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党高层眼中的军队腐败
卢毅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大陆学界对国民党抗战贡献的评价渐趋客观。但现在有些人为国民党翻案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竭力美化其在抗战中的表现，这种研究态度显然不是客观的。应该说，作为一个政党，国民党总体上是坚持抗战的，大多数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杀敌的。但不容否认，有不少国民党官员和军队投降当了汉奸。据统计，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的，就有包括副总裁在内的中央委员20人，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58人，投敌军队50多万，占全部80万伪军的62%，诚可谓“降官如毛，降将如潮”。面对这样的事实，怎么可以过分地美化国民党？
另外，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还暴露出严重的腐败问题。1938年1月，抗战才进行半年，蒋介石便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在没有开仗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1945年1月，此类情形更趋严重，于是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最大之耻辱，乃国军败创，纪律废弛，内部腐化，外表枯竭，此为目前之大耻。”他还说：“我们过去失败的另一个总因，就是军纪废弛。因为军纪败坏，许多的毛病，随着发生出来。”那么，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又为何始终无法遏止？本文拟着重从当时国民党高层在内部自我述说的角度，对此作一番梳理和分析。
吃 空 额
就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而言，最常见的贪污手段就是谎报伤亡，吃空额，盘剥军费，中饱私囊。抗战初期，战争极其残酷，伤亡动辄成千上万，部队又经常调动，上级机关很难及时核准伤亡人数，这就给军官在经费上做手脚留下了可乘之机。各部队领取多少经费、发放多少、欠发多少、尚存多少，往往是笔糊涂账。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便对“各师官兵时有许多伤亡，而我们经费仍照常领取”的奇怪现象提出了质疑。到抗战中后期，这种状况愈演愈烈。1941年8月，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王世杰听说：“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1944年8月，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也在日记中记载：“师管区司令、团长、营长、连长无一不吃空额，司令所吃之数目特多，团长次之，营长、连长又次之，实有兵数不及所领薪饷之一半，已成为定例。”
在这种风气的蔓延和侵蚀下，甚至连新建部队也未能幸免。如1942年初新组建的远征军，据曾任该部队第11集团军总司令的宋希濂回忆：远征军刚一成立，“就有许多空缺，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他们就愈高兴。”远征军是身系国际影响、极受蒋介石重视、待遇最优厚的国民党部队，军官尚且如此贪婪，其他部队的情况如何，也就不难想
见了。
本来按正常编制，国民党军队每个师应在1万人左右，但军官为了贪污兵饷，常常刻意保持空额，实际上很少有单位满员。到抗战后期，有些部队缺额率更是高达50%～80%。1943年，戴笠奉命到云南怒江前线视察时便发现：“实则各师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但其他各师师长所报之人数，均非实在之数目也。”1944年，白崇禧也查实：广西军队“缺员太甚，号为一军，人数不及一师”。同年，陈诚在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同样指出：“部队普遍吃空：部队兵员缺额极多，以战前而论，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以上为由部队售出者。即此可见一斑。”他后来又担任军政部长，更是详细描述了全国情况：“国军预算员额为500万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720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300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依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对国民党军队这种普遍吃空额的情况，蒋介石也相当不满。1941年12月，他十分恼火地指出：“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三千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1942年9月，他又说：“我们师的单位虽多，但兵员总是不能补充足额，事实上各师缺额总是超过编制预定数之五分之一，或至三分之一，其能维持仅有五分之一缺额者，已经算是难得的了。”
显而易见，这种严重缺编的部队，其战斗力自然是要大打折扣的。1940年，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便感到：“部队缺额太多，名义上一个军，实际上战斗力尚不及一个师。领饷者人多，作战者人少，这是各战区都有的通病。这种病存在一天，自然一天不能打胜仗。”1944年11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报告：“本战区兵力虽号称为九个军，每军兵力均仅及四分之一”，因此“虽经厘定缜密计划而实施者，每难应弦符节，殊感焦虑。”
武 装 走 私
抗战初期，蒋介石为减少军费支出、改善官兵生活，一度允许军队设立合作社，组织士兵、伤兵从事手工及半机械化生产，弥补生活物资不足。这一规定颁布后，遂一发不可收拾，合作社在各战区遍地开花，变成了军官取财的又一捷径，后来更发展为大面积武装走私。时人即曾观察到：“各战区前线，不法军队或游击队包庇走私，时有所闻；某战区甚至军队包庇走私，以大炮、机枪护送，武力走私横行。”而这些走私者的理由是：“后方阔佬拼命发财，拼命享受，难道我们在前方找一点零用钱都不可以么？”
