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的借鉴与反思
[摘要]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的类型主要可以分为现状描述型、变革分析型和前瞻预测型三类。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党员群体的知识化和专业化趋向、作为政治资本的党员身份、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特点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使用多元化的比较方法以及广泛应用数理模型和回归分析，这对于国内党建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应当将国外的研究成果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性研究之中，借鉴并批判地吸收国外学者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方面的优点，以提升国内党建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海外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党政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2-0024-07
[收稿日期]2014-10-16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3&ZD193）;北京市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形势下北京城乡结合部党群关系研究”（13JDKDCO16）;2013年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北京社区党组织联系群众常态化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赵淑梅（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党建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研究。
新时期新阶段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当代中国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外研究者的关注。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国外学者将其视为“考察当代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1]（P1）。其中，很多学者将考察重点放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群体之上，对该群体的结构、特征、形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尽管一些观点存在偏颇，个别研究方法的使用也值得商榷，但总体上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分析为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与互补性认识，对于国内该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类型
国内的党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党建工作的影响，主要探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因此，国内党员队伍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常是如何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党员队伍。国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也不存在相对一致的研究思路，因而国外的学者们得以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下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群体。他们的研究不受党建工作影响，主要是从某种问题意识出发，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正因如此，国外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互补性思考。基于研究意旨的不同，国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原则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现状描述型（Description）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由哪些人构成以及这个群体有哪些特点，激发了很多国外学者的兴趣。在这种研究旨趣的指引下，这类研究试图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对中国共产党吸收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党员队伍的结构等静态要素加以说明，以展现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现实状况。例如，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郭钢（Gang Guo）在《中国共产党对大学生党员的招募》一文中考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里的大学生党员，分阶段描述了学生党员的基本状况、发展前途以及入党的复杂动机[2]（P371-393）。又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奘小伟（Xiaowei Zang）的《中共党员吸收中的组织危机与民族差异》将视角投向了党员群体中的民族构成问题，重点考察了汉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党员的入党情况，提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党员，提升他们在党员中的比例[3]（P519-530）。再如，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潘振峰（Zhenfeng Pan）的《中国城市共产党员的住房质量：一项比较研究》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党员的住房状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发现，除了党员身份之外，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所在城市的公共财政支出、家庭总资产等越来越多的因素影响着城市党员的住房条件[4]（P193-205）。在这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从某一角度描述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状况，所得出的观点和研究的思路都比较清晰，为整体的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变革分析型（Interpretation）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随着20世纪9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明确，这一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既是这场变革的领导者，也在众多方面受到这场变革的影响。鉴于这种互动的复杂性，除了政治学、历史学、外交学等传统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之外，一些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领域的国外学者也开始注重研究中国改革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变革之间的多重关系。党员群体的变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成果都涉及这一问题。例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狄忠蒲（Bruce J. Dickson）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玛利亚·罗斯特·鲁布利（Maria Rost Rublee）的《党员的特权：中国城市共产党员的社会经济特征》一文提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党员身份不再和工作、受教育的权利、住房、医疗等挂钩，但党员仍能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是因为党员群体的人力资本价值提高了[5]（P87-112）。又如，英国诺丁汉大学西蒙·阿普尔顿（Simon Appleton）和牛津大学约翰·奈特（John Knight）等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经济学：中国转型期间党员数量和工资溢价增长的奇怪现象》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放开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并没有降低民众的入党意愿，这与党员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有关。但他们同时强调，党员群体中“白领”比例的增加是整体工资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因为数据显示工人党员的工资并没有提升[6]（P256-275）。再如，纽约州立大学的约翰·洛根（Logan John）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与政权的动力》中以上海和天津为例，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时已经从单纯注重政治审查转为政治立场和专业素质并重[7]（P805-842）。相比现状描述型研究，这类研究的问题旨趣不是“描述”而是“分析”，研究者通常将重点放在探究新时期以来促使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发生变化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社会等层面的复杂因素之上。
（三）前瞻预测型（Prediction）
