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学生张星逸
叶瑜荪
张星逸先生1908年出生于浙江石门县玉溪镇（今桐乡县石门镇），名聿，初字逸心。后觉心应放在中间，改心逸。“五十后始悟私心之非，人生恰如行星之翔逸太空耳，寻改星逸”。以字行，故大都不知其张聿大名。另字欣羽，号有海上生、歇浦居士、庚子秀才等，晚年常自署“老少年”。
著有《元明小说俗语研究辞典》等。我是其学生，对他很崇敬。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晚年过得并不舒畅。尽管这样，但他照样能屈能伸。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
当我在张星逸先生《诗经新译》中第一次读到这首《小星》诗篇时，晨间那种清旷寂寥意境立时涌上心头。回思先生回到故乡的晚年生活，就是这么的一种带着悲凉的潇洒感觉，但精神始终饱满，一如自诩“老少年”那般充满自信与永不放弃初衷的心态。
一、放下少爷派头，学会生存本领
其父亲张兰墀是石门一大米店主人，并通文墨，嗜好剧曲。在缘缘堂建造之前，他已在南市建了一座张家厅。丰子恺在1947年5月10日所写《胜利還乡记》一文中，专门写到过这位战难劫余的白胡须老人张兰墀。他因经商致富，故让儿子随丰子恺先生学习日语和绘画。
之后，星逸考入上海新华艺专读书。虽然米店在抗战中化为乌有，兰墀公亦于上世纪50年代头几年故世，但张家厅等家宅逃过战乱侥幸保留下来，家底仍比较殷实。因此星逸先生从未为生计发过愁，在新华艺专学的是人体素描和油画，亦擅国画草虫。毕业后，曾在杭州、海宁等地任教，成家后又去上海发展，先后于工厂企业工作。1956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有关知识分子归队的号召，他才重新转行。有书画之长的他，还擅长古典文学，于是派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从事古汉语研究和译注工作。每月领取特约编辑的工资，衣食无忧。
1966年“文革”爆发，查抄之风从京、沪、省城很快吹到了小镇石门，“红卫兵”小将立即效法实施。星逸先生在石门的老家未能幸免。留在祖屋的老母已84岁，她无法容忍这种随意入室搜掠财物的粗暴抄家行为，以绝食来抗议。一个“四旧”老人胆敢抗拒“革命”，不久，老母带着愤恨离开人世。星逸先生获悉返老家奔丧，草草料理完母亲后事，匆返上海。
同年初冬，星逸先生突然接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造反派”1966年11月4日的书面通知：“特约编辑制度不合理，自十一月份起暂停发薪……”这一纸简单的通知，对星逸先生的打击，比抄家丧母更加沉重。他有妻室，靠工资养家糊口。“暂停发薪”，意味着断了生计！
1967年秋，为养家糊口，星逸先生无奈将家室留在上海浦东，独自一个人重回故乡石门，这一年他六十岁。
我没有问过星逸先生当年回故乡的具体经过，怕引起不悦。
自其母离世后，老宅已无人照看。张家厅自1958年10月作为石门镇政府驻地被征租后，还有租金可收。另有租给镇工商联及邻居的房屋，亦需有人管理。
星逸先生回到石门的最初几年，寄居在妹妹张镇侠家顾家厅的厢楼里。在那年月，政治运动搞得人人自危，互有戒心。虽是故乡，但他突然回来，难免周边人各种猜疑，大多不敢与之亲近接触。小镇街头常能见到他踽踽独行的身影。
我和吴稚农兄，一因年轻气盛，顾忌少，二因听说他是上海回来的丰子恺的学生，又于古典文学方面有成就，颇有吸引力，于是我们壮胆与星逸先生开始接触和讨教。
星逸先生在故乡虽有一点房租可收，但租金很低，加上收房租那时也要被声讨，故一旦房租收不到，他也只能低三下四，不敢去讨要。生活亦捉襟见肘。
1968年我和稚农兄等，由绘制大幅宣传油画，转行干起专门承揽油漆工程的工作，从房屋门窗到家具用品，能揽到一些活儿。知道星逸先生手头拮据，就问他要否一起做油漆活。先生迫于生计，也加入我们的油漆工行列。就这样他与我们一样，均能按时拿到酬劳，弥补家用。
接触农民多了，先生了解到农家所需的八仙桌、写字桌、衣箱等普通日用家具很难买到。他就设法购买木料，请人加工为箱桌等家具，再油漆好卖给农民，为此交了不少农村朋友，也获得了一定的劳动报酬。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星逸先生放下少爷派头，从不会到会，学会不少生存本领。
二、偶然来到世界，应做有价值事
