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哲学思考：精神、立场与范式

[摘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逻辑系统的整体性“理论远见”，既需要“分门别类”式的阐释，更需要整体性的哲学思考。从整体性的哲学视角出发，新发展理念彰显了批判性与超越性的精神品质，蕴含着人本观念、生态意识、风险视角、责任担当与未来导向五个层面的基本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问题范式”“价值范式”和“质量范式”。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整体性；精神；立场；范式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3-0016-10

[收稿日期]2016-10-3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社“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项目（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指向研究”（MYZX201607）；广州市哲社“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项目（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项）“互联网+理念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现状与对策研究”（MYZX201609）。

[作者简介]魏传光（1974-），男，河南永城人，法学博士，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构成了完整的内在逻辑系统，整体性的哲学思考不可或缺。比较常见的研究范式是把新发展理念从本体论层面的“何为发展”、方法论层面的“怎样发展”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发展为谁”三个方面展开阐释，但新发展理念还有更高层次的“整体性”，即蕴含着精神、立场和范式的整体性。本文正是立足于此视角，以求教于理论界。

一、新发展理念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精神

新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理论远见”，是我国对未来发展方式做出的积极决策，是在觉察当前的发展困境与可能会出现的发展风险的基础上的“积极性卷入”和“实践性搏击”[1]（P121），内含着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精神。它既注重思辨抽象与逻辑演绎的理论特色，更强调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张，从现实社会的背景出发，注重“实然”性的经验总结与现实批判，注意超越既得利益和发展偏见。其中，批判性是新发展理念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基础，它是过去指向的。超越性是新发展理念的目标与归宿，它是未来指向的，是“应然”不断地成为“实然”，并产生新的“应然”，以“所拟设的可能世界去取代现实世界”[2]（P36）。批判性与超越性有机统一，超越需要借助于对现实的批判，而批判又是以一定的实践意向所构想的目标为前提或标准来批判现实。

新发展理念的批判性精神体现在它对传统发展观念实现了自觉、理性与综合的批判。

首先，新发展理念是建构在对传统发展理念批判基础之上的。应该说，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相同的，“发展的问题实际上被归纳为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应当说，这是50年代前后的一种流行的观点”[3]（P26-27）。传统发展观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的：增长无限论、效率优先论和人万能论。基于这三个假设，传统发展观形成了古莱所概括的三个特性：手段绝对化、价值物质化和产生结构决定论[4]（P20，3）。传统发展观的最大危害来自于经济增长的尺度代替了人的尺度，发展背离了人，经济的增长背离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传统发展观看来，发展效率是最重要的，为了发展可以以牺牲人和环境为代价，甚至人和环境也可以作为发展工具。由于效率成为绝对目的，经济增长成为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发展的环保、人本与平衡理念被忽略。对于这样的发展景象，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曾做出這样的总结：“我们惟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5]（P193）

这也正是新发展理念所要批判和反对的。新发展理念不再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技术问题或方法问题，也自觉抛弃了“只重视发展手段而忽视发展目标和发展标准”的发展观和对“如何发展得更快”的绝对关心，更关注“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把发展当作价值、伦理和质量问题看待。

其次，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实现了批判的自觉、理性与综合。自觉是相对于自发而言的，它体现的是一种自我意识、自主寻找。自觉的最高形式是理论自觉，即在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中系统地、深刻地、开放地、创造性地总结与批判那些形成困境的社会因素。针对当前的发展困境，新发展理念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变、发展伦理的转向和发展范式的转换，可以说这都是发展理念自觉的表现。理性是指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并没有“霸道地”站在“唯一”与“标准”立场之上，而是平等开放地使用规范性的语言表达发展立场、态度与价值观，在批判之中，特别强调传统历史的背景、重视多元性的关系、肯认一致性的共识、进行实践性的对话、展现辩证性的过程、主张开放性的视域、着重参与性的倾听。综合是指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念的批判既指向了发展价值，也指向了发展手段；既指向了社会批判，也指向人的批判；既指向了中国性问题，也指向了全球性危机。

新发展理念的超越性精神体现在它实现了对自然主义发展观和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的超越。

自然主义是有着多种歧义的概念，在此自然主义是一种广义的哲学概念，是指那些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思潮。自然主义的发展观否定发展作为人的特殊存在方式，只是简单地把发展与运动、进化等同起来，抹煞了发展所具有的人性向度。在对待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社会政治方面，自然主义主张顺应人之自然、物之自然以及人与物的自然演进，这样就可以达到社会治理的无为而治。自然主义发展观的最大缺陷就是忽视人的自主性和自决性，把人贬低为如同自然物一样的消极被动的存在者；降低了人对社会发展积极的、主动的影响。而新发展理念“对发展主义的扬弃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发展本身，没有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对待现代的发展成果和发展理念，更没有以一种蒙昧主义的眼光拒绝现代文明，留恋原始的丰富性，而是在自觉地揭示现代发展限度的基础上克服发展的片面性及其带来的存在异化，既尊重现实，又超越现实，以一种未来的历史眼光规范和引导现实的发展，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理性和辩证精神。”[6]（P5）

