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眼中的晚清：慈禧挪用军费修园子其实是政治抹黑

李淳风

见到雪珥，我说他长得像古龙，他嘿嘿一笑说：“我比古龙要帅。”雪珥是谁呢？做过媒体人、商人和学者，在著作中，这三者的影子都有。他说，如果“学者”用的是词语的本意，那我是一名学者，学习着的人。

坐车经过天安门，这座城楼以及背后的整座紫禁城，对于他的意义是无限的——他用笔解释的，都是身在紫禁城或接近紫禁城的人和事。

又逢甲午，雪珥的生活和心绪，在2014年都很特别。

实干派和扯淡派

4月24日晚上，雪珥要做一场关于乾隆时代的讲座，和主办方几个人一同吃晚饭。席间，一位企业家得知雪珥重点研究的是晚清，遂发感叹：晚清啊？那是中国最腐朽、屈辱的一段历史。

我看到雪珥没有接话。他原本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不接话意味着一种礼节，克制的礼节。果不其然，讲完课，回到宾馆，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提起这个细节。他的“少年狂”一下子冒出来。

“什么屈辱！有时候我们是很扬眉吐气的。1911年，辛亥革命都要爆发了，清政府还曾派出军舰，横跨万里，到墨西哥护侨。把炮口对准岸上，墨西哥马上服软！”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要轻易地去对我们的祖先下结论。”温和的雪珥变得激越起来。这句话是他治史的最根本的原则。

于是你会看到，在他那一大堆“很好看”的晚清历史著作之中，人物的形象相对于刻板的教科书，总是颠覆性的。

比如，恭亲王不像教科书描述的那般无能而无奈。雪珥通过广泛查阅外国文献，雕琢出一个彬彬有礼、雍容得体而且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只是他甘于做“老二”，维护大局，才显得施展空间局促。

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其实是康梁的政治抹黑，事实远非如此。“梁启超后来也说过，当年的文字服务于政治之需，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比如，庆亲王奕劻是一个巨贪首富，尽人皆知，但他处理国务，游刃有余，“贪墨”仅是为了展示有能力无野心。

他认为大清帝国从来不曾“闭关锁国”，他认为“戊戌变法”盲目而操切。

“其实谈不上颠覆，这是还原。”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对记者说，历史，过去被看得太简单了，雪珥在认真地还原。

雪珥说，许多人看到历史，总是抱持一种“两蛋一星”的简单切割法。国家不强的时代，那些历史人物，不是笨蛋就是坏蛋，人们总是盼望来一个救星，往往盼来的却是一个灾星。

比如康梁变法，且不论他们本身是否意图通过破坏性的行动攫取政治资源，就结果而言，纸上变革和口头变法，不但没有起到对改革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让真正的改革实干派从此被边缘化，离开了权力中心。

雪珥把洋务运动称为“改革开放”，并褒奖其中的实干派。清末的清流与康梁，则被他归入“扯淡派”。今天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在他眼里也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是实干还是扯淡。

事非经过不知难

雪珥承认自己以前“扯过淡”。大学毕业后进了共青团浙江省委，他有意低调，谋求仕进，常常是“把早餐吃了，地板拖遍”，却还是“无人会，登临意”。于是他自学经济学，开始下乡做调查。1993年到1995年，正是制造业大跃进的时候，他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

他以为自己已经谙熟企业运营，1995年开始在报社写财经评论。他和吴晓波，是中国第一批财经专栏作者，雪珥两年多时间里写出来的作品足有50万字。

那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技术角度进行经济分析，虽然也保持着根子上的理性，但一样难以跳出导师式的自负。

随着对生意场真正深入的了解，雪珥开始感觉到，写文章并不是那么快意的事情，它需要更加谨慎。他有一个朋友是制药行业的，其企业能力被一家国际大药企看中，高价采购产品，而且是先打款后生产。为此，国内市场一片跟风，价格一下子从120万元/吨降至33万元/吨。后来雪珥明白了其中奥妙，人家跨国公司不过是用价格暗示来迅速拉低采购成本而已，高价采购只是一种烟雾弹般的策略。

1997年，雪珥和朋友合伙下海做生意，在上海，谈土地、招人才、进设备、进原料，亲力亲为，雪珥终于真正尝到了做企业家的苦涩。

谈土地，从早谈到晚，口干舌燥，练就一身谈判功夫；要进原料，账上没钱了，还要千方百计忽悠人家先把货发过来维系生产；以前在团委有政府资源，是别人求着他，现在轮到他求人，一顿饭可能要跑5个场子——求过人，才知道有多难。

有朋友是大企业家，来到他家说，小子，这回知道办企业不容易了吧？没办法了吧？那就睡觉去。

就这样，一下子，他的笔下快意完全消失了。“事非经过不知难啊，这才知道，写文章太荒谬了，以前自己太扯淡了。一支笔，可以让一个人自大到什么程度！”雪珥说，只有当你承受过了压力，才知道评判别人的时候不能那么轻率，不能说：笨蛋，这都不会。其实人家早就想到了，只是没那个条件。

雪珥清醒了，那个笔下恣肆的雪珥不见了，他封笔了。

后来，看别人写晚清，雪珥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确切地说，学识还不如自己甚至毫无学识的人，都在抡着大斧随意地切削历史。

“技术派”风格

无论是谈及晚清，还是讲述当下，雪珥用的主语都是“我们”。但我没有忘记，雪珥是个“外国人”。

“移民澳洲15年，你的家国情怀有没有变化？”