记得星逸先生说的一句话：“我一生牢记子恺先生教导的两句话，第一句是：一个人能来到这个世界是极其偶然的；第二句是：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他常用这两句话告诫我们晚辈：人是偶然来到这世界的，因此要懂得珍惜生命；人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应抓紧时间努力去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他不是说说而已，是付诸行动。他曾说，我是丰家的熟客。丰老对他这位同乡后辈，没有一点礼数俗套，完全像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直率和真诚。对他的成长和发展做过很多指导和帮助。因此星逸先生对丰先生及师母则也如对自己长辈一样亲近。1949年4月，丰先生从香港初回上海时，一家人无处落脚，就被星逸先生接到上海虹口区西宝兴路汉兴里自己家中一同挤住了数月。丰先生对星逸先生的影响很大。我们与星逸先生熟识后，每谈到丰先生的人品及才识，他都会流露出敬重的神情。
星逸先生蓄须。丰先生是1930年春丧母后开始蓄须以纪念母亲，而星逸先生是在1966年母亲去世后留起了胡须。同样的纪念母亲方式，只是时间不同。
在知识分子屡遭鄙视，斯文扫地的时代，星逸先生回到石门后，主要的生活内容却依然是读书学习。那时，大部分书被批成“毒草”，可读之书少得可怜。但对于星逸先生而言，没有书读与没有饭吃一样地无法忍受。他从上海带回来一部分工作研究用书。可惜小镇石门的读书条件很差，既没有像样的图书室，也没有像样的书店。私人的藏书未被查抄的，也不敢轻易借出来。他只能反复阅读带回的书，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有厌烦的时候。
星逸先生因研究课题关系，他的阅读面以前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史类。在石门，他的阅读范围也有了变化，开始同我们一起接触欧美翻译小说。他读了些外国小说后，很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外国小说同样吸引人，值得读，文学价值很高。同样是地球上的人类，人性原本是差不多的。所以优秀的外国文学并不比中国古典文学逊色。”endprint
他读书有摘笔记的习惯，他做的读书笔记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一次借到一本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册，我们轮流传阅。当我阅读时，也看到了他的笔记，很感振奋。因为他大都只用一句话概括小说的故事情节。如《密斯哈列蒂》，他写道：“描写一个清教徒类型的癖性女子，因见到一幕浪漫的情景而自杀。”比我做的笔记高明很多，让我五体投地。
他还和我们讨论读书的好处，说“读书最基本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读书明理”。因为无论是生活的事理、处世的道理，还是万物的原理，人生的哲理，都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这就是读书为求知求理。我现在读书，还把它当作一种最经济的享受。用丰先生的话来说，是可以“暂时脱离尘世”。不管是生活中的烦恼，还是身体内、精神上的烦恼，只要有一本好书在手，它就能把我引进书中的世界，随着书中主人公去遨游，去遐想，忘却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烦恼。读书的第三个作用，一般人都不清楚，我可以告诉你：读书可以改变人的相貌。人的容貌是父母生的，无法改变，唯有通过长期读书可以有所改变。因为读书可以增加学养，提升内在氣质，原来丑陋的会慢慢变得和善起来，眼睛变得明澈，一眼可看到别人心里，给人以智慧之感。这一点，在曾国藩劝子弟读书的家书中专门提到过。
除了读书治学之外，星逸先生也不忘搜集故乡的掌故史料和方言俗语，尤其是与丰先生家有关的。1975年冬，我在先生的书桌上看到他手录的两副挽联。一副是丰先生的父亲丰斛泉挽杨笑禄的：
乃翁以勤俭起家，娶妻六人，娶媳六人，独立任劬劳，廿度婚丧完大事；
诸郎皆箕裘肖子，业儒者半，业贾者半，分途并进取，双手名利慰先灵。
另一副为沈春厂（丰斛泉太老师）挽丰斛泉：
忆当年蕊榜开时，乌靴朱帽填闾巷；
看今日蓉城去后，素车白马绝门庭。
我很感兴趣，问先生从何处得来？他告诉我，是与吴鸿初老先生闲叙时，鸿初先生背诵出来，他记录的。
吴鸿初先生是丰先生幼时同学，一直住在石门，对家乡的人文掌故十分熟悉。晚年虽然双目近乎失明，但早年见过听过的东西仍烂熟于心，故能随口背出很多诗文联句来。不过，没有星逸先生的及时记录，这份与丰家有关的重要史料不可能留存至今，因为不久吴鸿初先生就去世了。
星逸先生回故乡后，带回来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有十多帧他1934年拍摄的石门旧景。当年正是民国廿三年运河干涸的大旱之年，这一情景都留在了他镜头之中。这批旧照片非常珍贵，是迄今所能见到、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石门历史照片。
