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华秘书的回忆
李迅
金仲华（1907—1968），浙江桐乡人，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他早年毕业于之江大学，1930年代初曾任《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妇女杂志》等编辑。后与邹韬奋合办《抗战三日刊》和《全民抗战》，赴香港主编《世界知识》半月刊，参与组织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1938年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任《星岛日报》主编。抗战胜利后，任《新闻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直至“文化大革命”前，他还一直担任上海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1968年4月3日他受诬陷迫害含冤逝世。1978年8月12日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笔者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消息：同单位退休干部、现年近90高龄的金以筠同志在建国初至“文革”前，一直在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其中，1953年至1964年担任金仲华同志秘书，与金仲华长期工作在一起。今年4月1日是金仲华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趁此机会，笔者专门采访了金以老，听她讲述被誉为人民公仆、我党诤友的金仲华同志工作和生活点滴故事。
勤奋工作 笔耕不辍
金仲华曾长期从事记者、编辑和出版等工作，主编多种报纸杂志，以各种笔名发表过大量文章。金以老告诉笔者，即使后来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文教办公室主任、上海市体育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要职，他也常常抓紧一点点业余休息时间著书立说。1997年，金仲华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金以筠曾协助金仲华女儿金立勤整理统计了金仲华发表的文章，不包括著作，单篇文章就达近千篇，用过的笔名有谈薮、华、孟如、经纬等，以孟如为多。其中，查到的第一篇文章是1930年2月发表在《妇女杂志》的《世界妇女运动进展的鸟瞰》，最后一篇是1966年1月2日《人民日报》的《春雷激荡迎新年》。
金以老对笔者说，与金副市长朝夕相处10多年，深切感受到，他的一生，是勤奋学习、笔耕不辍的一生。“他身兼国际、国内许多重要职务，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但凡有单位请他作国际形势报告，或者是约他写稿，他总是愉快地接受下来。他作的国际形势报告内容丰富、立场明确、材料详实、清新有力，深受欢迎。他作报告不用稿子，只有极简单的提纲。约他写的文章总是按时交稿，文章大多数是用铅笔打的草稿，写在用过的纸的反面，一气呵成，要我誊写在稿纸上再寄出去，手稿都由他自己保管。平时见到他手里总是拿着《大参考》等各种报纸和资料，即使已坐在餐桌前离开饭仅有几分鐘也是如此，真是分秒必争。每晚亲自剪报整理资料到深夜，从不间断，不到零点，他是不会睡觉的。
金以筠回忆，金仲华的工资中相当一部分用来订报，除了可以公费订阅的《新闻日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以外，他还专门自费订阅十多种外文报纸杂志。对《世界知识》《新时代》等多种刊物每年收到总目录以后，要她拿到印刷厂去装订，合订本都是自费，多少年了都保存得很完整。他搜集来的资料都是自己动手，从不要秘书帮忙，他把剪好的资料分门别类，装在几十个大信封内，放到专用的铁箱子里。他教育身边工作人员，管理资料脑子里要像图书馆的书目一样，一类一格，非常清楚，封皮要标明地址、内容，随时都能拿得到。金以筠说：“他对国际形势了解掌握那样透彻、丰富，与他掌握大量资料是分不开的。”“要知道金仲华没有留过学，英语都是自学的，并且后来语言能力达到了宋庆龄主席都高度赞誉的水平，时常还为宋主席处理外国友人的回信等。为了接待外宾和参加国际会议及访问活动需要，1963年已经56岁的金仲华开始自学德语、法语，并嘱咐我去购买录音磁带和书等用来自学。”
