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新”路径
姚满林+王仕国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域。基于对学术界所关注问题的梳理与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以文本为基础，实现“返本开新”；以实践为动力，实现“推陈出新”；以文化为借鉴，实现“综合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7-0034-0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顺应这一变化，理论创新的紧迫感日益突显出来。然而，理论创新本质上离不开哲学创新，因为“哲学创新乃理论创新的实质，只有提升和凝练到哲学层面的创新，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1]。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不言而喻，在如此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哲学创新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则更为迫切，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的问题域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学术界举办的许多学术会议热衷于以“哲学创新”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为主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了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性有着一定的共识。总体上看，十多年来，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这个主题展开了多视角、深层次、宽领域的探讨与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域。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问题：
1.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路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路径问题是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学者们基本倾向相同，但表述方式有些差异。韩庆祥教授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主要有“文本解读派”、“西马解读派”、“时代解读派”这三种路径，他指出，“文本解读”、“西马解读”都没有关注如何使马克思走向当代的问题，因此，他更看重“时代解读”，主张“解读真实的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最终都要立足于时代和当代中国的实践”[2]。许全兴教授提出，要历史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现实，将现实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重视哲学基础理论和逻辑思维严谨，拓宽知识面，在综合创新中发展[3]。王善超先生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返本开新”、“综合创新”、“以问题为中心面向现实的哲学创新”三条路径[4]。王东教授就哲学创新路径问题多次撰文发表观点，认为哲学创新至少应该包含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新形态是新时代的呼唤[5]。任平教授认为，在新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存在着“一体两翼”的新路径，主张以反思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以及在“改变世界”实践中弘扬马克思主义“反思的问题学”为“一体”，以在时代视野中重新深读马克思文本，探寻马克思哲学本真意义，和在中西哲学对话中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为“两翼”[6]。从以上代表性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路径还在摸索当中，但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的深入，创新路径的基本轮廓将日益清晰。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问题。
“范式”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在他看来，范式是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因此，它既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又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就哲学而言，哲学的发展本质上就是范式“革命”或转换，因此，研究范式的创新问题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在2011年“中国马克思哲学高峰论坛”上，国内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任平教授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创新”包括八种类型：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改革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对话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创新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范式。王南湜教授认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重在对黑格尔主义解释方式的超越以及对马克思思想、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孙正聿教授主张，建国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沿着教科书哲学、教科书哲学改革、后教科书哲学三种范式演进[7]。应该说，此次论坛上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
3.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关系问题。
在关于哲学创新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哲学的创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哲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哲学学科的创新，显然，按照这一思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就包括理论创新与学科创新。进一步说来，对传统教科书，一些学者持批判的态度，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按照前苏联模式编写的，缺乏科学性与严密性，有着严重的知识论取向，易与当代现实脱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必须对传统教科书进行检视与评估，以便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创新，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4.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现实问题。
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的问题。就这一问题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真正卷入了全球化浪潮；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逐渐完善，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凸显出来。于是，一些学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比如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全球化问题、和谐社会建设问题、生态文明问题、现代化问题等等结合起来，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一定要切中我们的现实、切中我们的时代，也就是说，理论创新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必须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并从中获得创新的能量。
5.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困境问题。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但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既与时代实践发展相关联，又与其理论特质相关联，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境。比如说，理论创新的价值旨趣与哲学批判旨趣之间的悖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西方视野与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之间的差异问题等等。不言而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过程中，我们应当勇于正视这些问题与困难，并积极尝试解答这些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具体化、现实化。
当然，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所探讨与关注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此，我们在此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平心而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的这些研究既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评价与科学地对待。
二、以“三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众所周知，在当前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回顾近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路径问题至关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路径问题决定了创新能否真正实现。鉴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研究的经验，笔者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走“三新”道路，这是因为“三新”道路既可以全面审视当前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从而克服片面性，又可以借鉴更多的文化思想资源，实现“中西马”的互通与对话。
1.以文本为基础，实现“返本开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之所以要以文本为基础，是因为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载体，离开了文本，我们便无法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然而，在传统的解读中，我们基本上是以两类文本为依据，一类是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二手”文本；一类是以马克思主义原著为代表的“原始”文本。从研究的视域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有着某些偏见与误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教科书弊端方面的，又有来意识形态方面的。
正是基于这种解读现状，一些学者便呼吁“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着两层意蕴，一则意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一则意指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或许，人们会问马克思的文本与马克思的思想难道不是一回事吗？马克思的文本不是马克思思想的载体吗？表面看，好像应当如此，但是从诠释学的角度看，这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差异，原因在于：其一，当思想借以语言来表达自身时，语言已经过滤了思想；其二，语言是普遍的，而思想是个体的语言，不可能完美无缺地表现思想，也正因为如此，误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反过来，我们来看“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何以可能？作为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与作为理解者、创新者的我们之间存在时间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这三重间距使得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到“作者的原始意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是难以实现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创新是不可能的。
