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刊这样“骂”政府

周媌﹨整理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他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不少敢于说真话的报纸与报人。从大清朝到民国，伴随着报纸的大量崛起的是审查制度的到来。在枪杆子为王的时代里，民国报人用手中的笔杆子监督枪杆子，在重重的审查和阻挠中，捍卫属于自己的新闻自由。

“扫他妈的墓”

俗话说“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题好一半文”，读者打开报纸，要看什么，先看什么，取决于标题。旧中国的老报人们对标题制作非常重视，有不少神来之笔，不仅幽默风趣，而且辛辣有力。

上世纪30年代，何应钦任湖南省代省长时，有一年清明节曾去岳麓山扫墓。当时据官方要求，各报必须及时配发新闻，指定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不料，翌日某报却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虽然字数、题意与原标题毫无二致，且更加通俗易懂，但“他妈的”三个字却又是一句国骂，表达了《何梅协定》之后国人对于何应钦的不满。因此，这一语双关的妙题令当事人啼笑皆非，而广大读者也忍俊不禁。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物价暴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也纷纷涨价。《新民报》编辑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框了一个花边，仿宋词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 见报后，读者纷纷叫绝。

1947年，金元劵大贬值，民不聊生，工薪阶层苦不堪言。武汉《大刚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

公教人员不是东西（主）

是东西也应当涨价！（副）

标题以诙谐幽默的口气，为广大公教人员的生存发出了一声呐喊。

1947年5月8日，《文汇报》把国民党政府查禁《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和四川省府务会议决定购买《伟大的蒋主席》一书分配给机关公务员，这两条出版消息合在一起编发，加了一条这样的标题：

《袁世凯》要查禁

《蒋主席》必须读

从字面上查（当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很严），查不出什么倾向来，但加上这两行标题，互相映衬，读者一看就明白了，这就叫“绵里藏针”的斗争艺术。

大总统是段祺瑞的“私生子”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标题辛辣，自然不能满足众看客的胃口，民国报人们在内容上的针砭时政也是丝毫不手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曾轰动一时的“《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案”。

1919年9月15日，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刊登出一篇名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家谱。这张署名“某君戏作”的家谱显示：把“日本人”放在最高位置“祖”上，说明日本是中国当局操控者，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孙附庸。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为倚重的心腹，同时也是安福系的第一干将。他策划组建安福俱乐部，成立安福国会，手握实权抛头露面主持出卖大宗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因此定为“本身”。段祺瑞是安福政府的幕后实际操纵者，所以为“父”。大总统徐世昌的大位是安福国会操纵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其余安福系的官员也有各自的身份。这样一幅描绘安福系的“家谱图”，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其政治分野，挖苦讽刺令人叫绝。一时间《民国日报》销量大增，安福系政府诸君成为全国一大笑谈。

段祺瑞、徐树铮等政要气急败坏甚至放出话来，说务必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对其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判处徒刑，然而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请来了外国人穆安素来打这场官司。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

林百架提出了三点辩护理由：第一，民国是一个共和体制，根据宪法，民众有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第二，正如叶楚伧所说，他刊发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侮辱，而是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对政府提出批评，侮辱和批评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三，原告是安福政府，应该由安福政府的官员来提供论据，而不是仅仅凭律师一张嘴。

最后审法官英国副领事与陪审的华人法官俞英荪合议后，认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这篇文章虽然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府官员，但是“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最后宣判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大洋。经过此案，段祺瑞、徐世昌等人成为全国民众口中笑柄，有人在报上讽刺此事说，大总统的名誉也就值两百元大洋，《民国日报》经此事后名声大振。

这场官司的胜利在当时的意义重大。此案发生之时，距离辛亥革命还不到十年，中国人民民智初开，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敢于运用宪法中言论自由这一点作为挡箭牌公然挑战公权力的地位，不仅彰显了报人的胆识，更为后人追求新闻的自由打了先锋。更多人从皇权至上、官本位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乐于看见政治威信的垮台，也乐于看见有人能对权力核心进行批评，敦促其改变。

同时，安福政府的反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当权者对于法律和言论自由的重视。执政当局政要受此辱骂，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情形可想而知，尽管手握大权但其仍然选择在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在法庭作出仅仅罚款的判决后，他们虽心怀愤懑却也认输服从，没有再加害于人，说明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法治观念的，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力泄私愤凌驾于法律之上。

管制与反管制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国民党引进了苏联的经验，以党治国，限制言论自由。孙中山有一个蔑视民众的理论，认为国民素质低下，革命者的要当民众的“保姆”，要对人民进行教育训导，要实行“训政”。为此国民党仿照苏共模式成立了负责舆论宣传的中宣部，并在执政后发布了一系列控制舆论的法令，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由中央报刊、广播、通讯社和遍及各地的地方党报所组成的完整系统的党的宣传体系。

1934年国民政府对报刊实行“事先审查”，以“预惩制”代替“追惩制”。同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检查官在审查中随意删改，蛮横严苛。

鲁迅先生一生用过一百多个笔名，即是民国时期审查制度的一种反映。1945年7月，进步知识界为了抵抗国民党的不良行径，发起了“不再送检”的运动。

1945年8月重庆国讯书店在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延安归来》翔实记载了中共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成就，揭破了国民党对中共领导下解放区的造谣，为避免遭国民党书刊检查机构的无礼删节，决定不送检查，自行出版。

《延安归来》出版后，进步人士起草了重庆杂志界拒检声明，8.17正式声明《东方杂志》等16家杂志社不再送检。得到了重庆文化界的支持和响应。

在中共支持下，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了笔的解放而斗争》，9月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

经过不懈地努力，最终通过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和办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