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 第三种忠诚

刘君萍

有人在网上讽刺他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他是党的人。阮次山创造性地探索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第三种忠诚”，即在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和独立地、有主见地看国家和政治人物两者中找到中间道路。

这名生于台湾的美籍华人、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努力展示一个身处体制外的建议者形象。他强调自己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和政府，但最看重的“效忠”方式是对党和政府高层施加影响，主动替他们分忧。

他说：“这个中国我是爱定了——此爱生生世世！”

“他有需要”

某种程度上，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成为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那既是他的“忠诚”曾受到的最大认可，也奠定了他此后的工作信念。

见面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迪引荐下进行。阮次山强调，那是一次“私人聊天”。

阮次山与江，以及同行的邓朴方、高迪聊了四个半小时，在他的描述里，江给他“交了底”，“无所不谈”。“对我深入内情底线，我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态度是什么，不会误判”。

在阮次山的形容中，此后他和江泽民建立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联系。在中间传话的人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1997年，江泽民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访美之前，通过朋友来跟我说，对他第一次到美国有什么建议，我就给他很多建议，很多被采纳。”像“穿西装袜子不能露出脚肉来，选长筒的”，“眼镜太大了，能不能换小一点”。

当时，江泽民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为交易所开盘敲钟时，他举起大拇指以示庆贺。阮次山说，这也是他的建议，“因为他手很胖，我说你就举拇指。他回来后透过朋友跟我讲，告诉阮先生这玩意儿灵啊。”

阮次山称，江泽民看重他在专栏中对时局的分析，“每次碰到国际大事，下面呈资料给他，他一看没有我的东西，就会交代一句，你们去看看阮次山怎么说”。1999年，在美国工作的阮次山考虑到香港凤凰卫视就职，他征询汪道涵的意见。“他说，我来问江主席一下，你如果去了港台以后，他会不会还是有这种需要。过两天，他答复我，说江主席讲没有问题，你去哪里都可以，可是你写的专栏不要断。”为此，2000年进入凤凰卫视做新闻的头几年，阮次山没有停止专栏。

“那是一种鞭策，”阮次山说，“这个就是让我深深感觉到，我必须要继续扮演我这个角色的原因。”他停顿了一下，强调，“他有需要。”

胡锦涛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阮次山失去了过去那种可靠具体的上层联系，但他并未放弃努力。

2006年胡锦涛首次访美，他提前一个月到美国做准备。“我为了他访问美国，先他一个月到，做了十几期节目，美国的政要、人民，民主党、共和党，对中国友好的、不友好的，在他访美以前我访。”

胡锦涛在西雅图接见美国代表团时与阮次山握手，聊了四五分钟。“他表示感谢，说节目我都看了，很有用。”

他还曾与朱镕基见面。“有一年在亚洲博鳌论坛，朱镕基在宴会大厅，老远老远他看到我，他过来，哎呀阮先生我天天看你的节目——有我太太为证，他把她叫来，问，你说是不是我中午都听？”

阮次山解释，他选择高层路线，委婉批评而不直接指责，因为这对中国最有效。

“阮次山之音”

过去13年，阮次山在《风云对话》中访问了克林顿、普京、卡扎菲等400多名政要、大使。告别这档节目后，阮次山说：“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机会替国家从旁做这些事情，从旁做他们做不到的外交助力了。”

“有时候常常想，别折腾了，少了你还怎么样？”接近70岁的阮次山说，“我每天忧心这个，我太太说，轮不到你。可是如果我不忧心，不上这个电视节目的话，还真是整个社会就被误导了。”

除了采访，阮次山还随时背负着“国民使命感”。他去不同地方采访，会主动联络当地大使馆，看“国家”是否需要向对方传递什么信号。这种使命感有时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外交官员而不是媒体人。《风云对话》栏目组对外联络记者赵涵说，阮次山曾告诫同事：“外交无小事，虽然我们是电视台，但我们出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2004年，阮次山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提问，台湾过去一直表示，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鲍威尔回答：“台湾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是美国坚决奉行的政策。”

鲍威尔公开否认台湾主权，“这次访谈被有关人士定位为一次历史性访谈”。这段访谈播出后，台湾股市在两天内跌了100多点，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新台币。

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外文局局长的周明伟证实，1990年代后期，两岸信息往来受到许多限制，阮次山的信息显得“具有特殊价值”。