正是基于上述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基础，换句话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就必须实现“返本开新”。所谓的“返本”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为基础，所谓“开新”就是要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为中心，一方面，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意欲表达的东西，试图挖掘作者的“原始意图”；另一方面，又关注其文本所关涉的东西，实现文本意义的延伸，可以说，通过这“双重关注”，以达到“文本”与“现实”、“作者”与“理解者”（“接受者”）视域的融合。比如，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我们就不仅要看到马克思“两个必然”的结论，还要看到马克思所预见的“世界历史”的走向，以及这种进程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影响与启示。我们之所以要“返本开新”，是因为文本的意义并不处在文本之后，而处在文本之中，我们通过文本来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来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以达到创新的目的。
2.以实践为动力，实现“推陈出新”。
理论来源实践，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仍然源于实践的需要，由此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反映出时代实践的要求。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在大哲学家黑格尔看来，“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8]（P48），“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8]（P56）。马克思接过黑格尔的话题，并进行了进一步深化，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9]（P121）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源头处就有着明确的创新意识。然而，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曾有一些人主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让我们借用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表述来回应。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0]（P21）从这里，我们可以洞察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可以切中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也就成为了我们“同时代的人”。从时代实践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有几个重要的着力点。
首先，正确看待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方面资本改造世界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并体现了巨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资本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基于此，马克思从对资本的批判、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中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命运，显示了理论的前瞻性，但这些批判也给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带来了新的思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分娩”，而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开启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因此，我们面临着现代化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滞差，马克思以三大批判（资本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的现代性批判显然不能仅仅局限在否定层面，而必须回到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此外，中国的现代化还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后现代对现代的抨击浪潮中，我们无疑处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夹缝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回应中国现代化的这种“困境”。
其次，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如我们所强调的，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必须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改革创新成为了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凸显这一时代精神。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我们既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历史，又要在理论上有所超越，这种超越更多地是要与中国的时代实践相契合，以时代的视野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来阐释现实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P57），对于这个论断，我们从字面上进行理解，似乎可以看出旧哲学家只局限于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本人的旨趣在于改变世界，在于推翻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如果说，这一旨趣对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则不仅要重视改变世界的问题，更要重视解释世界的问题，不能将其割裂开来，而应当实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向互动。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展开，也唯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能扎实推进。
最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建设。哲学学科体系建设是哲学创新的重要推手。恩格斯曾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2]（P226）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与更新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势在必行，但其创新必须与它的学科体系建设一道前行，这既包括学科设置的合理化，又包括教科书的创新，尤其是在教科书的创新方面，我们一方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要努力做到联系时代实际、常建常新，在尊重个人见解与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教科书建设，用哲学创新精神来推动学科建设。
3.以文化为借鉴，实现“综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无论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还是就其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扎根于一定时代的文化之中，离开了文化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也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同样，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来看，它必须借鉴各种文化资源，走综合创新的道路。具体说来，就要处理好以下几重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中，它与西方哲学有着共同的母体，它们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其与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我们必须看到，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一样都对近代哲学与现代性持批判态度，有着浓厚的批判意识；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可以借鉴西方哲学的一些理论观点，比如存在主义、诠释学等等；最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等对现代社会问题的一些分析与批判对我们有着不少启示。因此，以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我们可以在其源头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已经不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而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于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传统必须纳入其中，这不仅因为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核心问题，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以中国的价值理念为指导，以中国的话语方式来进行表述，必须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在这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提供了示范。由此观之，我们不但要以世界眼光来思考中国问题，而且要以中国形式来贯穿这一创新过程，来表达这一创新成果。
第三，学术自由与政治责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工作依赖于理论工作者，在当前，大多数理论工作者都属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着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言而喻，在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时，我们既要看到学述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又要保持学术自由的空间，破解这里面的“两难抉择”。从创新的实际看，创新更多地依赖于个体的天赋、努力等偶然性因素，但个体创新意识的增强以及创新的实现，需要自由的学术空间，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势必影响个体的创新。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明确的政治取向，这是不可否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也不可能抛弃其浓厚的政治旨趣。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我们必须在学术自由与政治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做到以学术创新推动哲学创新，以政治责任巩固哲学创新，从而保持学术自由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动态和谐。
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路径问题向来是哲学创新中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学术界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理论创新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将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参考文献：
[1]邹诗鹏.哲学理论及哲学学科的创新问题[J].学术界，2003，（02）.
[2]韩庆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种路径及其回应[J].哲学动态，2004，（07）.
[3]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路径[J].河北学刊，2012，（02）.
[4]王善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旨、问题和路径[J].哲学动态，2004，（08）.
[5]王东.创新时代呼唤哲学创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
[6]任平.新全球化历史语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创新路径[J].江海学刊，2003，（01）.
[7]于桂凤，冯建华.“中国马克思哲学高峰论坛（2011）”综述[J].哲学动态，2012，（02）.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