他带回的另一件乡邦文献，是他早年收藏的一通名医夏莘夫勉励弟子黄璞斋的信札。1949年5月，丰子恺先生读到后欣然题识：
此吾乡名医夏莘夫先生勉弟子书，心逸仁弟所藏，莘夫先生精勤博览，学术深邃。在吾乡行医，奇方特效，活人无算，至今口碑不朽。盖应用学术于医道，非一般碌碌者可比，乃真所谓技进于道者也。抗战初年，先生于流亡中病逝，此雪泥鸿爪，弥足珍贵矣。
1970年10月，星逸先生将其移赠夏莘夫侄孙夏雨人保存，至今仍留在桐乡。
丰先生去世后，出于对老师的崇敬，星逸先生一直想在故乡石门为丰先生留点纪念物。“文革”结束以后，拨乱反正，被政府征租的张家厅也落实政策，由政府作价收购，星逸先生获得了一笔七千多元的补偿款，在当时可称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于是他首先想花一部分钱去建造一个“子恺文库”，用于收藏和陈列丰先生的著作及有关书籍，也可作为石门镇的图书馆使用。1980年时，星逸先生将这一设想去征求丰先生的女儿陈宝和一吟的意见，希望得到家属的支持。但因时机尚未成熟，陈宝、一吟觉得这一类事必须由政府考虑，不应由个人去筹办。因此，反过来劝星逸先生打消此念，勿将钱白掷了。星逸先生听后，不得不放弃周密计划，说应尊重老师家人。
三、处世“破罐不顾”，误解可充耳不闻
星逸先生平生喜竹，回石门后，居园虽小，仍在窗外栽竹数竿，取晋王徽之“何可一日无此君”意，自名居室曰“此君居”。他好酒，黄、白酒皆能饮，自沽则以黄酒为常。这是否亦是受丰先生影响，我未曾问及。每日午晚两饮，酌量而止，从未见酩酊烂醉。酒相甚好，面红耳热，微醺微醉后，一脸笑容，谈吐愈益轻松。先生宽额瘦颊，蓄须后脸形愈显瘦削。街坊邻里不呼其名，背地里称其“山羊胡须”。甚至有人当着面直呼了，他亦满不在乎，顺其自然，欣然接受。
星逸先生不拘小节，但治学颇显精明，可花钱时有糊涂。凡事他都看得开，放得下。曾和我谈过他的处世方法——“破罐不顾”。人一生难免碰到不好的事，遇到不好的人，碰到了应该赶快让其过去。越快越好，并应转身忘记。耿耿于怀就是加重对自己的伤害，自我折磨，犹如抱了个瓦罐乘车，万一瓦罐不小心跌到车下，我不会停车，也不会回头去看，因为瓦罐摔地难逃破碎之灾，罐破已成废物，可惜无用，留恋无益，只有尽快抛下失罐之事，才能不影响继续前进，这叫“破罐不顾”。
我听后，觉得道理虽对，然人禀性有异，如我辈要达到“破罐不顾”境界却谈何容易。但星逸先生在不少事情面前确已有这种涵养和智慧。
遇到动机不纯，用心不良之人，能避则避，能躲则躲。但往往是无法躲避的时候多。星逸先生对付的办法是从丰先生那里学来的，即是“且当小说来阅读”。用读小说的心态去应对，看如何自圆其结局。这样才能减轻自己内心遭受算计愚弄的伤痛。
与先生交往渐深后，我发现他只在治学上十分认真，甚至较真。其余则大都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不作刻意追求。每天以开心的心情去迎接一切降临到的事情，能像玩游戏一样去处理生活中的琐屑事，无忧无虑过好每一天。
1969年，大城市突然掀起一股疏散人口风潮。星逸先生的大儿子一家，因支援西北，随厂从上海内迁到兰州白银针织厂安家。在疏散人口时，无奈将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送到了老家石门爷爷身边。星逸先生突然有两个孙子来一同陪伴，本是一件意外的欢喜之事，可是因其无法维持生活费而心理压力巨大。我未曾料到，每次见到他时，他仍脸露微笑，丝毫未因生活费的事而气恼。我知道他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我们。endprint
星逸先生喜爱小鸡，有一年春天，他买了很多小鸡，拿到乡下村坊上，不管老亲还是新友，每家都送十只。这只是他一时高兴，并没有想要回报的目的。过后不久，消息纷纷传来，小鸡死了百分之九十。他与我说起此事，疑惑不解地道：“怎么这样巧，每家都是死得只剩一只了？”我对他开玩笑说：“这是你逼他们这样说的。” 星逸先生盯着我，未解我意。于是我直白地说：“你平白无故送人家小鸡，他们都以为你投资小鸡钱，交他们喂养，养大了和你分成，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他们为了免你记挂，就说死了九只，只剩一只，你就不用再操心等着分成了。如果说还剩两只，那到年底得分你一只。所以说只剩一只是最好的说法。”他听后笑了，这只是误解嘛！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于被误解，他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别人多想了，你就想得简单些，别人简单想了，你就干脆不去思。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四、为治曲终不悔，埋首编“俗辞海”