在金仲华副市长的积极倡导下，1960年全国首家地方设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了。金仲华被任命为所长。他当时极其兴奋，多次对金以筠说过，自年轻时进商务印书馆开始就一直搞编辑工作，特别是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很有兴趣也一直没有放手。如今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了，一定要好好干，干成一流的研究所。事实的确是这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可以说是金仲华一手创办的，他也投入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为了要把他独创绘制时事形势地图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有一次他跟金以筠谈想要亲自带学生。后来市人委批准后，金以筠带了介绍信到华师大地理系在应届毕业生中选了两份档案带回来让他过目，他同意就正式录取到了所里的研究队，加上研究队原有一名青年学生，一共三人由他亲自指导。金仲华对三名学生寄予极大希望。每周上课，布置作业，写出读后笔记。连在国外开会也会来信关心他们的学习情况，其中一名学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出访期间也频频来信关心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至今我还保存他很多从国外或从北京寄给我的信。”
生活俭朴 平易近人
金以筠对笔者说，金市长生活很俭朴，每月的工资留一部分作为家庭日常开销以后，留下30元作为零用，并规定每月只能买三条香烟，后又改买烟斗和家乡桐乡生产的小雪茄烟，偶而也买一些他喜欢的什锦水果硬糖，余下的几乎都用来买新出的优秀文艺书籍，如《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日》等。他家乡原有祖传多余房子出租，收入由其弟媳补贴家用，后来多余房子被改造，这部分收入没有了，就要金以筠从工资中每月拿20元给桐乡亲属。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金仲华主动把布票、肉票上交。他每年总要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按规定可以报销服装费，但他却很少添制服装，有一次特地找出一件好久没有穿过的旧西装要金以筠陪他去改成中山装。由于摩擦厉害，唯一的一件羊毛衫的袖口和手腕处都磨出了破洞，也不添新的，要金以筠给补补又穿上了。有时也会收到一些稿费，以及作报告的酬劳，要金以筠严格把关，除了作国际形势报告的酬劳以及自己写的文章的稿费以外，其余一律退回去。金以筠记得，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邮寄来一笔钱，也没有说明何意，他要金以筠先别去邮局取款，待问清楚以后再处理，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函说是给代表工作用的，才让到邮局去取回。
金以筠还回忆，由于是秘书的关系，所以领导家常去。上海的冬天很阴冷，去他家就看他穿一件又长又大的棉袍，双脚踏在铜炉上（内有煤，取暖用，家里有水汀暖气设备，为替国家节约煤，每周只烧一次洗澡用） 。到了夏天就穿一件汗背心，一个旧电风扇，有时会热出一身痱子，擦止痒水不解决，就用开水烫，烫了以后就舒服多了。日复一日，一年四季如此。平时商量工作晚了，金仲华会留金以筠在家吃饭，金以筠对笔者说：“一般是金市长的母亲当时已经80多岁的皇甫莲清老太太亲自下厨。菜蔬很简单，清淡。金爱吃生的菜，如生番茄，生洋葱，这是常备的。晚饭时偶尔也喝一点酒，仅几口而已，饭后喝一杯咖啡。”当然，金仲华交友广泛也会与各界人士碰头，比如约上巴金、罗洛、孔罗荪等作家聚餐。他们约好时间，吃何种菜（如扬州菜等）和地点，再叫她去预订，饭后账单交作家协会办公室秘书，由他们计算和分摊给每个人自己来付，叫“劈硬柴”。
除了生活俭朴，上海人說的“好弄”以外，金仲华还特别亲民，没有任何架子。金以筠说，1965年她已经调到市政府信访部门工作，陈达同志接任金市长的秘书。有次她听陈达讲起，与领导一起去崇明县参加“社教”运动的事。他们在贫下中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前后约半年多时间。去崇明前，巴金送给金仲华一只充气的枕头，他自己又买了一双防滑套鞋。在崇明期间，不管是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金市长从这个生产队到那个生产队，开会从未迟到过一次。黄色玉米粉和大米混做的饭，他吃得也很香，还说吃点杂粮对身体有好处。金、陈二人当时住在贫农姚妈妈家。一天姚妈妈削了几个发芽的土豆，切成丝，烧成土豆丝鸡蛋汤，陈达听说过发了芽的土豆有毒不能吃，想提醒姚妈妈，却被金仲华阻止住了。他说：当蔬菜吃少量的，又不是吃得很多，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再说他们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在崇明期间，有时因外事活动，市外办打电话到崇明来，要金市长回沪接待外宾，他一接待完外宾就回崇明，从新河到堡镇来回一直是乘公共汽车的，而且常常是站着的。金市长的腰不大好，陈达打算向县里要一辆小汽车接送一下（市政府领导同志事先关照过，如果金市长用车可打电话请县委派车），他马上反对，说：我们是下来学习的，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就连陈达要向汽车站打个招呼安排座位也不同意，说：站站对我的腰只有好处。
