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青藏高原“捡垃圾”

点击：0时间：2020-12-25 17:17:23

吴俊宇

可可西里乃至三江源以及整个青藏高原，在与现代化生活的碰撞中，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这给环境带来了威胁和压力，也诞生了一批为了高原环境而奔走的人。

“格尔木”是蒙古语音译，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这座西部重镇连接了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交通要道，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重要中转站。

早上8点驱车，从格尔木市区出发后10余分钟，便能到达被称为“绿色驿站”的格尔木驿。

格尔木驿是在格尔木当地政府、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一汽-大众新未来基金资助下建立的。这样的驿站在格尔木到拉萨共1140公里的青藏公路共规划有18个。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负责运营。

驿站以垃圾回收功能为主，可供长途货车司机、自驾车游客短暂休息，周边牧民也可以用垃圾在驿站交换生活用品。18个驿站主要靠志愿者参与。一年365天，每天都有志愿者。每批志愿者工作一个月，第一批从月初到月末，第二批从每月15日-下月15日。

55岁的杨祥是云南昆明的生意人。2017年6月20日，他来到格尔木驿成为志愿者，见证了格尔木驿从无到有的过程——大卡车把集装箱运进空地，他和其他志愿者把集装箱安装好，在里面装上电路。

格尔木驿一大片的水泥空地上一共有五个集装箱。十余个垃圾桶分成了塑料垃圾、玻璃瓶等不同回收类型。

中心的三个集装箱一个用于垃圾分类处理，一个用于接待沿途的司机、游客，还有一个用于储藏工具等杂物。在水泥空地最边沿有两个集装箱，一个是还在施工没有启用的厕所。另一个不到十平米的集装箱内，里面一共三张简易床，平日杨祥就住在这里。集装箱旁边是一个低矮的凉棚，凉棚里放着锅灶和食材，日常饮食都要靠自己解决。

在高原阳光的暴晒下，杨祥的皮肤黑了一圈，他说：“驿站9月份就开始试运营了，沿途司机、游客可以把垃圾带到这里，我们把垃圾分类、压缩打包，拜托他们把已经分类好的可回收垃圾运回格尔木集中处置。”

从格尔木驿沿着青藏公路，驱车到玉珠峰脚下的昆仑山驿，要花近4个小时。青藏公路沿途一片荒芜，往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才能见到一个休息站。公路沿线均是塑料袋、矿泉水瓶等各式各样的垃圾。

“绿色江河”发起人杨欣在驿站的凉棚里，不断和志愿者们强调，如何科学地在青藏公路沿岸捡拾、分类垃圾。

杨欣今年54岁，这个“老高原”头戴鸭舌帽身着登山衣牛仔裤。他曾参加1986年的首次“长江漂流”运动，那次经历，成了他走向环保道路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20世纪80年代，可可西里发现金矿、玉矿，数以万计的淘金者蜂拥而入，狂采乱挖，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1986年后的8年，杨欣曾4次踏入长江源地，亲眼见证了这段疯狂的历史。

真正受到触动是1994年第五次探险考察长江源。当时杨欣从青海某报上看到一篇整版的文章，标题为《高原魂》，内容是介绍一个县领导的事迹。他以为又是高大全的文章，没仔细看。

后来他到青海曲麻莱县，听到当地人在传颂一个保护藏羚羊的故事——1994年1月，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可可西里与偷猎者展开激烈的枪战最后中弹牺牲。牺牲时索南达杰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凝固成了一座冰雕，依旧保持着跪卧持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姿势。

这时杨欣才想起《高原魂》那篇报道，仔细看完之后发现，报道里说的“县领导”就是索南达杰。杨欣因此前往离曲麻莱县不远的治多县，到索南达杰灵堂悼念，听索南达杰生前秘书扎多讲述索南达杰动物保护的故事和设想。

当时杨欣深受震撼，在社会奔走号召保护三江源。1995年，杨欣成立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由于缺乏经费，他把长江源探险经历写成书义卖。后来在治多县西部工委以及社会各界帮助下，1997年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可可西里东侧的昆仑山脚建立。这是他在长江源、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的起点。

此后20年间，杨欣不断对三江源地区进行环保考察，一系列科考结果甚至影响到了三江源保护的政策。

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垃圾残留，很难腐烂降解，容易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

杨欣在“昆仑山驿”启动仪式上感慨，一个塑料袋会在青藏高原的狂风作用下翻山越嶺100公里，到达人们想象不到的地方。

“绿色江河”工作人员吐旦旦巴甚至曾亲眼看到，有牧民家的牛羊不肯进食、日渐消瘦。牛羊死后，牧民剖开其肚皮发现，里面白花花的全是塑料袋，“一些驴友吃辣条剩下的垃圾袋是牛羊的最爱，里面的油和盐会吸引牛羊。”

吐旦旦巴说，2013年10月，“绿色江河”曾组织40名志愿者对青藏公路与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交汇约400公里长的路段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垃圾捡拾，当时共捡拾垃圾近14万件。食品、饮料包装及其他生活物品包装占总量的97%。

“要知道，当时垃圾并没有捡完。我们核心目的只是统计分类。很多埋藏在戈壁滩下的垃圾都没完全挖出来。青藏公路沿线的垃圾是捡不完的，沿线养路工人每天都会捡拾，但是每天扔出来的远比捡走的要多。”

在他看来，“只有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才是唯一的办法。”18个绿色驿站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

青藏公路沿线的垃圾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垃圾泛滥和牧民生活变迁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古拉山乡是一个藏族乡，虽然藏传佛教禁止杀生，牧民都保持着爱护动物和草原的良好传统，但随着牧民迁往山下，聚居生活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沱沱河沿岸成了附近村民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场所。

2001年，藏族小伙斯求才仁曾和老师、同学沿着沱沱河两岸就地焚烧、掩埋垃圾。他们这支队伍被称为“长江第一小卫队”，这是在杨欣的号召下成立的。那年，杨欣带着自己写的书来到唐古拉山小学，给孩子们讲三江源保护。不过，由于技术所限，当地人垃圾处理的方式原始而野蛮。

据青海省工程咨询中心一份名为《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垃圾处理现状及对策》的文件显示截止 2013年4月的调查数据：三江源试验区共有158个乡镇，其中建制镇47个，2013年该区仅有25个镇建设了垃圾处理场，大部分地方垃圾无法收集处理。

“垃圾换食物”的奖励机制因此诞生，大大刺激了牧民们的环保热情和环保意识。对斯求才仁这样的本地人来说，亲身经历十余年，眼看着垃圾处理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展，也发现当地人的环保意识正在逐渐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