雪珥说丝毫没有，第一代移民，只是一个符号变更，中国心没有变。

人们谈及清朝，都是用“清朝”、“满清”、“大清帝国”，很少用“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国人有一种“三国情结”，读三国，读到最后，风云暗淡，难忍卒读，然后自觉地进行一种“他与我”的主格上的切割。而雪珥坚持用“中国”。他对晚清的研究，保持着“技术派”风格，行走各国，遍阅文献，苛求细节。于是你会看到，在他的著作中，有时连历史人物当时的神情描写都很自信。对历史人物事无巨细的了解，让他对这些人动了感情，了解他的难和苦，也了解他的积极和努力。endprint

所以，他不认为晚清的历史值得我们自卑，相反，一个个以孑然之躯，经受流言四起，万般周全，维系着国家前行的人们，让他肃然起敬。

作为“技术派”的雪珥，对道德评判保持着“恶而远之”的距离。“如果谁发言的时候总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那我首先怀疑此人的道德问题。”

比如评判政府的施政能力，评判腐败问题，雪珥认为也应当远离道德说辞。“道德控怎么去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比别人更高明？换了你，你如何保证你就会是一个例外？”

道德，一直是历代著述的中心之一，但道德在实际的历史运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就此，雪珥开始回忆他的儿时。

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温州人。虽是温州人，成长在金华，在温州人眼里他是金华人，在金华人看来他又是温州人。他的童年在动荡中度过，为了躲避武斗，在金华市内就搬了9次家。彼此之间毫无仇怨的人，为了虚拟的价值区分，端起枪就打架。邻居一个叔叔，曾经胁下中弹，倒地装死才幸存下来。

童年的经历，影响深远。一方面，他不怕波动，“家”这个字眼没有地域依赖性，处处可为家。现在他一半时间在澳洲，一半时间在国内。另一方面，他看待政治，从不用崇高和卑鄙的两分法。“没有魔鬼和天使，而是差别不大的人之间进行的博弈。天使和魔鬼的特性，都深深埋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道德判断太不靠谱。”

分析政治，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人性，基本点是利益和权衡。里面包含着的，是一种博弈论的理性。而我们的民族，往往缺乏这种必要的理性。

他移民，是不是因为他不爱国，或者对国家失望？他说没那么复杂，他老家所在的镇，八成的人都居住在海外，自己移民只是希望孩子成长于一个充满理性的社会氛围。

“维护体制”

在澳洲做了几年房地产，雪珥更加谙熟经济与政治内部的理性逻辑。他看通了，同时厌烦了，恰好此时他也实现了财务上的自由，不愿意再参与场面上的迎来送往。待在家里，也觉无聊，于是重新抄起笔来，开始了对晚清的研究和写作，异国的视角，别开一番生面。

他现在是一个“个体户学者”，自由洒脱，阅历丰富，写作、讲课也都不受经济利益的过度牵绊。这种状况，更容易让他成长为一个温和的人。

而一个曾经的商人，和一个曾经的媒体人，这是目前这个学者很实用的背景。

商人的眼光，让他很清楚自己的对象是谁，他那些关于晚清的著述，很明确的，是讲给执政者听。他认为当前的改革，面临的形势和晚清改革很像，“几乎有穿越感”，许多问题讲清楚了就可“资治通鉴”。

有意思的是，他一个外国人，一个传统史观的颠覆者，在官方却很受欢迎，常常被拉去给高级干部们讲课，国家领导人还向干部们推荐过他的书。

对体制有看法的人，认为雪珥的研究事实上是在维护体制。因为主流史家大多认同康梁以及激进的革命者，而雪珥则相反，他解剖康梁与革命者背后的暗处，挑亮烛照温和改革派—主要是恭亲王、醇亲王等满清贵族领导下的改革者—人性与行动光明一面的孤灯。

接下来的逻辑推论必然是，雪珥是反对“流血革命”的。不错，在当下，他认为1949年结束的，最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流血革命”。

他说，中国人太不重视自己身上的狼性，在野之时，总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变成道德制高点，但是，权力可以让一切道德控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改革，其实比革命要难。中国是什么土壤，就会长什么树，改良土壤需要很长的时间，好的执政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而是地上长出来的树。旧式革命对改良土壤本身并无帮助，往往是“赶走饱狼上来饿狼”。

所以雪珥对当前政府面对的改革难题，一样承继着“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根本态度，提醒“扯淡派”们少说一点风凉话：“别以为天下就你最懂，你以为当政者都不懂，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只是没有时间说。”

媒体人的思维，让他对著作有更多的传播性设计。那就是，写出来要好看，要有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愿意看。

所以读他的书，会发现其中显现着很多“噱头”，比如他把庆亲王奕劻称作“创业股黑马”，他用“庄后有庄”、“追涨杀跌”、“深度套牢”、“政治牛市”等股市语言来分析晚清政局，他甚至用经济学统计方法，绘制出恭、惇、醇、庆四大王爷半世纪的“行情走势”。

讲课亦然，这天晚上的讲座，主题为“乾隆模式”，雪珥声情并茂地展示一种参谋角色。为讲座提供场地的博融文化产业集团总裁朱德付说，雪珥“应该去给乾隆爷做顾问”。

史学，的确是一门需要深潜的学问，但许多人深潜之后浮不上来，憋死在故纸堆中。雪珥不然，他认为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他看来，历史学就像EMBA课程的案例解剖，所有案例都是为当下而做的，而不是钻进故纸堆里展示你的考据功夫。

“这种事我不干，谁爱干谁干去。”

凌晨1点多钟，雪珥越说越激动，话语里终于难掩粗俗，性情温厚的那个他，已经没入了北京之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