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把发展视为一个实现既定先验原则的过程，喜欢用先验理性来解释发展。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观是伴随着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在“世界的祛魅”过程中催生出的。经过笛卡尔、康德、费希林、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家不断论证和确认，理性逐渐成为了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并形成了一些基本信念：人类社会正在沿着一条线型的进步道路从落后的、非理性的、恶的传统社会向富足的、理性的和善的现代社会前进。但人类社会并没有按照启蒙理性所预设的轨道走下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对这种理性幻象的极大嘲讽，“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7]（P1）。因而，创新发展就是要超越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中的“建构理性主义”企图通过“统一的科学结构”和“统一现象的理想典范”统摄一切的观念，彰显发展所具有的自主性和创生性；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就是超越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所建构的人对自然的暴力强制，追求生态环境与人的协调共生；共享发展就是要超越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在承载人类向着物质财富巅峰冲刺的同时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极端化趋势，并由此所带来的财富对人的统治和奴役的问题，将发展成果引向共享；开放性发展就是要超越传统理性主义发展观的“非质性抽象”和“无特性、无色彩和无人格性”[8]（P2）问题，使发展充满个性和特点。

二、新发展理念的基本立场

盧卡奇曾指出，立场是建立更美好的社会的理论远见，而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总结。新发展理念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人本观念、生态意识、风险视角、责任担当与未来导向五个层面。但新发展理念与五大立场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整体性的展现。

（一）人本观念

新发展理念是通过关注人民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来展现其人本观念的。习近平明确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新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本身不是发展的最终目标。“取得发展并不是一种自我生效的绝对目标，而是一种相对较好、只是在某种特定生活意义上较为可取的状况。……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更属于美好生活。”[4]（P3）不论是创新发展还是共享发展，其精神实质都是为了解决类似马克思当年针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人成为社会发展的附庸”的异化现象和物化现象的问题，“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9]（P486-487）而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改变“发展蜕变为一种支配和压抑劳动者的统治形式”。创新发展蕴含着人的主动性、主体性，倡导充分发挥具有实践变革力和创造力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通过具有整体进化意义群体活力的激发而不是依赖于少数人的意志获取发展。共享发展蕴含着社会发展是为了人的幸福生活的观念，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追求发展的普适性、普遍性以及发展人权的彻底性，“追求每个人全面发展”。

（二）生态意识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通过“宰制”自然创造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引发了诸如物种毁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的生态问题，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面临和遭受着巨大的威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0]（P53）所以，必须倡导绿色发展，以生态视角来看待发展、理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11]绿色发展理念体现了我国对自然规律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深化与创新。绿色发展理念，可以说是现代生态意识最为生动、鲜活的体现。要使生态意识落地生根，就要切实推进绿色发展。[12]另外，共享发展理念也蕴含着生态视角，共享的不仅是财富，还包括共享良好的生态环境，共同承担生态风险。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现代社会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叠加在一起，“财富—分配”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开始与“风险—分配”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人们对不断增长的生态恶化的焦虑超过了对财富增长的关心，生态环境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烦恼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发展不仅要解决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公平享受稀缺性资源的问题，也要关注增强弱势群体处理、避免或补偿生态风险的能力和机会。

（三）风险视角

新发展理念是建立在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创新发展既倡导通过科技创新以促进社会发展，同时也关心科技伦理，自觉避免在科技的运用、制造或创造中可能出现的破坏公众利益的潜在危险，增强科技创新的自律以降低科技风险；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提倡社会发展应遵循与适应“木桶原理”，关注“少数弱势群体”的发展，确立“弱势群体意识”、“协调发展意识”，以降低贫富严重分化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绿色发展提倡不能为了发展而无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减少并消除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完善人和自然的关系，以降低生态风险；开放发展提倡尊重多元发展主体，突破地域和民族的狭隘发展理念，强调在发展中交流、对话、博弈和妥协，反对发展的绝对性、强制性、必然性等观念与发展模式，以降低发展的全球化风险。