这类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不局限于对现实变化的分析，而是希望透过现实分析、预测未来，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依据已有的材料推测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发展趋势。如：未来技术精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会增强还是减弱？经济改革的深入会不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对于农村基层党员的控制力不断下降？私营企业主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不会发生深刻变革等。在这类研究中，尽管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有所交叉，甚至会采用相同的材料，但由于他们所应用的研究视角、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有所不同，得出的观点和结论经常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出现完全对立的情况，总体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虽然这类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观点被实践证明是不全面或不正确的，特别是在西方中心观指导下一些分析范式的使用不是十分贴切的。但国外学者清晰的学术理路、严谨的论证逻辑是值得国内学者借鉴的。
二、热点问题与基本观点
党员是组成政党的基本要素，是构成政党肌体的细胞。但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政党自身发展的影响，一个政党的党员结构、党员所占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入党条件等在不同时期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时就将研究焦点投向了这些区别之处，试图以此探究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党员群体的知识化和专业化趋向
通过考察党员构成的变化，分析党员群体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很多国外学者审视中国共产党组织变革的主要路径。日本一桥大学的佐藤宏（Hiroshi Sato）和江藤庆太（Keiya Eto）通过考察1988年至2002年间中国城市党员群体提出，受教育水平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重要标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女党员的人数仍然低于男党员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佐藤宏和江藤庆太发现，虽然这14年间中国共产党城市党员的平均年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18至24岁这个年龄段党员的比例不断下降，说明青年入党的积极性有所减弱。在他们看来，由于上世纪9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党员身份的城市年轻人在社会经济领域获得成功的机会增多，很多专业型青年人才不再有强烈的入党意愿[8]（P653-672）。但当郭钢将研究焦点放在大学生党员这个特殊群体时，他得出了与佐藤宏和江藤庆太不同的观点，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中的党员人数和所占比例都显著增加。他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急需解决的不是大学生的入党意愿问题，而是要纯洁大学生的入党动机。因为有调查显示，促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众多因素中，“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已经上升到首位，超过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2]（P371-393）。
虽然在青年人的入党积极性问题上，佐藤宏和江藤庆太与郭钢的观点不同，但他们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呈现出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倾向。狄忠蒲、约翰·洛根、奘小伟等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种发展趋势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教育体制的迅速发展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做出了组织调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国外学者关于青年入党动机问题的讨论，从一个侧面警醒中国共产党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二）身份视角下的党员
在国外学者的视域中，党员在中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身份，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考察这一身份所能够带来的现实利益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所拥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例如，美国纽约大学的约翰·洛根（John Logan）、明尼苏达大学的卞严杰（Yanjie Bian）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舒晓玲（Xiaoling Shu）从职业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党员身份与政治资源的直接联系，提出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后，党员身份仍然是成为中国政治精英和管理权威的重要条件[7]（P805-842）。狄忠蒲和玛利亚·罗斯特·鲁布利通过考察城市党员群体发现，与非党员相比，党员更容易获得好的工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注重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些人本身具有的人力资本同党员身份的政治资本结合起来就会带来经济收益[5]（P87-112）。西蒙·阿普尔顿和约翰·奈特等人以中国转型期间党员数量和工资溢价增长为切入点，从一个更为微观的角度提出在党员身份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社会地位等非经济领域作用减弱的同时，党员群体经济收益的增长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6]（P256-275）。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关于党员身份与政治、经济资源占有量之间关系的结论，适用性是有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即除党员身份外，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地域因素、行业因素等都会对个体工作岗位的获得及晋升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工作岗位与工资收入并不能等同于政治、经济资源占有量，因为即使类似岗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所占有的资源量也存在极大的差异，且以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一些群体的精确收入尚无法统计。因此，国外学者仅凭一些统计数据，就得出中共党员能够获得比非中共党员更多的经济、政治收益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三）私营企业主入党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在申请入党的相关规定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允许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这一变化激发了国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国外学者关于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原因和私营企业主入党后对中国共产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中国共产党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原因，国外的学者主要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出发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其中，印尼学者伊格内修斯·维博沃认为中国共产党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构成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群体的入党积极性下降，使得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吸收新党员的危机，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向所有人开放。二是，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并不打算支持组建新的政党以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更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两者的互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变化[9]（P156-168）。狄忠蒲从经济结构与政治秩序之间的互动视角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将经济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就要适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的要求，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正是其自我调适的体现[10]。日本学者藤野彰则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层面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固守原来的理论，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因此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的一种积极调整[11]（P38-50）。德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更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发展历程概括为“转型”、“巩固”、“适应”三个阶段。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新兴社会力量大量出现，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适应这一需求、主动进行自我调适的重要措施。[12]（P64-71）
