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要素投入与我国供给侧改革

[摘要]我国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制造业产能过剩，但其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滞后；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旺盛，但是供给严重不足。从产业发展视角分析了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供给侧改革、现代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先进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和现代农业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从要素投入视角分析了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制度和创新要素等方面的供给侧改革。我国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市场与要素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产业发展；要素投入；供给侧；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6-0033-07

一、我国供给侧改革背景

2015年春节，《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被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大量转载，内容是中国游客春节期间在日本疯狂抢购马桶盖，导致马桶盖断货。除了马桶盖，遭到中国游客抢购的还有电饭煲、电吹风、陶瓷菜刀等。2012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国际旅游消费大国，海外旅游消费额突破1020亿美元，其中，仅春节期间的奢侈品消费就达到72亿美元。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异常强烈，他们购买商品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能用”，而是要“好用”“耐用”，并且还能“享受”。但是，中国本土的商品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台解放生产力的增加供给政策，“卖方市场”迅速转变为“买方市场”，但是，其核心优势仍是低廉的土地、税收、人力等成本。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也带来了大量的“产能过剩”，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的需求和供给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的扩大内需政策主要是下调存贷款利率、增加政府投资等，增加的是投资需求，我国的投资率从1979年的36.1%上升到2010年的48.6%；相反，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从1979年的64.4%下降到2010年的47.4%。我国工业投资需求的增加，带来了产能大量过剩问题，如煤炭、钢铁、水泥、冶金等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与此同时，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相对滞后。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耐用品消费需求和城镇化投资需求大量增加，但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旅游、医疗、体育、文化、健康、家政、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市场供给相对不足。此外，我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有着强烈需求，但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缺乏有效供给，导致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严重不足[1]。

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廉价的低端要素供给，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形成了“为出口而进口”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然而，在这种加工贸易模式下，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被俘获”的地位。同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电子产品、服装、鞋帽、玩具等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而进口的产品基本上是核心零部件和高端机器设备，如集成电路设备、医院高端医疗设备、核电设备等。“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还挤压了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空间和技术能力，割裂了生产性服务业与本土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进而导致我国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能力的落后。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制造2025》将重点发展领域锁定在包括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业机械装备等，都是装备制造业。

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已经开始从需求侧管理向供给侧管理转变。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并不是说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再注重需求，而是强调“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需求侧管理注重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构成的总需求，强调短期经济总量增长；供给侧管理注重长期要素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需求侧管理注重政策导向决定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的规模产出，强调市场需求被动创造供给；供给侧管理侧重市场主导型的人力资本、创新驱动等带来的效率提升，强调市场供给主动创造需求。需求侧管理注重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的招商引资，强调政府宏观调控中“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供给侧管理注重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简政放权，打破垄断，强调宏观调控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二、产业发展视角的供给侧改革

（一）产能过剩行业的供给侧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通过刺激消费来扩大内需，短期内有效地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或产业规划，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资计划。在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下，少数“优势”产业得到政府过度投资，从而出现过剩；产能过剩出现后，政府的“父爱主义”对过剩行业又过度保护，由此出现大量“僵尸企业”。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制造业领域，如我国的煤炭行业、石化行业、钢铁行业等。在我国出现产能过剩的12个制造行业领域中，重工业占85%，并且产能过剩范围在逐渐扩大，甚至国家政策支持的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2]。

中央曾经多次出台政策防范和治理产能过剩，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抵触情绪严重，效果不尽如人意。产能过剩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长期依赖政府补贴和救助，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动荡[3]。产能过剩会导致企业亏损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进而导致经济波动加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能过剩具有“自愈机制”。但是，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产能过剩行业大多与政府产业政策相关，政策性补贴带来产能过剩行业的要素市场扭曲。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多是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基本上是靠政府补贴维持生存，如果放弃“僵尸企业”，就会带来大量银行坏账和国有资产损失，并造成大量工人失业。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首先，要助推产能过剩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产能过剩企业要开发国际市场投资机会，构建国际营销网络，优化配置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到欠发达国家投资设厂，向欠发达国家输送过剩产能。其次，要建立“僵尸企业”市场化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关闭破产、产权转让等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清理“僵尸企业”有可能会带来大量工人失业和银行坏账，因此，政府需要在“僵尸企业”资产处理、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及再就业等方面做好相应的配套措施。再次，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扶持和补贴“僵尸企业”，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政府的“父爱主义”干预导致了“僵尸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更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政府要转变行政职能，创建良好的市场体系，实施产业负面清单管理，并加强监管和服务。

（二）现代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制造业产能过剩，虽然国家也出台了大量扩大内需政策，但是，基于制造业的内需市场空间不大，而现代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内需提升潜力，因此，急需进行现代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

