央行不能够用美元外汇储备作为对外贷款，其中的原因有二。外汇储备是中国央行的负债，这是其一；中国央行购买美国债务的活动，外汇储备已经转换为等价的美国债务，以外汇储备为基础贷款相当于一笔美元花了三次，这是其二。以中国商业银行做人民币计价的贷款，会在美元与人民币互相锁定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当贷款规模足够大时，人民币的稳定性会与美元脱钩。当然，若干项目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低成本融资，在以中国企业为项目主体时，这会引起中国对外负债的增加。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上几种方式中进行选择，也完全可能兼而有之地进行操作，但这些行为都是关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战略问题，需要进行分阶段的深入的技术化研究。
高度关注跨期、随机、
预期与黑天鹅事件关系
张博士给出了一个回避汇率风险的实践案例，两个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在国内用人民币结算，由此避开汇率风险。从中提炼出来的问题是，汇率风险的本质是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面向未来的预期应当是向前看的，在现实中，一年、五年、十年，时间越长会越难看清楚。经典的预期往往不是向前看，而是回头看，看看过去十年、二十年发生了什么，未来还会不会发生？这种从向前看转成回头看的预期过程，一定会受到多种因素干扰出现错误，因为随机性事件的出现，会形成一个信息不完全、动态不一致的预期过程，导致系统性的预期错误，大规模的系统预期错误就会引发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爆发一定源自于庞齐对策效应。我们都知道，所谓庞齐对策可以简化为，高息揽存，借新债还旧债，以至无法持续。需要注意的是，不确定性预期产生的系统性偏差，会造成非主观故意的庞齐对策效应。
作为一个长期战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产生效益时间久，投资回收期是跨期的，要有效地评价一个项目的收益能力就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但是时间越长，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多，预期偏差的可能性就越大，出现非主观庞齐对策效应的可能性就增大。举一个具体例子，在项目融资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案例，在项目具有可靠的高收益率时，比如说年化收益率为10%，为防范风险而是按照6%收益率融资。为什么找不到这样的案例，因为这种非理性经济人行为，会明显提高融资成本。我们看到最多的相反的例子是，预期的一般的年化收益率为6%，乐观的预期行为是努力一下可以达到10%。从长期来看，这就是预期产生的庞齐对策效应。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两百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两千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人，按照中国的人口密度来做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率就会出现错误。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可能，二三十年前修建广深高速时，施工难度大，周期長，建成后很长时间持续亏损。后来广东经济发展起来了，这条收费高速公路产生了“印钞机一样”的利润。我们可以观察到印度，过去2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以上，在这样一个高人口密度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收益应当会比较高，与之类似的是孟加拉、印尼以及走向稳定的巴勒斯坦。
张岸元博士等学者都重视企业投资的市场化方式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发现和创造出投资收益高项目，为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可持续推进的基础，防止出现长期投资成本显著低于可比的边际收益。从长期看，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会改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的投资收益率低、低储蓄率、低投资率、高债务率的状态，形成内生的储蓄—投资推动增长模式，从而降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过度融资和国家负债率过高的风险。显然，这些探讨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角度看，还是从实际政策设计看都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7-12-29 责任编辑：靳 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