（四）责任伦理

新发展理念是执政党的自觉担当，展现了执政党勇于为全球公民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责任伦理精神，“体现了在巨大挑战面前所应有的一种精神需求与精神气质”[13]。新发展理念的责任伦理体现在发展理念的前瞻性、非对称性和整体性。所谓前瞻性指新发展理念关注的不只是当下的发展，更将目光投射到未来的社会、未来的人类身上，以高度的责任意识来规范当下的发展实践；非对称性是指新发展理念包含着执政党充分发挥理性、意志、道德以及创造文明的能力，无条件地、不求回报地对生态、环境和人文秩序负责的精神，并把这种责任理解为是自然的、先定的、绝对的；整体性是指新发展理念强调要担当起维护民族和人类整体利益的责任，并把整体利益确定为最高利益和发展的最高价值。因而，在民族国家内增强对弱势群体的责任意识，在国际领域反对发达国家为了追逐自己的私利而侵害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五）未来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1]新发展理念蕴含着未来导向的立场，即倡导为未来的子孙后代发展主动规划、谋略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未来导向主要体现在新发展理念的预决性特点。所谓预决性，就是秉承“未来作为一种目的”的理念确定预期并根据预期确定和组织现在的行动，或者通过解决现在的矛盾和已经发生的问题，以预防明天或者后天的问题和危机，针对未来勾划出潜在的威胁。在此，发展方向不仅决定于实际状态，而且取决于一种对未来的预测。例如，以所预期的劳动市场的瓶颈来确定今天的教育政策；根据预期的失业威胁来确立今天的生活状态和态度；根据预期的环境破坏和核威胁来确定今天的行为方式、政治观念和政治参与等等。未来导向不仅是将来怎么办，而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连接起来，以通过反思过去，预期未来“牵引”和“规划”当下的发展模式。

三、新发展理念的“问题范式”“价值范式”和“质量范式”

西方社会先后出现过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生态主义等发展理念，我国也先后出现过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理念，但新发展理念相对于以上发展理念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仅回答了如何发展，更重要的是回答了“何为发展”和“为何发展”的问题，是包含着发展价值观的系统理念。可以说，新发展理念与以往的发展理念在根本立足点、出发点、前理解，甚至包括叙事方式、话语方式都有了明显不同，实现了发展理念上的“范式转换”，建構了“问题范式”“价值范式”和“质量范式”三大范式。

（一）新发展理念的“问题范式”

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产生新问题的过程。如果对新发展理念进行“前理解”，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前置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矛盾和风险之中的，对一定时期内积累与沉淀形成的、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进行了反思，并以这些重大问题、矛盾和风险为导向，着力推动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新发展理念延续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导向”的理论品质，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形成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相一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4]（P289）“问题范式”使新发展理念具备了“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品质。

新发展的“问题范式”是从三个方面逐次展开的。一是对“发展问题”本身的澄清，二是对“时代问题”的分析，三是对“造成发展问题原因”的剖析。

“发展问题”是元问题，在之前人们很少思考“发展本身”，“发展问题”被简单理解为“增进效率”的技术问题，即等同于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很少人承认发展是包含价值观的活动。新发展理念看到了“发展问题”虽然必须追求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是发展本身，所以，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环境保护、公平正义、人的权利和需要等问题必须纳入“发展”的内容之中。而且经济增长并不能必然解决分配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所以提倡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十分必要。仅有对“发展问题”的“元”思考是不够的，新发展问题还直面“时代问题”，如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环境污染和资源生态破坏等问题。概括地讲当代中国“时代问题”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性不够，二是惠及性不够。前者表现为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存在不少“短板”，如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和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医疗资源供给的不充分不平衡、文化精品供给不足、生态恶化等问题。后者主要表现为发展成果没有充分惠及到农村居民、城镇低收入阶层、中西部地区居民，造成一部分人长期物质贫乏，而有些人则挥霍无度。对“造成发展问题的原因”的研判也是“问题范式”的重要组成。可以这样讲，曾经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因素越来越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羁绊，如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以及强大的行政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因而，要用创新发展解决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高投入的问题，要用绿色发展解决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问题，要用开放发展解决强大的行政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问题。

（二）新发展理念的“价值范式”

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的自我调整、自我校正、自我免疫的理念创新，是对“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的澄清，包涵着对发展目的、过程、手段和关系的深层伦理反思和根本价值确认，是对更为合理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的“价值选择”，形成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范式”。“价值范式”也使得新发展理念成为了新时期的“发展伦理学”。

新发展理念的“价值范式”主要体现在“整体论”“共存论”与“选择论”的价值立场。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蕴含着“整体论”的价值立场。协调发展主要强调社会内部发展的整体性。协调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协调与社会整体关系密切，协调的范围是社会整体，协调的方式是发挥社会整体效能，协调的目的是增强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绿色发展主要强调生态危机的整体性应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也使自然资源濒临枯竭的边缘，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解决当前人类的生存危机，须构建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为我们的最高利益，人类的生存价值作为我们的最高价值的伦理观，对违背类的生存利益的个体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我们需要超越各种狭隘的“个体中心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集团中心主义”，从人类的整体利益考虑问题，展开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树立真正的整体意识。