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14年我国服务业比重为482%，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相对，其本质是传统服务业的现代化。现代服务业伴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而发展，其商业模式、管理方法和服务方式有别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和改造传统服务业，具有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附加值高、耗能低、无污染等特征。但是，当前我国服务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整体水平较低，其科技和人才等高级要素支撑力度不够，制约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在现代服务业中，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都具有强大的市场需求，但市场供给不足，市场潜力巨大。如旅游、养老、教育、医疗、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市场需求异常强烈，但供给严重不足，引发消费者的强烈不满。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中间投入的行业[4]，包括信息服务、创意设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物流与供应链服务、研发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制造业为母体，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逐渐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发展。然而，我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很旺盛，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却严重不足。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主要为服务业提供中间投入，而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主要是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投入[5]。生活性服务业可以为居民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消费服务，可以促进消费升级，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但是，当前我国高品质的生活性服务供给明显不足，严重制约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我国现代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转变重视制造业、轻视服务业的观念。要逐步放宽或消除现代服务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引导民间资本或外资进入现代服务业发展领域。政府可以通过负面清单管理，限制某些行业或领域不能进入，其他的现代服务业领域都可以有条件进入，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充分竞争。其次，要消除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性歧视。例如，中国制造业采用“增值税”征税方式，服务业采用营业税征税方式，导致服务业税基增大；服务业用地、用水与制造业用地、用水成本差别过大；服务业融资由于缺乏相应抵押，导致融资成本过高等。最后，要完善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长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基本都投向了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相对滞后，例如，研发服务业缺乏高技术含量的实验设备和器材等。现代服务业需要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作支撑，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交易成本，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规范和完善良好的市场秩序，保证现代服务业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先进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

我国传统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等方式进行供给侧改革。但是，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低层次产品和产业的过剩，我国制造业中的高层次产品和产业仍然需求强烈，如我国粗钢行业产能大量过剩，但特钢却需要大量进口。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消费者仍然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煲、吹风机等。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但制造业中的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都需要进口。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都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我国先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20，而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我国部分先进制造业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14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已位居亚洲第一。然而，我国先进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为出口而进口”的代工模式。而且我国先进制造业生产所需要投入的成套机器设备和核心零部件仍依赖进口，例如，我国的国产大飞机C919的发动机仍然依赖进口。先进制造业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大量生产性服务投入，而不是来源于加工过程。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嵌入到先进制造业中，提升其运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但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程度不够，抑制了我国先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先进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其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大量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模式割裂了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效应，使我国先进制造业缺乏“心脏”和“脑袋”。我国先进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需要提升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发展。首先，要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效应。我国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有大量需求，但先进制造业在国内往往找不到合适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商，从而导致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很低。其次，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自主创新。生产性服务企业要树立品牌意识，在关键领域要建立知识产权体系并形成行业技术标准。通过生产性服务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其产业转化能力，从而塑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次，要加强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融合。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存在区域协同定位效应[6]，区域之间要降低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实现产业之间的跨区域融合。

（四）现代农业的供给侧改革

欠发达国家的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我国的传统农业也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国农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任务。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确立了农民经营土地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供给。但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很明显，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业大型水利灌溉设施、良种培育、大型农业生产机器设备、农业科技推广、农资市场等严重匮乏。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通过降低成本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但是，我国农村土地租金成本上升，农药化肥等滥用现象严重，导致农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背景下，农业的分散经营体系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传统农业增收空间有限，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现代农业的供给侧改革，需要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我国农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我国农产品生产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融合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农产品生产者提供中间服务投入的产业[7]，我国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远低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也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农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节约，提升农业价值链各环节附加值，改善农业产业链的关联效应[8]。现代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有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等，但目前我国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创新投资方式，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系，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此，我国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供给体系，优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供给结构。

三、生产要素投入视角的供给侧改革

（一）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价劳动力供给充裕，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为“中国制造”作出了重大贡献，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绝对减少，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都将导致我国“未富先老”，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潜力。随着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减少，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将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相应地会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另外，我国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受教育年限平均9.28年，仅相当于实现了9年义务教育的水平，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制约了我国的产业升级。

我国在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清理“僵尸企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结构性失业，并加剧人力资源的供需矛盾。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人力资源需求降低，低素质和无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困难。在此过程中，低素质劳动力“产能过剩”，但高素质技能型和创新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人力资源供需错配严重。我国在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过程中，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将转化为生产力，但是，现有劳动力素质满足不了“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迫切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侧改革，需要让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做到“人尽其才”。同时，还要强化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实现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能力。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但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此，国家出台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这一政策仍需动态推进和进一步优化，如适时推进全面优生政策，把教育和科技兴国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进行劳动力要素供给侧改革，还要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我国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户籍制度的放开还要伴随着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相关配套改革。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作为城市的建设者，他们应该享有与城市市民相同的教育、医疗、住房政策等。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还要吸引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人才，积极开展生产性服务业逆向外包，利用国外高级人力资本，提升“主权在我”的创新能力。