关于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影响，国外的学者们更多地从政治参与的视角予以讨论。法国学者纪野（Gilles Guiheux）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不断增强，可能会对地方政府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有助于加强法治和促进市场自由化，但对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会发挥根本性作用[13]（P219-245）。狄忠蒲同样认为即使私营企业主有资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不会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建设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个群体所要谋求的是一种合作关系[10]。不过，在藤野彰看来，虽然新兴社会阶层并不能在短期内进入政治中枢并占据主流地位，但从长远来看，会加速中国去意识形态化和价值观的多样化。[11]（P38-50）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为适应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确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这种调整，正如很多国外学者所阐述的，是一种主动式调适，而非被动性改变。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思维方式向执政党思维方式转变的有力证明。但一些国外学者将西方的“民主”观念移植到中国，用他们的“民主”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及私营企业主入党后对这一进程的影响，又表明他们仍然没有从过去“西方中心观”的研究理路中摆脱出来。
三、思维理路与方法使用
要加深对某一问题的研究，除了要确定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热点问题外，还需要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而这一点正是国内党员群体研究乃至整个党建研究的薄弱环节。基于此，总结和分析国外党员研究采用的思维理路和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一）基于实证研究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研究，通常先有明确的理论假设。狄忠蒲和玛利亚·罗斯特·鲁布利对于中国城市党员群体社会经济特征的研究是为了验证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5]（P87-112）。西蒙·阿普尔顿和约翰·奈特等人则想探究随着中国的市场化，中国共产党是否会走上类似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理论的“政党消亡”之路[6]（P256-275） 。伊格内修斯·维博沃要回答的是中国共产党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是为了增加党员人数的主动之举还是为了扩大党的支持基础不得不这么做[9]（P156-168）。在建立明确的理论假设后，国外学者通常会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一手数据。一些学者还会深入到该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在一段较长时间内近距离地观察某一群体中人们的活动、思想变化、彼此间关系等。最后通过统计方法对所获得的大量实证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检验先前的理论假设;从而在证明、修正乃至证伪的过程中形成自身对该问题的观点。这种科学、严谨的研究路径对提升国外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多元化的比较研究
纵观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研究可以发现，比较研究法是一种常用的研究工具。其中，有的学者选择对不同时间点进行比较研究，如潘振峰选取了1988年和1995年两个时间点，研究经济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党员的住房质量，发现尽管在这两个年份党员的住房质量都要高于非党员，但影响因素却有很大不同，表明中国共产党也在发生变化[4]（P193-205）。相比不同时间点，一个连续时间段内的对比分析更有利于学者进行整体性分析。例如，约翰·洛根（Logan John）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与政权的动力》一文中，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发展历程纳入研究视域，进而分1949年之前、1949年至1965年、1966年至1978年、1979年以来四个阶段建立政权动力的概念模型，形成了分析该问题的整体性框架[7]（P805-842）。在比较方法的应用上，最主要的是控制变量。为实现这一目标，有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等十分类似的双胞胎数据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经济回报，得出了全新的结论[14]（P1504-1520）。这种多元化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国外学者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核心要素，把握该群体变化的一般性规律。
（三）数理模型和回归分析的广泛应用
由于党员群体的结构性变革、党员身份的经济收益以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效果等问题均受到多种复杂因子的共同作用，国外学者通常会引入数理模型、两元或多元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可能涉及到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指标或因变量指标，进而探究其中的因果关系。例如，西蒙·阿普尔顿和约翰·奈特等人在讨论党员的工资溢价现象时，为了确定党员身份在其中的影响程度，还将性别、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职业、所在行业等作为自变量予以考察[6]（P256-275）。同样，佐藤宏和江藤庆太在分析党员结构的变化趋势时，也同时考察了党员群体的年龄、党龄、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单位中担任的职务等因素，发现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性逐渐提升。此外，他们还发现党员中的性别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男女受教育程度的不均衡造成的，并非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方面有性别歧视。在认识到这一共同点的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差异性，如并不是学历越高入党的积极性越强，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下降的取向，且城市中和农村中转折点有所差异，前者主要指本科阶段，后者主要指高中阶段[8]（P653-672）。数理模型和回归分析之所以会如此广泛地应用到党员群体的研究之中，是因为国外学者的研究目标通常是要检验某一理论假设，不同于国内党建研究偏重“对策建议”的研究意旨。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研究目标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者方法论层面存在较大差异。
四、借鉴与反思
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应当被看作整体性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党建研究一起，为加深该领域研究作出贡献。因此，国内党建学界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反思。
仅就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研究而言，国外学者的研究至少有两方面内容是值得国内学者借鉴的。第一，明确的问题意识与突出的现实关怀。有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衡量一项学术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而要激发这种问题意识又往往需要研究者有来自于对现实的长期关怀与敏锐观察的态度和能力。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发现新颖而有意义的研究切入点。这是国外学者的长处之一。第二，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相比，目前国内的党建研究在方法论层面还比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建研究科学化水平的提升。因此，国内学者们应该关注、借鉴并批判性地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扩展党建研究的视野。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内研究的科学性和含金量，还有助于国内学界获得更多的国际性学术对话的机会，让国外学界了解、接受国内的研究成果。
当然，国内的党建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意旨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理论视角下的问题意识为基本出发点，也不能盲目地采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更没有必要刻意抹杀中、外学界的差异性。客观而论，与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成果相比，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研究，无论是资料的搜集、还是复杂背景的把握，都略显薄弱，其中一些观点也存在偏颇，但这些不足并不影响国外研究成果在党建方面的价值。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发挥国内学界的传统优势，充分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营养，将“内脑”与“外脑”同时利用起来，提升国内党建研究的整体质量，应当成为国内学者们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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