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朋友”

肖婷婷

11月26日，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在对卡斯特罗的众多称呼中，有一个特别的表达：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官方褒称长期对华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或者和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友谊的外国人的用语。

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书统计，自1956年以来，过去六十余年间的《人民日报》上，来自123个国家和地区，至少有600余名友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卡翁的逝世，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少了一位。

600多位老友，日本占1/6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外交词汇中的一个特殊称谓。

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书统计，这个称谓第一次出现，是在1956年的《人民日报》，获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从1930年代开始他就在中国办学，并始终支持中国革命。

此后六十年的《人民日报》上，来自123个国家和地区至少601名外籍友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不同时期，“老朋友”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那些向革命伸出援手的人，比如斯诺、白求恩等；新中国成立后，“老朋友”是同属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比如卡翁；在上世纪70年代的建交和恢复邦交浪潮中，为外交正常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政要和民间人士则进入老友群体，如基辛格、尼克松、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等；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端，经贸领域的老友也开始出现。此外，从1987年开始，一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也出现在老友行列，如萨马兰奇等。

从国籍看，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日本友人最多，至少111名，排名第二的是美国，至少55人，排名三至五位的分别是英法德。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可以分为四代

在193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和195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朋友，绝对不是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虽然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这个群体实际上可以分为“四代”，他们之间以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为界。

一代老友，是那些在20世纪的上半段，怀着理想主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或通过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出力的人们。从思想上看，他们大多倾向左翼（左翼是当时的进步思潮），同情工人、农民和所有劳苦大众。他们的职业以记者、医生为主，其中的很多人我们至今仍然耳熟能详：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

二代老友，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登场。他们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外交形势下，与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政治家们。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冷战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找到一批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来自盟友国家或政党的政治领袖纷纷成为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老朋友”，其中就包括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还有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卡斯特罗也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二代老友”。

三代老友出现的标志，则是1972年的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他们是为国家友谊破冰的人们，尤其是为中日、中美、中英、中法、中德关系的正常化做出贡献的人们。三代老友们的形象将更加“衣冠楚楚”——迥异于革命和内战的年代，在新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下，能够为“友谊”发挥更大作用的不是记者和医生，而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精英人物，比如基辛格、田中角荣。

四代老友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他们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他们是最“杂”，也最没有形成规模的一批。他们中的一些人，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经贸往来；另一些人，则在中国融入各类世界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最著名的四代老友是萨马兰奇。他曾说：“我在全世界取得过许多荣誉学位和荣誉称号，但最珍惜的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老友逝世，中国怎么志哀？

朋友终究会老去。而对于他们的离去，我国在发布讣闻时，都不会略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有些还会加上特定词汇，一些重要的朋友，国家领导人还会发去唁电。

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后，习近平在发去的唁电中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生前致力于中古友好。建交56年来，中古关系长足发展，这与他的关怀和心血密不可分。“他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和真诚的朋友。”

2011年金正日逝世时，中共中央在向朝鲜发出的唁电中称其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今年9月3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葬礼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并在悼念活动上致辞。

2013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追悼活动。

2012年10月15日，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辞世。10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外交部、首都机场等地同时降半旗，中国政府以极高规格送别“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这是自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中国再次为外国领导人下半旗志哀。

次年2月3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赴柬埔寨出席西哈努克葬礼。

埋在中国的老朋友有哪些？

2006年3月6日，魏璐诗逝世，享年97岁。

在官方发布的讣告中称她是“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和同志、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魏璐诗1908年12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1933年来到上海，在宋庆龄影响下，决定长期留在中国，并亲身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1951年到中国外文局做英文专家。1955年加入中国国籍。

她也是全国政协最后一位“洋委员”。魏璐诗的骨灰安葬在上海宋庆龄陵园，报道说这“终于实现了她生前的夙望。”

与魏璐诗经历类似的还有一位中国人熟知的老朋友——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全国政协六届至十届常委，2005年5月26日病逝于北京。

他的墓地位于北京八宝山。

此外，还有一些感情深厚的老朋友按照生前遗愿，将骨灰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比如，埃德加·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边；路易·艾黎的一半骨灰融入了甘肃山丹的土地；加拿大老友文幼章的骨灰撒在了他的第二故乡四川乐山。

健在的老朋友，都有谁？

随着卡翁的去世，目前在世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包括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泰国公主诗琳通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尽管已经高龄，仍然在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奔走。

基辛格可能是目前在世的年纪最大的“老朋友”了，生于1923年的他今年已93岁。

他在中美建交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和几代中国领导人都保持了不间断的交往。

2015年11月，习近平还在北京会见了他，赞赏基辛格等美方代表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比基辛格小一岁，今年92岁。他曾在任上发表著名的“村山谈话”，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与基辛格一样，村山富市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在发挥余热。去年“9·3大阅兵”时，他已到北京，但下了飞机就病倒住进医院，令人颇为遗憾。

2015年底，有记者来到老人家中问候，村山富市说：“还行，上次去北京，惊扰大家，很对不起。”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态度呈多样化

站在“鸡蛋”一边的老友——

以代际划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极其丰富、复杂的群体，很难给他们安上统一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的一代老友，是最“纯正”的老朋友。

当他们来到中国时，中国共产党还只是一支相当弱小的力量，国民党才是执政党，日本人正侵略中国。可以说，在那时，并不是共产党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共产党。

这种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简单的“站队”、“押宝”，也不是怀有单纯的人道主义便可做到——要知道，当时抵达共产党根据地的记者、医生及其他外国人，都是历经艰险，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他们所做的，是打破新闻封锁，去报道官方禁止报道的话题，去救助一度被视为异己、敌人的力量。

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站在“鸡蛋”一边的人。后来，世事变化，时过境迁，这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令人唏嘘的变化。

老朋友也有批评中国的时候——

被列入老友名单的人，并不等于是现存秩序的“死忠”、“脑残粉”，更不等于被利益收买的人，也多半不是什么投机主义者。事实上，相当多的老友（大多是第一代老友）都曾公开批评过政府，有的直接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反感个人崇拜，有的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始终关心着中国人的公民权利……

就拿最著名的老友、曾经在国庆节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埃德加·斯诺来说，他的传记作者伯纳德·托马斯这样评价他：“尽管中国和30年代世界的可悲状况使斯诺变得激进，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取代，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他那固有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内在冲动。”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斯诺一直注意捍卫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完整人格。

当然，中国待老友不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

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即使是导演伊文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行政级别的文化界好友，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聊天、吃饭。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老友，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

一般来说，领导人在任期内和退休后的生活落差很大。而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自北京的友谊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去世时，《人民日报》曾经用整个头版进行专门的报道和纪念；中国曾经以很高的规格邀请已经下台的尼克松到中国访问；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曾设家宴款待日本政治家西园寺公一，祝贺他的八十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