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梅：反家暴法背后的女人

李婷婷

过去的26年里，她因工作原因接触了各种家暴案例，见证了人们对家暴的态度转变。她忘不了那些血淋淋的伤口、绝望的眼神、愤怒的嘶吼，最终把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女性权利变成了

终身事业。

“硬茬”代表

2017年7月20日，孙晓梅收到了全国妇联等多家机构对她今年“两会”提案的联合答复。

孙晓梅是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的二级教授。同时，她还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妇女委主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15年12月27日，《反家庭暴力法》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这其中，孙晓梅功不可没。

今年的提案，反家暴法依然是重点。孙晓梅建议将性暴力、经济控制等定性为家庭暴力，将前配偶、同居关系中的同性恋者列入家庭暴力法的保护范围。她还认为目前人身保护令的实施并不理想，处罚力度不够；应当为符合条件的受害人寻找临时庇护场所、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实施，相对消极……

全国妇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和国家卫计委仔细答复了她提案建议中的每一条，一共6页纸。

许多人称孙晓梅为“硬茬”代表。但她，说起话来并不强势。她总是笑眯眯地将自己的建议娓娓道来，从不与政府部门冲突、争执。她用调研结果说话，以理服人。从2016年3月反家暴法实施起，她先后到四川、江苏、内蒙、云南等地实地调查。

在今年的答复中，许多问题得到回应。比如，最高法加紧起草有关人身保护令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见；公安部正在研究制定《公安机关治安民警现场执法操作指引》，并对治安民警处置家暴案件程序作出具体规范；民政部将继续向因家庭暴力而受害的妇女儿童提供有效帮助……

“打一辈子是应该的”

1958年，孙晓梅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新华社记者，常年在外。从小被亲友家“代管”的经历，让她比同龄人更加成熟、温和。1978年，孙晓梅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

在老师的带领下，孙晓梅开始研究妇女运动史。调研的习惯，也从大学开始养成。1980年，孙晓梅和同学们到白洋淀调研计划生育，后来又到井冈山调查1949年之前的妇女斗争。199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在21个省份开展“中国妇女地位的调查”。当时，人们还不懂什么叫做“家庭暴力”，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妻子挨打”。据统计，那次的受访者中，0.9%的女性经常挨丈夫打，8.2%的女性有时挨打，20.1%的女性偶尔挨打。农村丈夫打妻子的比例比城市更多。

也是从那一年起，孙晓梅开始关注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彼时，她已在中华女子学院执教，开创了女性学科，并负责组织“中国反对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研究”项目。

1993年，当时的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现红枫热线）做了一项调查，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进行个案访谈。孙晓梅接下了后者。

孫晓梅记得这样一个案例。由于一点小事，一名妻子被丈夫按在床上打，丈夫骑坐在她身上，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最终，妻子被打得瘫痪在床，足足躺了一个星期。

“像这样的家庭暴力，每个接受调查的女性都能讲出许多，但是她们已经记不清自己受过多少次打。”孙晓梅告诉记者，有一名女性，自1986年以来被丈夫殴打50余次，而且越打越频繁、越打越严重。

更可怕的是，没人意识到这是错的。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妻子，依旧会与丈夫和好。

20年的“冷板凳”

在农村，大家不认为男人打媳妇是个事。被打的农妇不仅不愿意讲述自己的经历，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她。为此，她经常带着北京的儿科、妇科大夫一起去农村。听说北京的大夫来了，老乡们抱着孩子呼啦一下子围上来，人山人海。“他们一边看病，我就一边调研。”孙晓梅说，这样做出来的调查，信息量特别大。

不带团队的时候，孙晓梅一个人也会到处跑。2016年到攀枝花开会前，她一个人先飞到西昌，想去大凉山里了解当地妇女的情况。下了飞机，她花几百块打了一辆黑车，就这样，她找到了最闭塞、最贫困的人口，拿到了一手资料。

经费是研究的一大问题。据《中国妇女报》报道，1997年，孙晓梅在北京进行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800份问卷调查到户。她向所有能申请项目的机构提交了研究计划，还是没能找到钱。最后，加入调查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华女子学院各系的老师。

孙晓梅认为，近20年的时间里，妇女运动、妇女权利、家庭暴力一直是个“冷板凳”。1994年，她花了半年时间，将北京郊区30名农妇的家暴材料整理出来，写出手稿30万字。没想到，交上去的手稿被人弄丢了，研究不得不就此搁浅。

21世纪初，她把自己的调研报告集结出版。但由于校对阶段她不在国内，出版社把书里的数据全都搞错了。“结果书出来全当废纸卖了。”

接受采访时，孙晓梅顺手抽出一本《妇女儿童议案、建议和提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一个女性学者的参政议政研究记录》。书中收录了她的论文，以及女性议题调研报告。写书的时候她就知道，除了领域内的研究者，没人买。

这么冷门的专业，为什么还要坚持？

“每次下到基层，妇联的人就跟我讲很多案例。这个打死了，那个打骨折了。”孙晓梅说，她总是能看到受害人眼中的无助与无奈。

病床上的议案

2002年，国务院在《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下称《白皮书》）中提到，全国2.67亿个家庭离婚率1.54%，其中1/4起因于家庭暴力。

《白皮书》发布的前一年，孙晓梅以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的身份，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是中国第一份与反家暴有关的提案。

也是在那一年，1981年婚姻法得到修改。其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在孙晓梅看来，在婚姻法中加入家暴的内容远远不够。要想让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不受伤害，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2008年，孙晓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从那时起，孙晓梅先后9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反家暴立法议案和建议，连续三年催促立法进度。

就在那几年，孙晓梅查出了乳腺癌。2010年，她经历了6次化疗，一次手术，33次放疗。因为化疗剂量太大，头发掉光，全身浮肿，一开始路都走不了。 即便如此，她的工作依然没有停止。2011年“两会”期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有一张孙晓梅的照片。她戴着假发，一只胳膊抬不起来，右手手腕上挂着磁疗环。

2015年12月，孙晓梅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身体开始恢复。反家暴法也进入二审，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当时很多代表、委员都认为这个法已经很成熟了，要求通过，就我一个人喊了一嗓子，要求三审。很多该有的内容，二审稿里没有。”

此前，通过孙晓梅等人的努力，二审稿中增加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的内容。这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早已被民间接受的未婚同居行为，在法律上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认可。但还有很多问题没能解决。比如，未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明确定义，基层法院、公安、民政等职能部门权责不清。

反家暴法最终在二审后如期通过。孙晓梅妥协了。但她继续行进在反家暴的路上，始终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