当时，国民党部队走私之风极盛。一些部队的驻防区与日占区接壤，故“每假抢购物质为名，遂行公开走私之实”，“或与商人合股，或直接派员经营，或以公家运输工具，包运私货”，导致“民间观感甚差”。1941年2月，中统局曾汇报：“战时各集团军及战区军人包庇走私，各游击队贩运敌货，实属普遍现象。”同年7月，军统局戴笠也透露：“查近来各地之走私，大都有不肖军人为其背景，故武装包庇走私之风甚炽。”到1944年，戴笠更是说：“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作奸犯科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都坏了，欲图挽救还是须要自上而下。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
抗战期间，那些驻守沿海沿江口岸或出境作战的部队更是利用便利条件大肆走私。据陈诚回忆，“（滇南）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1943年9月，他还曾向蒋介石痛陈远征军各种问题：“部队纪律废弛，战力消失。细加分析，则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气消沉，缺额日多。以及高级者生活之奢靡，下级生活之压迫，无不相因而至，有加无已。甚者，乃至视缺额走私，为维持部队之正道，以金钱力量，为各立门户之基础。相习成风，恬不为怪。”宋希濂也回忆，远征军入缅作战，“一到腊戍，许多部队长及军需人员就以大量的外币（当时入缅军都是发的缅币卢比）购买布疋、化妆品、高级食品（如饼干、咖啡、牛奶、白兰地酒等等），一车一车地装到昆明出售，获利十倍到二十倍”。新近台湾披露的戴笠档案证实了上述回忆。1943年7月，他密报蒋介石：“查怒江前线各驻军官兵，现多勾结商人，走私运货。目前敌人缺乏食盐，商人将食盐由下关、保山等地运至前线后，则勾结当地驻军官兵，送过怒江，换得棉纱布疋而回，交易地点有五六处之多。”居然与敌人做生意，他们缺什么就卖什么，其利欲熏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国民党军队这种几乎明目张胆的武装走私，蒋介石也很生气。1941年11月，他致电第五战区军风纪巡察团主任石敬亭，令其就近注意监察贪污走私之风：“据报第五战区长官部幕僚及各部队间不肖之徒，贪污成风，贩售私货，包运烟土，私营盐粮，包庇赌娼，其自敌区运来之仇货，在老河口一带屯集如山，强迫人民为其转运推销，无不疲于奔命等语，希即就近注意监察为要。”1942年9月，他又严令各战区：“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1944年11月，他还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各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暨远征军卫立煌，严禁部队眷属在战区内营商，“各战区军官即军佐之眷属及其亲戚等均不许在其所属之战区内经营商业，希严督所属，切实遵照办理为要”。
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弥漫在国民党军中的武装走私之风依旧猖獗，乃至泛滥成灾。在这种风气下，“军纪为之荡然，战斗力为之丧失”。1941年中条山战役失利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指出：“中条山失利原因之一为，敌人贬价输送敌货毒品，军队上下唯利是图，走私风炽，战斗力削弱。”1944年河南失陷后，蒋介石更是惊奇地发现：“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陈诚亦不由感叹：“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穷奢极欲，而士兵之苦自苦，于是官兵生活不能打成一片。要这样官兵组织成的部队发扬斗志，又如何可能？”当时，甚至还经常发生日军化装成商人，利用走私道路，乘隙攻占国军驻地的事情。
掠 夺 百 姓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纪非常差，经常发生掠夺百姓之事。如在1937年秋的平汉线作战中，刘峙所部“沿途鸣枪掠夺，居民财物，洗劫一空”。又如苏北的韩德勤畏敌如虎，但搜刮民众如狼，“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搜劫行旅，抢掠村舍，不遂所欲，诬以汉奸；偶撄其怒，指为新四军间谍，于烧杀拷打外，处以活埋……”以致苏北民众对其愤恨至极，编了“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放着日本他不打，专门祸害老百姓”的民谣。
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也一样。1941年6月，蒋介石曾严厉责备顾祝同：“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兄其知之乎？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时治军不认真不严肃，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情况并无丝毫改变。1942年6月，戴笠在向蒋介石密报第三战区浙赣会战失利原因时便说：“查此次参加浙东作战之部队，……沿途拉夫，到处占住民房，查军队原有军盐发给，今则所过地方，则强要地方供给食盐，而以所领军盐高价出售。因是各县乡镇保长，均有无法供应之痛苦。”可见大肆扰民是国民党军队难以根治的一大痼疾。
第五战区亦是如此。据何成濬日记记载，1941年鄂北遭遇荒年，“民食已深感不足”，但第五战区“各军队以征购军粮为名，尽量搜刮，不遵守中央规定给价，甚至完全不给价。民间十室九空，饿死流亡者，不绝于途。各军队收集之粮，堆积如山，有随时随地以高价卖出去，亦有暂留置不即卖出者。”显而易见，这些部队完全是不顾百姓死活。1943年，刘峙转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长官部四周的农民更是“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
