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犯罪”众生相

赵进一

“村官”，是中国大陆农村最基层一级组织的负责人，其身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多年中变换了三次。新中国成立初至人民公社化之前，这一级组织实行的是行政村体制，村负责人即村书记、村长，还有治保主任、妇联主任、会计等，他们各司其职，为本村处理日常事务，包括本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事纠纷、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等；人民公社化以后，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负责人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还有民兵连长、妇女主任、会计等，生产大队取代了行政村的一切职能；1978年以后，人民公社逐渐解体，又恢复了行政村体制，生产大队被群众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所取代，管理村事务的负责人仍叫村书记、村长等。

不过，无论实行哪一种体制，村负责人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行政级别序列中没有他们的位置，虽然被人们称为“村官”，其实是没有品级，也就是没有“乌纱帽”的“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近年来，不是官的村官居然在贪官的行列中不时地晃动着他们的身影。

村官犯罪大多是经济方面的，村官经济犯罪的类型大体有以下三种：

这些人胆大妄为，明目张胆地运用各种手段将集体资产、资源、资金占为己有。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11年、2012年相继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望岗村事件”等特大群体事件，都是因个别村官私卖涉及数亿资金的土地，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而引发的。在农村，最主要的资源是土地，出让价格动辄几千万几个亿，你把农民的命根子掘了，他们怎么会不跟你拼命？

2008年～2009年，高检院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查办涉农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专项活动，两年中，合肥市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职务侵占案件55件83人，庐阳区检察院查办的村官刘怀寅受贿近千万元的大案（其中最多的一次竟受贿340万元）震惊全国。此后两年，合肥市两级检察院又查办涉农案件26件41人，虽然个案涉案数额不及刘怀寅案件，但村委会（社居委）主任、书记互相勾结，共同作案的窝案、串案却不在少数，他们借各种机会捞钱时表现出来的那种贪婪劲，令人吃惊不已！

在变卖集体资产、资源的过程中，村官往往与买方坑瀣一气：一方低价出卖（租），一方高额“回报”，双方互利共赢，损害的是村民的利益。5月8日的《解放日报》报道：“招商引资、发展村级经济本是惠及农民利益的好事，却成为某些村干部中饱私囊的香饽饽。（上海郊区）某村党支部书记在两年里多次收受贿赂，将近百亩耕地和农田出租给私企老板建厂房堆场，每亩每年土地租金仅1万元。”如此廉价的土地租金，个中的“利润”空间有多大是不难想象的。这种人只要个人能捞得好处，集体资产流失多少都在所不惜。在农特税征收、集资修路、农网改造、移民迁户扶持、招商引资、房产土地转让等过程中，一些村官乘机或直接或变相侵吞集体资产，作案手段多采取收支不入账或少报账、重复报账、虚报冒领、向他人索要财物等。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有些村官竟乘机从中“捞横档”。山东有个靠贿选当上村主任，任职十多年以来，村内财务账目从未公开过。村集体的钱、账目、公章均由其一人管理，目的就是为自己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2009年至2012年，国家对农民种植小麦实施补贴政策，在信用社到村内发放贷款之前，此人办理了多个贷款户的存折，其中不少是以亲朋好友的名字开的，然后以这些子虚乌有的“贷款户”的名义虚报小麦亩数，将国家发放的小麦种植补贴款直接占为己有，而百多户真正的小麦种植户却拿不到补贴。当他得知村民们要到有关部门去控告他时竟说：“你们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底气十足，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有些村干部认为自己待遇低，如再不落个吃吃喝喝，那做村干部就没啥意思了。他们认为只要不进腰包，吃点喝点不算腐败。这种想法在村干部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于是，只要村里稍微有点事，就要安排饭桌，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七八人，天天吃、顿顿喝，一年到头难得在家里吃个饭。有的村干部连家里来个亲戚、朋友，也要到饭馆里摆上一桌，最后全记在村里的账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村官们大吃大喝以后紧接下来的一个“节目”往往是赌和嫖，用村里的公款洗浴嫖娼或酒后到KTV找小姐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关部门统计，前些年，我国每年用公款吃吃喝喝耗费的公款高达2000多个亿，其中村干部占了不小的份额。

有记者在农村调查村干部现状时发现，有不少村的账目非常混乱，多少年来账目都没有公开过，主要原因是不敢公开，有些即使勉强“公开”了，也是一些鸡零狗碎、不关痛痒的项目。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重要项目却一遮再遮。原因就在于一些村官巧立名目，以各种名义用白条领取个人补助款，自开“证明收据”作为凭证；以吃喝招待、烟酒开支、送礼等名义虚报冒领，有的基层干部还设法找来空白票据，以他人的名义填开，多种途径侵吞公款。一些村官将个人负债混在村借贷款中，以土地征用费进行冲抵，从中侵吞公款，有的为获取动迁补偿款与行贿人勾结，合谋伪造土地租赁协议，让会计做假账。

更有甚者，不但村的账是假的，连会计也是由“南郭先生”充任。一些地区在对乡村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时，惊奇地发现，有些做了多年的“会计”竟然不懂得账，更不要说做账了。审计人员觉得不可思议，于是问那些所谓的“会计”：无论你们懂不懂账，但毕竟吃的、喝的、贪的、占的、挪用的，最后都得入账呀，没入账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把账拖着不公开，反正只要‘盖子不揭开，问题就一直能捂着，不会有事”。又问，那上面查账或审计怎么办？对方只得据实告之：“实在混不下去时，就临时抱佛脚，花钱请人把账‘弄出来呗……”

账目混乱到如此地步，世所罕见。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日益繁荣壮大，村级财务收支情况日趋错综复杂。管理上，旧的漏洞没有及时堵上，新的漏洞又不断地产生。尽管目前反腐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村官犯罪还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大权在握的村官无拘无束，肆无忌惮，违法犯罪率直线上升。上海宝山区检察院近五年查办村官职务侵占案件17件，松江区检察院两年查办此类案件12件，有不少是串案、窝案，少数村干部在利益驱动下抱团作案，极易突破审批、财务监管等制度的制约。所以，发案率高，涉案范围广，是目前村官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近年来，华东地区某市处理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案件中，涉及“村官”的案件占到近三分之二，其中立案侦查的“村官”职务侵占案件占总立案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涉案人员中，支书、村主任，副主任、两委会（村支部委员会、村委会）委员、会计、出纳、村民小组长往往联手作案，涉案金额大，窝案、串案多，两委会“一窝烂”的现象突出。其中“一把手”支书、主任犯案率最高，党员作案比例大。在查办的村官犯罪案件中，贪、贿案件所占比例最大，其中贪污案件数量最多，受贿案件次之，挪用、行贿案件不足为奇。

一位办案检察官不无担忧地说，现在村官犯罪是“查一个，带一窝；查一案，带一串。要么不查，一查吓一跳，触目惊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