对家人严格 对母亲孝顺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金以筠还多次提到金仲华的家庭。她说，金市长对自己、对子女要求严格，三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没有留在身边，但生活上对他们是很关心的，小女儿从苏联留学回来分配去湖南郴州工作，常年工作在野外，患上湿症，他就嘱咐金以筠去买土槿皮和炉甘石洗剂等药寄出。长子在广西工作，时任副市长的许建国同志了解他身边无子女，主动调他长子来上海工作，由于工作没有对口，后来还不得不重新回到广西去。这事连金以筠都觉得不妥，想向有关方面反映再调整一下，但给金仲华阻止了。
金仲华对母亲皇甫莲清很孝顺。由于金早年离异，所以娘俩相依为命。他回家进门第一件事，总是见到老太太叫声“娘娘”。一次当得知商业部从苏联进口一批电视机时，金市长把仅有的一张一千余元的存折交给她，取出700元买了一台。每次离开上海总要叮嘱小金抽空多去看看老太太。金老太太当时虽已八十高龄，但思路清晰，待人和善。老太太是一位非常有见识的妇女。1941年香港沦陷，金仲华只身逃离，其妹金端苓带着侄子金立诚和侄女金立勤从广州回到桂林，金老太太惦记最小的孙女金立敏，一个人从香港回到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把小孙女带到桂林，全家团聚。1948年金仲华遭国民党通缉，前往香港。金老太太带着金仲华的三个子女，坐轮船经过台湾海峡，到了香港，把三个孙儿孙女交到他们的爸爸手里。解放后，金仲华的家搬过多次，最后搬到复兴西路。老太太虽然年纪大了，身体倒还硬朗，会烧一手好菜，曾请宋庆龄、巴金等到家吃饭，这些菜在外面是吃不到的。1965年老太太从扶梯上跌下来，大腿骨折，住中山医院治疗，需做牵引手术，很痛苦，老人家不愿做。他很焦急，想到老太太与金以筠谈得拢，他通过当时分管她的张承宗副市长要小金到医院去劝劝。金以筠去后耐心做了工作，最后老太太终于接受治疗，在两个多月治疗中，有空金以筠就会去陪在病榻边。
金仲华对司机，保姆钟妈以及对金以筠、陈达等身边工作的人都很体贴关心，平易近人。工作上也绝不发脾气，总是耐心指导。有一次金仲华叫金以筠打电话通知市文化局的沈智远处长来开会，由于他桐乡口音比较重，金以筠听成了一位党外人士沈志远，所以通知错了。当时还是小姑娘的金以筠很紧张，怕“挨骂”。但金市长只是跑出来讲了一句“小金，以后注意啊”就完了。休息的时间，金仲华与老太太在家里院子里种一些瓜果、扁豆和葡萄等作物，还把藤引到阳台上，既可遮阳，又能吃到新鲜蔬果，每当这些作物成熟时，他都会用大信封满满装上一袋让同志们带回家分享。
采访不知不觉进行了一下午，本次访问是在上海市委统战部会议室进行的，笔者原本准备上门拜访，但她坚决不肯，表示离单位不远走走就到了。放下电话一会儿，我就后悔了，再打电话去，老人家已经出门了。她来的时候，还拎着两大包书，其中有巴金题词的《金仲华纪念文集》，还有桐乡金仲华故居纪念馆出的资料。她说，年纪大了，回忆不清，让我看看以前写的东西做参考。金老还说，金仲华同志虽然去世很多年了，但是大家都记得他，赞颂他。她给笔者摊开来一本书《铁笔丹心——金仲华画传》，并说，这本书她参与一起编的，其中照片大多来自“文革”后发还给金仲华家属的抄家物资，她一张张分门别类地按时间排好。其中有一张金仲华1957年参加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照片实在找不到，后来翻史料看到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同志也出席了这个会，所以就去问政协要来了张瑞芳的电话，家里打电话好几次都没人接，最后找到张瑞芳驾驶员，才得知张瑞芳在华东医院住院，赶到医院才找到，最后张瑞芳提供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张瑞芳还嘱咐金以筠，一定要把这本书编好，她说：“金仲华是个很好的人。”
金以老要走的时候最后对笔者说，金市长离开我们快50年了，他一生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的是为党和人民奋斗了一生，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去世后什么也没有留下，连尸骨也没找到，现在宋庆龄陵园里的金仲华墓里只有一支他用过的钢笔，和沈尹默先生刻的一方图章，他真正做到了“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