星逸先生治学，最先引人瞩目的是元曲研究。上世纪50年代中，在丰先生的催促和鼓励下，星逸先生决定重返文艺队伍。为何会选择元曲为研究课题，这与他的家学有关。其父兰墀公，少好音律，尤嗜剧曲，感慨曲语的晦涩难懂，曾编过《元曲隽语录》，训导儿子：“今之治曲者，偏于倚声谱韵，轻度檀板以自娱。顾不究曲义，得无似瞽者之踽行步月耶。”
受父亲影响，星逸也开始留意于曲语的探解。故这时选择元曲研究为方向，是有基础和条件的。
丰先生听到他有研究元曲的打算后，非常高兴。当即写信介绍他去拜访赵景深教授。赵景深是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大家，名闻海内外，又是丰先生的朋友。丰先生确信，赵景深教授能给他很多指导和帮助。
就在拜访赵景深的过程中，在赵教授书房的案头，看到了两本日本出版的《元曲选释》。即昭和二十六年（195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行的《元曲选释》第一集，和昭和二十七年（1952）刊行的《元曲选释》第二集，吉川幸次郎选编并注释。星逸先生惊喜和好奇伸手取书来翻阅，但仔细读后，发现讲解不妥和误释之处甚多，于是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赵教授。赵教授当即表态，请星逸先生把两本《元曲选释》带回去详细阅读，做个完整的补证和批评。
元曲原属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是通俗易懂的。但夹在曲语中大量的方言俗语，对于今天的读者阅读带来了困难。日本学者敢注释元曲，他们对中国古汉语方言俗语的研究要下多少功夫？尽管这两本《元曲选释》在注释上有很多错误，星逸先生内心对这位日本注释者还是相当佩服的。
星逸先生根据京都版《元曲选释》完成了《元曲选释补证》。他把自己的《补证》稿交给赵景深教授，赵教授阅后认定这份《补证》学术价值非同一般，就把它交给了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教授。波多野太郎阅后惊喜异常，立即决定以横滨市立大学论丛名义，从第一册到第六册将这本书稿分期发表。
《元曲选释补证》虽只是六个薄册，但在当时元曲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尤其在日本汉学界影响很大。因为日本学术界一向以大学为阵地，分成各派，展开学术竞争。京都大学实力雄厚，在汉学研究上一直称雄东洋。现在横滨大学借助中国学者力量，指正批评京都大学的学术著作，让京都学派很受打击，迫使京都大学撤销了《元曲选释》第二集以下的排版。横滨大学也借此提高了声望。
對于著者张心逸，完全是一个新冒出来的陌生学者，因名不见经传，无人了解其背景。但他一出手，就令学界对他刮目相看，争相询问其来历。《元曲选释补证》的问世，也一举将星逸先生的学术研究推到了国际水平。
不久，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教授就亲自写信向星逸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并把自己其他相关著作寄赠星逸先生，请其斧正。他是中国通，还给自己取个中国式的别号叫善之，毛笔书法写得不比中国文人差。当他获得悉星逸先生为丰子恺先生的弟子，是古汉语研究学者，又专攻古典戏曲，对古代方言俗语深有研究，表示希望在古方言俗语方面好好向他讨教。从此两人结成朋友。
星逸先生因此获得古汉语研究成果。此外，他还着手编纂《元明戏曲小说俗语辞典》。
当中华书局组织力量重新修订《辞海》之际，星逸先生为古典俗文学研究者参考方便，丰富现代口语文学词汇，他向中华书局递交《“俗辞海”编纂刍议》，建议对历代方言俗语词汇进行整理和搜辑。先生还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依托上海图书馆，用数年时间，阅读五百部古代笔记小说，以采录搜集各种所需材料。可惜因“文革”开始，计划成了泡影。
五、转攻《诗经》研究，难敌学术歪风
星逸先生晚年治学转到了《诗经》研究上，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几年，几乎伴随他走完人生之旅。