此外，陈诚也回忆：第一战区汤恩伯驻扎河南时，“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行动，亦到处鸡犬不留。军民之间俨如仇敌”。李宗仁也说：汤恩伯部“借口防谍，凡所驻扎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甚至出现了“河南四殃：水、旱、蝗、汤”的民谣。这种状况最终激起了民变。1944年4月，日军发起一号作战，首先进攻河南，汤恩伯部望风而逃，事后则检讨说：“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由此可见，当地老百姓对他们的不满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面对国民党军队这种糟糕的军民关系，何成濬曾一再感叹：“近年各军纪律，皆废弛不堪，……国内各战区强奸抢劫等事，几无日无地无之”，“此等祸国殃民之军队，如何抗战？”“有此等之军队，人民真毫无生路矣！”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也说：“这样的部队，还希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做梦？”蒋介石更是大为震怒：“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他还说：“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能做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
国民党军队反腐的失败
事实上，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这种腐败状况也认识得非常清楚。1942年9月，他在出席军事会议时即曾将之归纳为：“（1）赌博（2）走私（3）吸运鸦片（4）扰民（5）经营商业（6）加入帮会（7）军官眷属住在部队附近（8）新兵殴打接兵官，中途哗变（9）部队接收新兵之弊病（10）高级主管不亲到部队检查缺点（11）部队主管不能彻底监督命令之执行（12）谎报欺骗，纠察不严。”概括得可谓相当全面。1943年12月，他在日记中又感慨：“军队空虚，官兵不学，指挥无方，军政萎靡腐败，难期振作，殊为前途悲痛也。”另据其亲信记载，他甚至曾经为此“捶桌顿足，怒不可止”。
抗战期间，蒋介石也曾煞费苦心地采取措施，做出一些反腐努力。如在1937年9月成立了军法执行总监部，掌理军队纪律的维持和军法执行事务。该机构成立后，旋即在各战区、各方面军、军事运输司令部、兵役部等单位设立军法监、分监部，开展反腐整军。为考察军纪、惩治贪污，蒋介石甚至还一度建立了巡视制度，抽调检察院、军法执行总监部的高级官员，组织军风纪巡回视察团，直属军事委员会，不定期地赴各战区突查部队。为解决军队中吃空额的问题，还成立了点验委员会，隶属军政部，深入战区和部队进行兵员人数的检查。但到头来，这一切努力均付诸东流，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不但未能禁绝，相反日渐嚣张。1944年11月，蒋介石承认：“查近年军风纪巡察团对于实施纠察军风纪，迄无成绩。”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抗战期间国民党之所以未能遏制住军队腐败，这固然是因积重难返所致，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缺乏具有足够权威、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关。如财政部虽在各战区设有稽查处，办理查缉日货与资敌物品事宜，但“各地货运多操于高级司令部或驻军之手，稽查处徒负空名，绝不能照中央规定办理。盖贩货运货卖虽由商号或商人出面，而暗中组织，十之八九，属于高级司令部或驻军，无论其犯法与否，稽查处不敢过问也，即中央命令亦等于废纸”。至于各战区军法执行监，亦大多由战区司令长官保荐，故与之沆瀣一气，“倘与无私人关系，不陷之于罪戾，即排挤而去之”。何成濬便曾抱怨：“今日之执法监，职位卑下，各地方政府不惟不予以协助，且往往破坏，或阻碍其进行”，“余本负有纠察军风纪之贵，然此等军队之长官，殊为中央权威所不及，余又其如之何？此真中华民国之不幸也！”
即便是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军风纪巡察团，也同样疲沓无力，“盖历来所派之主任委员、委员等，其资望地位，皆不及各司令长官、主席远甚。各司令长官、主席绝不重视之，且有欲见长官一面而不易得者，似此又何从表现其成绩”。对此，蒋介石也很苦恼。1944年11月，他曾手谕何成濬：“希研拟加强军风纪视察团之职权与其责任以及其能有效实施之办法呈报为要。”军风纪巡察团之无权由此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基本形同虚设、流于形式，甚至同流合污、执法犯法。如军法执行总监部高级军法官、战区军风纪第三巡察团成员徐业道受贿贪污，一时引起舆论哗然。而点验委员会在各部队受贿徇私，更是普遍。曾任点验委员兼点验小组组长的国民党中将方暾坦承：“所谓点验，只是一个形式。各个组员的收入，超过了薪俸好多倍，我比组员还多些。”很明显，这些巡视机构仅是敷衍了事，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
实际上，国民党军队的这种腐败之所以无法禁绝，归根到底还是因蒋介石未痛下决心。其“文胆”陈布雷曾言：“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高级幕僚唐纵也说：“委员长近年来的政治精神，都是如此。一方面励精图治，要求改进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加上蒋介石的用人思路也有问题。如刘峙腐化无能，却始终官居高位。对此，蒋介石曾解释：“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又如蒋鼎文1944年在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被监察院以“克扣给养从中舞弊”“扣发弹药勒索贿赂”“经商牟利无意作战”“不设防务贻误戎机”“撤退官兵不予收容”“战区物资损失惨重”六大罪状弹劾，腐败之深可谓人神共愤，蒋介石不得不将他撤职查办以掩人耳目。可时隔不久，他又被起用，委以重任。于是，在这种“大老虎”都漏网的情况下，“由此产生的下级贪污，也就诛不胜诛，越来越多了”，甚至形成一股风气，不腐败还不行。当时，国民党将领黄维就抱怨：“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
总之，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对战争进程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甚至直接埋下了日后垮台的伏笔。因此，在对其抗战期间的表现加以评价时，这一点显然是无法掩盖和不应美化的。（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第一
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