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揪“假党员”风波

王亚志+汪春耀

“文革”十年中，在1968年至1971年“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有一股影响颇广的揪“假党员”妖风，那时北京大街上常出现“揪出假党员XXX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大标语。这股妖风，使众多在战争环境和地下入党的老党员深受其害。那么，这股妖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呢！由于我俩在1967、1968年间由组织委派参加了“罗瑞卿专案组”（简称“罗案组”）的工作，主要做审查罗瑞卿“历史问题”的具体事务，可以说是揪“假党员”妖风源头的始作俑者吧！现就这股妖风前前后后的实情概述如下。

江青、吴法宪就罗瑞卿主动陈述的入党实情演变出一股强劲的揪“假党员”妖风

1967年夏“罗案组”在审查罗瑞卿“历史问题”中，发现罗自1929年参加红军后，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建国初期，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均写是1927年“四一二”前在武汉军校入党，但前后写的入党介绍人中，建国后与以前写的有一个人的姓名不同。建国前写的两位介绍人是陈刚秉（1931年在武汉牺牲）、潘先知；建国后写的是陈刚秉、任伯芳（与罗是同乡，以前在川军刘文辉部当教官，抗战初期病故）。有三个入党介绍人本身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前后又變动一个人。应该说一个革命者入党是件终生不忘的大事，因此“罗案组”认为这一疑团应该弄清楚。对此，我俩在1967年7月受命赴川做了20多天的外调工作。经过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以及寻找罗瑞卿三十多年前那段历史有关的同乡、同学等人，终于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状态下找到了罗以前写过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潘先知（解放前是川军的一个师长，四川解放时起义，后任四川省合川县政协秘书长，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我俩通过翻阅潘的几册干部档案及同他面对面交谈的结果，得知潘先知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而是曾在上海参加过国民党改组派。我们也了解到确有他在武汉军校期间与罗相处甚密等情况。潘还说新中国建立后他从报纸上得知罗担任公安部长，为联络旧情他曾给罗写去一封信，罗没有回信等。潘就与罗当年在武汉军校关系甚密等写了较具体的材料。我俩入川调查取证回北京后，“罗案组”即确认罗的入党问题必须弄清楚。对这一问题，我俩与张英华（原总政保卫部副处长，现国防大学离休干部）三人经过反复研究，就以不能直接亮出外调材料去追问的原则，认为只能在同罗面对面磨合这段历史情节下，尽量促使他自己讲清这一问题。终于经过几天互“耍嘴皮”后，在1967年11月17日（星期五）上午，罗瑞卿自己坦承他不是1927年“四一二”前入党的实情。那天上午9时许，我俩和张英华三人在阜成门外罗道庄卫戍区一连队营房（罗隔离审查时居住地）刚一坐下，罗就无精打采地抢先说：“诸位今天别先问了，我先讲吧！”紧接着他说了“从前写的入党时间和地点不是事实，这件事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39年”等话（笔者注：实际情况罗是1928年10月在上海，由同乡任伯芳帮他出主意后同中央军委联络员欧阳钦联系上的。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故罗在1978年8月3日逝世后，8月12日其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中有“罗瑞卿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即说“这很好”，并说：“潘先知还在世，自己主动讲比我们点出来好，你就写一个简要材料吧！”我们把纸和笔给他，罗随即写了两页约二百多字的书面材料。写的时候他动笔的手略有微颤。这一亲笔材料，抬头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下面写这件事情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39年等。材料的末尾写有“认罪”二字的词句。这个全过程仅半个小时就结束。结束时我们对他说：“你就好好休息吧。”当天下午“罗案组”就将罗瑞卿亲笔写的材料上报（当时“二办”主任是杨成武，“罗案组”组长是吴法宪）。两天后，即11月19日（星期日）下午，军委办事组（组长杨成武，副组长吴法宪）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召开北京军队系统领导人的会议（“罗案组”10多位工作人员列席此会）。会议由吴法宪主持，杨成武讲话。此会一开始，吴法宪就献媚取宠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杨代总长‘大树特树的文章（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了一个缺口，他承认是个假党员……”我俩和张英华等人一听吴法宪这个开场白心中就暗笑，难道我等经过几十天在当时武斗甚烈的环境下取得的外调结果，竟成了那篇“大树特树”文章为大炮轰出的缺口。自然我等小人物只好默不作声。不久，江青就以罗瑞卿主动陈述入党实情之事，就在各中央专案组组长联席会议上发出“懿旨”，要各专案组都要对审查对象的入党情况进行审查，并提出各中央单位和各地的造反派都要审查领导干部的入党情况，造反派再层层加码，就这样揪“假党员”这股妖风，从1968年春猛烈地刮起来了。