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蕴含着“共存论”的价值立场。开放发展理念的内核是“共生共存”“均衡协同”和“普世共享”。开放发展主要是强调促进区域一体化和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民族国家之间通过平等合作与价值共创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15]（P331）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面，加强对话沟通，增强战略互信，扩大人文交流，增强相互理解，既引进来，也走出去，迈出主动开放的稳健步伐。共享发展理念也蕴含着“共存论”的理论品质，只不过它是通过强调我国社会内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共享发展成果体现出来的。虽然当前时期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三大问题依然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所以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坚守底线”“注重机会公平”“共同富裕”等。共享发展理念的“共存论”价值观最突出地体现在“坚守底线”的基本要求，即加强社会保障，通过精准扶贫消除贫困，重视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新发展理念还是建构在“对可选择的路径与方向进行思考与选择”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是对社会发展进行鉴别、思考和伦理选择的结果，是对“什么是适当的发展选择”的回答，是对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取舍。新发展理念都包含着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的问题。创新发展表明未来时期我国选择知识要素为主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依靠信息等智能要素，向智能化迈进，通过信息智能资源的使用大幅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时表明我国不再选择以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协调发展理念表明我国选择发展的系统性、协同性、平衡性和有序性，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那样，协调发展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11]；同时也表明我们不会选择“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或者这一部分像欧洲、那一部分像非洲”的区域和城乡失衡发展模式，也不会选择只重经济建设，忽略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建设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理念表明我国选择节约发展、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循环发展和安全发展，重点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同时也表明我们要放弃过去通过消耗巨量资源，以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为代价获取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开放发展理念表明我们选择是“天下主义”和“和合主义”的国家发展模式，倡导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义利观，以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也表明我们不选择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生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的发展对策，以及赢者通吃、零和博弈的发展之路。共享发展理念表明我们选择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扶贫脱贫、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同时也表明我们不选择重效率轻公平、重城市轻农村、重GDP轻民生、重“做大蛋糕”轻“分好蛋糕”的发展理念。

（三）新发展理念的“质量范式”

传统的发展理念喜欢以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比较偏重发展的数量指标，不太关心发展质量。基于传统发展观的弊端，我们党从十六大开始，就积极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标准，期待用新的标准能对非经济性活动和社会平等、社会福利和公民生活满意度等有关社会发展质量的方面进行综合反映。而新发展理念可以说是探索社会发展质量的最新成果。新发展理念除了包含发展的目标、方法和价值，也包含了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例如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即新发展理念非常重视发展质量，并把发展质量提升到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本质层面上认识，开启了对公平的、高质量的社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社会的思考。因此，新发展理念建构了“质量范式”，是系统的衡量发展质量的体系。“质量范式”使得新发展理念成为了新时期的“社会质量学”。

从总体上看，新发展理念的“质量范式”集中体现在它改变了过去“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单纯以经济建设为社会发展总体导向的做法，转向重视社会福利，倡导以人为本和以民生为导向。就发展质量而言，新发展理念实际上包涵对以下观点的认同：社会经济的保障是人们生活质量好坏的物质基础；社会关系的支持是人们生活是否幸福的精神基础。具体讲，它指向四个方面：第一，以人们获取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会人进行互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多少衡量发展质量。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就是强调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通过发展为全体国民提供良好的医疗卫生支持、教育支持、就业支持、安全食品支持和良好生态环境支持。在此，人类福利是发展的目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手段。第二，以人的社会凝聚力大小来衡量社会发展质量。协调发展就是强调不仅要关注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要关注社会体系本身的有序性、稳定性和协调性；既强调经济发展，更强调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的整体性发展，以中国梦引领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创造社会资本支撑发展。第三，以人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可能来衡量社会发展质量，即关注人的能动性在政策、社会制度变革中的作用。创新发展、共享发展通过赋权，鼓励民众参与发展，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形成人人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使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的个体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增加选择的空间和各方面潜能的发挥。第四，以社会公正水平衡量社会发展质量。共享发展强调发展的公正，尤其是发展成果分配的公正性。创新发展并不是单单强调推动技术革命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关心技术进步的全民惠及性和推广度，即技术成就指数如何，这也是社会公正的指向。第五，以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秩序稳定的贡献衡量发展质量。开放发展则是强调中国的开放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互利共赢，为欠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市场、全球科技、全球信息提供更有利的经济环境，志在打造包容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发展理念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远见”，“分门别类”式的阐释有其价值，但也需要一种整体式的解释，才有可能给予其内涵足够的阐释，精神、立场和范式作为对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哲学解释只是初步的探索，代表着一种整体性理解的方向，更多的整体性哲学思考还需要理论界的集体努力。

[HJ2.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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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