（二）土地与自然资源要素的供给侧改革

土地是经济活动的载体，但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界限分明，两者不可以自由流转。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的转化，需要经过土地征收。然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并不是按照市场化程序在土地市场上进行招标拍卖，土地征收后的增值收益农民也无法分享，严重侵犯了农民的权益。在我国现行土地政策下，农村土地内部流转不畅，而城市土地在带来地产泡沫、房价虚高的同时，房地产库存数量巨大。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用地政策侧重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并行政性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导致商业地产库存过大，保障房用地不足，经济新业态用地以及健康产业、养老产业等民生项目用地严重不足，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土地供给与需求的严重错配。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耗费了42.6亿吨标准煤，是2000年我国耗煤总量的2.9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是，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短缺，自然资源供给有限，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典型特征就是高耗能，并由此带来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环境污染，雾霾严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高耗能的产业体系抑制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严重雾霾又增大了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显然，我国自然资源实施供给侧改革已经刻不容缓。然而，仅仅是节能减排已经满足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长期需求，我国要摆脱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就必须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国际社会已经开始终结化石能源，开启能源互联网时代，我国要抓住自然资源供给侧改革的历史性机遇，构建能源互联网生态体系，实现信息系统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

我国土地市场的供给侧改革，要加速农地流转，消化地产库存。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实现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有序统一，农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要受法律保护，有序实现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农地合理流转的同时，健全农地市场交易规则，加强服务监管，防止土地用途改变。城市土地的供给侧改革，短期内要降低房地产库存，长期则要转变现行的土地招标拍卖模式，改变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的现状，降低土地出让价格。我国能源方面的供给侧改革，要改变传统能源的供给模式，要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加强我国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布局能源互联网，构建能源互联网市场体系。

（三）资本要素的供给侧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赖货币市场的借贷关系融资，但是，间接融资被过多用于“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延续、影子银行的经营等，其结果是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借贷利率也不断提高，导致我国“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9]。当前我国要化解产能过剩和清除“僵尸企业”，不能仅仅依赖关闭或破产企业，而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兼并收购或者资产重组是较为规范和有效的方式。我国的间接融资模式已经推高了资产泡沫，金融体系中信贷资产风险加剧，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可以化解金融体系风险。我国已经开始施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需要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基金予以支持。资本市场还可以助推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转型。但我国现有的资本市场结构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要求，迫切需要资本市场的供给侧改革。

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资产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地进行兼并收购，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有效方式。然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非常有限，资本价格在引导资源配置方面作用不明显，中小型企业上市门槛太高，创新型公司被迫海外上市。另外，我国资本市场行政干预较多，上市公司股票发行审核制度以及上市公司选择等市场化程度不高，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缺乏；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导致资本市场操纵股价、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泛滥，且惩罚措施和打击力度不够。此外，我国诚信体系不健全、交易成本较高、投资者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等，严重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的供给侧改革，首先，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监管机构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资本市场的管理不能越位，监督不能缺位。监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市场风险，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而不能人为管制资本市场价格，不能人为控制资产价格涨跌节奏。其次，要以严刑峻法为前提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谣言泛滥、内幕交易、非法操纵证券市场等现象屡禁不止，但违法犯罪成本很低，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最后，要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可以化解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提升证券市场信息。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部分资产，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货币存量。

（四）制度和创新要素的供给侧改革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制约着人们的相互关系。制度的供给侧改革，意味着对旧的供给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以实现供给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强调制度不均衡带来获利机会时，行为主体自下而上要求的制度变革，属于制度的渐进性调整[10]。强制性变迁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顶层设计，依靠政府的法令保证制度变革以及良性运行。我国的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融合[11]。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制度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要进行制度创新，构建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是政府在产能过剩背景下实施的供给结构调整的战略性安排。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于消费、投资、出口方面的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本身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政府推进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化了我国体制性创新，但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突出。另外，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消费者和生产者违约现象时常发生，当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很难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这些现象都导致我国市场交易成本较高，高昂的交易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政策的执行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给企业创新活动减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升企业效率。

四、结论与启示

我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没有成为制造业强国。我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我国游客在国外旅游时却“抢购”国外同类高端商品，我国低端产品的“产能过剩”和高端产品的供给不足矛盾突出。而在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同时，我国的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却严重供给不足。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大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嵌入，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我国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已经严重错配，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急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发展。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产品的质量和层次满足不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的同时，还需要提升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和层次，实现制造业产品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匹配。同时，还要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建立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制造业体系，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投入、农业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等措施的有效配合。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核心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充分激发和释放要素活力，让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人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我国要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提升教育和科技的地位，把人口资源优势转化成人力资本优势。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我国的资本市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打破金融行业垄断，破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有效对接。我国的土地市场也要打破土地供给抑制，积极推进土地市场制度改革。此外，创新应该贯穿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全过程以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楚明钦.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研究——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比较分析[J].中国经济问题，2013，（3）.

[2]程俊杰.转型时期中国产能过剩测度及成因的地区差异[J].经济学家，2015，（3）.

[3]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刘志彪.论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基本规律[J].中国经济问题，2006，（1）.

[5]楚明钦.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的国际比较——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4，（2）.

[6]刘志彪.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5）.

[7]庄丽娟.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450户荔枝生产者的调查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1，（3）.

[8]姜长云.着力发展面向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J].农村工作通讯，2010，（2）.

[9]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动力结构[J].探索与争鸣，2015，（5）.

[10]史晋川，沈国兵.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J].经济学家，2002，（1）.

[11]胡书东.论政府主导的中国制度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2010，（6）.

责任编辑 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