揪“假党员”风波中涉及开国上将

和“罗案组”工作过的同志

1968年至1971年间揪“假党员”妖风中，究竟有多少老党员受到波及，我俩不可能有统计数字，但我俩亲历的有以下两则具体事例：

一是开国上将张爱萍，张建国前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兼政委、第八兵团司令员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1954年张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五六十年代他协助聂荣臻元帅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文革”十年后他复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由于王亚志离休前在国防科工委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干部部部长，张爱萍是王的顶头上司。故而对张爱萍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实际是囚禁）的遭际较为了解。张爱萍是1967年12月26日被隔离审查的，当时专案组就向他宣布：“你是假党员，历史上还有其他问题……”因在张被囚禁前，审查他的专案组1967年4月起就先后做过五次外调，所以在张被囚禁十多天后，1968年1月6日专案组就写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报告中就肯定“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实际情况怎样呢？张爱萍是四川达县人，1926年4月他16岁时，在达县中学和18位学生会骨干加入了共青团，1928年8月6日中共梁达中心县委决定张爱萍转为党员，有当时党支部书记江安仁，党员戴治安、张鲤庭为办理和见证人。但时隔39年后，1967年张爱萍专案组的人去达县调查时，1927年至1929年达县党组织的三个领导人，只有一个叫牟仲宇的在世，而牟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当专案组1967年4月15日和6月4日找牟调查时，牟证明张爱萍是党员。但1967年12月27日专案组再次找牟调查（从1967年11月19日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开在京军队系统领导人会议后，军内刮揪“假党员”妖风），牟说根据在上海查到的党史资料，达县只有团没有党。此时牟自己也在受审查，思想上顾虑重重，便按外调人员的意图，写了一个更正的证明。说原来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没有党，张爱萍那时不可能入党等等。专案组据此就多次对张爱萍搞马拉松式的“车轮战”，进行突击审问。当审问人员亮出牟仲宇写的证明材料时，张爱萍如坠迷雾，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沉默以对。其实张爱萍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在被审查“假党员”外，专案组还说他有“通敌卖国……”的问题，妄图扩大战果。这种种“莫须有”自然随着1971年 “九一三”及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就烟消云散了。王亚志还知晓“假党员”这顶帽子，开国将帅彭德怀、黄克诚等在被囚禁中，也曾被戴过。可见“文革”中刮揪“假党员”妖风是何等凶狠猛烈啊！

二是曾在“罗案组”工作七个月的汪春耀（本文作者之一，当时是公安部二局副科长） 这位小人物。他1968年3月中旬离开“罗案组”后，进了设在中央政法干校（现公安大学前身）内的学习班。不久，从学习班抽调出来到公安部机关做向部队干部移交档案的工作。他在做移交档案工作才20多天，一个下午负责移交档案的头头（造反派小头目）突然向他宣布说：“你有问题要交待……”等话。他回答说：“我有什么问题，你们不也是同意我去专案组工作的么……”这位头目说：“你明天回学习班去吧。”当时学习班正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其实汪胸中也有点数，无非是揪“假党员”搞到我这个妖风源头始作俑者之一的头上了。由于他是1948年在南京永利錏厂（现南化公司前身）地下入党的，那时地下入党绝对不能有任何文字记载，除支部委员其他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也不允许有横的关系。而汪的入党介绍人1949年1月撤退到已解放的六合县，只是1949年2月初由地下党支部副书记王春海（1995年病故）与汪接上组织关系，中间有二十多天的空间。再加之造反派派人初次调查时，入党介绍人说得有些含糊，这就将他列入有“假党员”问题。直到1969年汪下放到设在黑龙江集贤县笔架山劳改农场的“五七战校”劳动，造反派派人再次到南京外调，取得永利錏厂地下党支部副书记王春海的证明材料，才使汪的“假党员”问题，在受审查两年后得以澄清。汪在被造反派审查过程中，对刮揪“假党员”妖风源头的工作，以严守党的秘密原则，始终守口如瓶，说起来这竟是一个戏剧性的笑话吧！汪对这一遭际，后来他只向王亚志、张英华叙述过，他俩听后就哈哈笑了起来。这一事例，也可推论出揪“假党员”妖风刮得何等广啊！

以上两件实例可说明：“文革”中刮揪“假党员”妖风，不亚于揪“叛特反”之风。我俩概括地写出本文，让“文革”后入党的人知晓一下“文革”中刮揪“假党员”妖风的真实情况。我俩作为有几十年党龄的人，从党成立近百年来的风雨历程中确信我们的党无论经历何种风浪，永葆生机；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这也是我俩撰写本文的初衷。

2017年5月1日前完稿

责任编辑 周峥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