“我当时参与涉台事务，对台湾的一些观点常常是通过他的口讲出来的。”周明伟将此称为“阮次山之音”，“他一直在扮演我们不方便扮演的角色，能配合北京的声音，他是一个有特殊作用的人。”

“国家永远是国家。”

阮次山的父亲是一名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党工，一直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国民党产生过那种要效忠的感觉”。阮次山说，他常和父亲顶嘴，认为父亲说得不对，“逻辑不对”。

事实上，他对大陆的好奇在父亲的党化教育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生长。他与大陆官方的甜蜜接触则发生于他因害怕危险逃到美国时。台湾政治的挤压推动了他对大陆的好感。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断在美国的学业回到台湾，成为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算处级编制，“当部长是指日可待”。

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一年后，蒋孝武接任总经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恶行恶状”，曾在会上“两次得罪他”，让蒋非常不满。

一位同事告诫他，“你不了解这个太子，他抽屉里有枪的，他火了，干掉你就像干掉一只蚂蚁。”阮次山几天后就“不动声色地”回了美国。第二年，他将太太、儿子全部接到美国，并申领绿卡。而此前，他曾两次放弃拿绿卡的机会。endprint

大学时，阮次山就觉得“整个中国的前途、未来全部不能在台湾”。那时，“看《人民日报》、研究中国问题是要坐牢的”。他说，恐怖气氛让他对大陆更为好奇，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借给《匪情月报》写专栏的机会，看了很多台湾大陆工作会搞来的大陆情报，“我从那里得到很多材料。”

阮次山自己也无法找到他对共产党这份好感的原始痕迹。去美国后，他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看缩印版《人民日报》，“终于发现了我当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说在台湾的经历使他对大陆开始感到好奇，在美国与大陆官员的接触，则成为“忠诚”开始生长的土壤。在美国办报时，阮次山第一次与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

1981年，洛杉矶《国际日报》老板聘请阮次山做总编辑，他以“报纸要异军突起，一定得有大陆消息”为由说服老板，在这张“右派报纸”上同步转载新华社、中新社的稿件，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华人媒体上启用新华社稿件的总编辑”。

据他说，这让他在大陆媒体和官员看来是可以信赖的，也让他被美国侨社称为“台湾训练出来的左仔”，被台湾政府列为“左派分子”。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在希尔顿酒店为中国代表团举办了第一场正式欢迎会，现场有台湾特工拍照，“我说不必拍了，我主办的”。他还为大陆媒体报道团提供实际帮助，主动提供办公地点，甚至连自己家也贡献出来。此时，阮次山结识了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后来出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辉等一批大陆媒体人、官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国内有些什么样的官员经过洛杉矶，总要跟我碰碰面，聊聊天。尤其是他们要了解台湾，了解美国，我是他们最大的渠道。”

1986年，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陆，当他行走在“宽广”的长安街上，沿着红色城墙看到天安门，他“兴奋地感慨万千”，感受到一种“归属感”。“终于看见了祖国大地，终于看到了。”

此时，阮次山已经开始怀有此后他显露出来的政治观念。在纽约主编《国际日报》时，作家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男主人公倪育贤前来面试校对一职。倪在书中曾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当时，面试官阮次山对他说：“国家永远爱你！”

打一场美好的仗

2005年江泽民卸任全部职务，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与中央高层的直线联系“完全中断”。

他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困境。“我现在还被列为境外媒体记者，在我们中央政治局的纪律里，见境外记者要经过常委画圈的。跟军方的朋友吃顿饭，我还要报备。跟我见面是很折腾的事。”

这让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伤害”。“我是中国人，我是你们的朋友，闹了半天你还把我当外人。”他情绪变得激动，又很快恢复平静。

阮次山说，余热不能再发挥了，他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记者问他，如果去面见马克思，聊些什么。阮次山回答：“我觉得我要去跟马克思见面，不如跟毛主席见面，因为马克思是个外国人。如果见到老毛，我就跟他讲，你的‘文革摧毁了中国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这个文化复兴起来，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文明，这个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能不能生存的依赖。”

“离我向老毛报到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我总觉得过去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他接下来解释，“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常常对一个人追悼死亡的时候说，这一场仗他已经打完了，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胡杨德荐自《人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