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暗示：如何听懂高层的弦外之音

杨佳瑜

在外界看来，各界领导人都曾用自己的行程设置、不同场合的语言艺术等来传递弦外之音。更多的时候，外界管这个叫“政治暗示”。

最“容易”被解读的暗示

“这一片胡同我很熟悉，今天来就是想看看老街坊，听听大家对老城区改造的想法。”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习近平如此询问当地住户，他的话直指旧城改造。

当天在前往南锣鼓巷之前，习近平刚去了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这一天的行程看起来像一次围绕“北京规划”展开的主题调研。但是很快，调研“成果”在第二天就披露出来在次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此时人们才发现，原来他的话直指的，是京津冀一体化。

习近平考察南锣鼓巷的经历，被微博现场直播，也可视作一次“记者招待会”。这种主动，使暗示的呈现方式越来越公开，同时政治暗示的隐晦程度也在缩小，甚至已经达到了“明示”的程度。这样的暗示信息其实已经非常透彻。

除了追踪领导人讲话，想得到来自中央的暗示，还可以从文件里找到。

房价究竟会涨还是跌，这个话题在去年的两次中央经济会议十八届三中会全及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颇受关注。但是，这两次会议没有提到“房地产调控”，这不免引发舆论对“看得见的手”退出房地产市场的猜测。

猜测没有成功。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的调控表述仍然保留。但是，用词的猛烈程度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相比之前报告里的“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今年用“分类调控”结束过去无差别的调控方式，并且，“坚定不移”“坚决”“加强”等字眼没有再出现。这些措辞的改变，释放了现行房地产调控力度或许逐渐减弱的信号，同时也暗示，中央未来对不同类型房地产有不同的思路。

而在此之前，想通过领导人的现场行踪嗅到未被明示的政治安排，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以前的政治暗示，多存在于内部谈话、会议和文件中，普通公众无可获知，特别是对一位重要领导人的政治安排上。

“文革”期间邓小平复出后，1976年再次被打倒，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邓的处理决定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后来邓小平一家被禁锢在东交民巷十七号院内。

毛泽东的这项政治安排，实际上暗示了他对邓小平的态度。邓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以“复杂”来形容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感情。邓榕分析，这次禁锢，虽然是政治性的处理措施，也带有保护性质，因为当时的“四人帮”曾试图去原来住处冲击邓小平，是汪东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将邓转移至此。而保留党籍，“他（毛泽东）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了邓小平。以毛泽东80多年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

“出口转内销”的弦外之音

不过，在某些特殊时期，最容易看到政治暗示的，反而是高层与外国人的谈话。因为有些时候，领导人与外宾的谈话细节，其实极有可能是希望“出口转内销”，让国内舆论知晓。

还是说回邓小平的经历。1978年11月，中央召开了一次持续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原本准备讨论农业和经济问题，但“文革”结束之后，历史问题亟需解决，不然工作难以推进。在这期间，邓小平与外国访问团进行了两次外事谈话。

第一次是一个日本访问团，他提到了“错误”，“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第二次是一位美国专栏作家，他接着表达“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与日本访问团的谈话，当晚便由日本共同社进行了报道，随后西方四大通讯社先后播发，这些外媒报道随后被收录到新华社出版的《参考资料》里。根据于光远所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记载，那次谈话的内容通过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给了与会者。

在毛泽东去世两年后的中国，像邓小平那样讨论这类问题其实并不容易，而通过两次外事谈话，进行“出口转内销”般的暗示，邓小平的看法逐渐为党内所知晓。

此外，邓小平1979年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样的说法，也是在会见外宾时。在当时的中国，市场经济的观点在国内环境提出并不成熟，所以邓小平在国内讲话中没有提及，而对外国人阐述市场经济，却可以向世界明确传递积极信息，让外界更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

政治暗示的场合安排

事实上，假如想寻找高层最常在发言中表达弦外之音的场所，至少对于总书记来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央党校。

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对党校毕业班学员做了一次讲话。他提到了“经济”，但措辞和以往不同。江泽民说，“社会经济体制”将被主题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

词汇更迭背后，是中国即将对未来发展做出的重大抉择，而江泽民选择中央党校这一培育党的未来干部之地吹风，其实逻辑并不复杂，当一项将带来社会巨大变革的政策即将出台之前，需要在合适场合、合适时间以政治暗示的形式将它传播开来。

那次讲话之后，中共中央便形成了党代会前到中共中央党校吹风的惯例，此后江泽民十五大之前的“5·29”讲话、十六大前的“5·31”讲话，都是在中央党校，面向中央国家部委和各省市一把手。2007年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6·25”讲话，普遍认为是为十七大起到了定调的功能。

另一个常常听到耐人寻味话语的政治场所，则是每年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

2012年3月14日，在当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当时的总理温家宝，“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王立军出走领事馆事件）的？”

温家宝回答：“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

他并没有谈到任何具体情况。《法治周末》报道说，温家宝还提到了“文革”结束后党中央作出的《关于正确处理历史若干问题的决议》，称要汲取“文革”的教训。其隐讳地类比被外界解读为中央对近年来“重庆模式”的否定。“温家宝的答记者问，被认为传达出薄熙来政治生命终结的讯号。”

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同天被免。

（曲靖荐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