《诗经》是先秦的文学瑰宝，比元明的戏曲要早近二千年。我问过星逸先生，怎么会放下元曲，直接去攻研《诗经》？他说转治《诗经》，确实事出偶然。在“文革”前的1965年，有一位浦东张桥的文学爱好者，购了一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选译》，因读不懂来请教他。他展阅后，就发现注释和译解都存在问题，由此开始留意《诗经》的各种选本和译本，发现国内流行的只有三种选本。而日本不仅有多种选译本，且早就出版了三种全译本。于是决定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系统研究，并完成了中国的全译本。
在石门这样的小镇，研究《诗经》的条件相当差，当时基本借不到与《诗经》有关的图书资料。星逸先生自己从上海带回来的资料，主要有中华书局1935年重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的《诗经卷》，另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版《国风选译》，1962年人民文学版《诗经选译》。每次回上海，都要设法借一些资料回来。
更麻烦的是当时政治环境并不利于《诗经》研究。在破“四旧”的氛围中。线装书几乎被认为是封建旧思想的载体。孔子是被批判的对象，《诗经》还能当经典来阅读吗？很多人包括基层干部说不清《诗经》是不是属于“四旧”。为了能继续研究，尽量减少政治干扰，他不得不从毛著和讲话中寻找有关《诗经》及传统文化的片言只语，来构筑一道政治保护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星逸先生陆续写出了《诗经新话》六篇：一、诗经的流传，二、诗经的诗序，三、诗经的六体，四、诗经的音韵，五、诗经的古讲，六、诗经的今译。endprint
在当时形势下，公开发行的报刊，尤其是学术类刊物非常少，能刊登的文章首先要经过严格的政审。星逸先生的《诗经新话》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只能自己找人刻蜡纸油印。稚农兄、沈云丰等都帮他刻印过。他把《诗经新话》的油印稿寄给各地学术朋友，请他们批评指正。郭绍虞、赵景深等都给予了赞许。丰子恺阅后提笔写道：
张星逸氏《诗经新话》，说理精当，观点正确，可为新时代中国人民学习古典文学之指针。
苏州费新我则为他题写了书签，钱君匋设计了封面。得到师友的肯定，更增强了星逸先生的自信。同时，他对《诗经》305首重新注释和翻译进程加快了，终于完成全译本《诗经新译》。内有不少他的新见解和新考证，可以说是《诗经》研究的一种新突破。
如《卫风·氓》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很多学者都把“抱布贸丝”当作那时还处在“物物交换”阶段的一条佐证。星逸先生在编写《诗经新译》时，考证认为，春秋时期三晋及附近地区都通行布币，诗中的“布”应作钱币解，不可能抱了布匹去换丝。再如《陈风·衡门》中有“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对于“齐姜”“宋子”的解读，两千多年来的历代《诗经》权威，都只能作“齐国姜姓大姑娘”“宋国子家大姑娘”之类的解释，让人难解其意。先生经过旁征博引，提出了“齐姜”“宋子”原本是指春秋时期两大美女，即齐国的庄姜和宋国的南子的新解释。有了这种突破性的破解，更利于中国《诗经》文化的传承。
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治学成果虽有很多不凡之处，却因生不逢时，直到他离世，没有正式刊印他的专著，连單篇发表的机会都没有。
1978年，星逸先生在嘉兴许明农先生家见到其所辑《瓦当汇编》书稿，顿感兴奋。两人相约合作事宜，由星逸先生撰写《瓦当叙录》一文，从日本印行的《秦汉瓦当图》中增补若干，并开始联系正式出版。可是数年过去仍未找到出版单位，真是可叹而又悲。
后找到钱君匋先生，请其帮助推荐出版，并请其作序。
有一天，星逸先生路过我处，携有替钱先生草拟之序文，我见内有“父亲早年即有集藏瓦当之癖……”等语，笑问：“钱先生肯这样说吗？”果如我言，1988年6月，《瓦当汇编》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时，序文改以“丙寅（1926）春以事过秦，于碑林市得筒瓦拓本数十……”开头，编者署名是：钱君匋、张星逸、许明农。此时星逸先生已去世两年多，我已无法询问这个署名排列是否事前所商定。1926年，钱先生20岁，曾先后在海宁、诸暨、台州等处任教，我未能找到他西安之行的记载。
嘉兴史念先生，大概清楚许明农集辑《瓦当汇编》之经过，1997年出版的《嘉兴市志》收录《瓦当汇编》一书时，只署许明农一人。这种结果，我也为星逸先生抱憾。
1986年4月30日，星逸先生因脑血管硬化，医治无效在石门逝世，享年79岁。葬石门南郊运河右岸公共墓地。我的“老少年”老师，走了！
责任编辑 张 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