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交往取向之析

[摘 要]时代性的言说语境预示着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取向。全球化交往时代的新特点、党中央执政理念“交往维”的凸显以及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全然观照，使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交往取向“一枝独秀”，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是交往中的人、交往着的人、要交往的人。离开人的交往去谈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等于把人抽象化、简单化，更甚言之，即把人不当人。从交往的视角来观照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交往取向；交往理论；全球化交往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11-0086-05

[收稿日期]2014-07-2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2013M542364）。

[作者简介]闫艳（1973-），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美国加州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访问学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出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研究中，学界从不同的角度确立自己的研究坐标，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不同研究取向是理论发展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的过程，具有积极的意义。”[1]（P5）到目前为止，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取向总体上有工作学取向、德育学和教育学取向、管理学取向、工程学取向、行为学取向、社会学取向、人学取向和交往学取向，其中交往学取向的研究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应该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交往取向并不是研究者们一时兴趣使然，而是有着充分的现实和理论依据。本文拟从时代依据、政策依据和理论依据方面进行粗浅探讨。

一、时代依据：全球化交往时代的迅猛来袭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不能完全从思辨出发，不能“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 [2]（P11），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马克思语）出发，这种生活胚芽要确实生发于现实生活的土壤，而不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脑壳里萌生的。任何创新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全球化。全球化虽然是一个近些年来被广泛使用的“高频术语”，但在完全意义上不能算一个新现象。诚如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所言： “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语词，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3]（P4）彼时，眼光敏锐的马克思就从当时电报的使用以及欧洲与世界各大洲通航等情况感觉到世界交往的形成并预测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540）今天，马克思预测的全球化交往时代已然来临。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性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引起，反之亦然。”[4]（P56-57）他认为，全球化交往的发展，使我们的社会生活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将现场卷入（共同的在场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4]（P56）粘合在一起，人们相对凝固和隔绝的生活状态将不断被消解。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门”，更是使得地球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冲破地域的障碍，人们可以借助电脑越洋跨海，在信息高速公路漫游，顷刻之间世界两端的人们就可联系上。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坚持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不断增强的流动性，现代化的交通电信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全球范围的共同问题的意识，似乎在迅速地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5]（P2）共同利益的格局使得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意识日益增强，对话与交流亦成为全球化交往时代的主旋律。“低效率的交往和沟通，或缺乏相互的理解，可能意味着世界末日的降临。”[5]（P5）彼得·圣吉在其声明鹊起的著作《第五项修炼》（2009年全新扩充修订版序言）中也向世人发出呼吁：在不断缩小的地球村里，人类间相互和谐相处，并与所有生命系统和谐相处，是我们的一项基本生活需要。……作为人，而不是消费者，我们要生活得更好，就必须加深对相互依赖性的体悟。

全球化交往既是一个整体化过程，更是一个多样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通过交往互动，认识世界、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确认着自己的身份。这个过程注定不是平稳的，而是伴随着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吉登斯为此发出警告：“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4]（P152）警告已成了陈词滥调，它让人如此熟悉，以至成了反事实性的日常生活；可是，像所有的风险警报一样，这一警告也可能确实是真的。实际上，早在吉登斯的警告发出以前，教育界为应对全球化交往时代的汹汹来势已有所行动。如在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50周年大会上，会议就提交了一份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该报告中明确把“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教育的四大支柱。“从自我走向他人，关心他人，与他人共处；从相对单子式主体转型为共生主体，从个人主体性转型为主体间性”已成为当代教育的主题。全球化交往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时代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明晰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交往取向。

二、政策依据：党中央执政治国理念交往维的凸显

近年来，党中央在对国际国内形势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前提下，自觉运用关系思维，从交往视角阐述治国执政理念，这可视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交往取向的风向标。

1.“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

面对全球化交往时代带来的诸多变化，党中央高瞻远瞩，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报告中“包容互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尊重发展道路多样化”、“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等提法，充分体现了中国立足世界、构建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和大国责任感。报告中还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每一种文明和发展模式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各国之间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借鉴、相互启发，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才能构建起真正的和谐世界。”这些表述充分说明党中央已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仅仅靠资本的流动、物质的交易是不能够完全形成的，文明的对话、心灵的交流也是形成归属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新一届国家主席后，在多个场合强调“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出在共同面对全球性问题和世界政治、经济等复杂形势时，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都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共同体（community）作为一个词汇或学术概念，对其界定可谓人言人殊。马克思认为，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6]（P394）真正的共同体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可能。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共同体的表述更为感性，在其著作《共同体》中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充满温馨的良好感觉（feeling），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同时其亦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7]（P4）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下看来，仍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景。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了“非此即比、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二元逻辑；体现了个体与他人、群体的共在，民族与世界的共在，人与环境的共在等多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它充分认识到“个人—集团—民族—国家—类存在”之间的彼此递进与相互包含关系，将人类社会指向了建立在相互关爱、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的“责任共同体”， 其最大意义在于指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共赢”之路。

2.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加强。

如果说党中央“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是恰逢其时的话，那么群众路线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理念。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创立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的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属性。毛泽东认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8]（P933），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 [8]（P1095），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要“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8]（P1095），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8]（P1094）。邓小平也曾指出：“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热热闹闹，主要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9]（P288）“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10]（P1473）“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9]（P218）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也一再强调：“党的领导、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监督。”[11]（P181）胡锦涛也高度重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多次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12]（P1010），“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群众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13]（P203）。习近平执政以来，掀起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新高潮。他指出：“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4]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党和人民即是血肉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的号召下，很多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纷纷走入基层，下到田间去“接地气”，和群众发生切实的“交往”，在交往中以平等、谦逊的态度对待群众、了解群众所需；同时虚心向群众请教，汲取群众智慧，和群众贴心，和群众成为朋友，收获了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好评。而赢得民心，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保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处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必然要以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作为指导，要始终与党的先进性保持一致。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还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加强都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指向交往。因为只有以交往的自由、平等、理性为前提，共生、共在、共存以及共同体的建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才有可能，群众路线的贯彻也才能彻底。这就要求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必须以交往为取向，要立足交往、研究交往，要为实现“人与世界更好的打交道”而创新。

三、理论依据：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全然观照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之艰难，不仅在于它以明晰创新路向为前提，而且在于它还以获取科学、契合的哲学理论资源为前提。时代性的言说语境预示着当今哲学的发展走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来袭以及人类交往方式和交往手段的变迁和主体间性在哲学研究领域内的凸现，使马克思交往理论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门显学。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交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丰赡的思想珍藏，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交往作为人与社会的重要发展维度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甚或遗忘。马克思多次谈到人是“喜爱交往的存在物”，“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中，他就交往的基础、本质、作用、类型、社会发展形态等都做了较为深入、充分的探讨。其交往理论的殊胜之处在于，通过对人类生产、交往的深入考察，科学揭示了人的真正本质，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01）这个著名论断既肯定了社会交往中人的主体地位，也奠定了交往在人获得其本质规定中的基础作用。因为，人只有在交往中才能与他人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获得一定的社会规定。诚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质力量就是“交往的力量” [15]（P29）。同时，也只有在交往中，人才有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全面发展的人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关系、人的素质、人的能力和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而这几方面的发展都要诉求于交往。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是全面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多次指出：“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2]（P541），“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一个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15]（P295），“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 [16]（P172）。通过人与人之间不断的交往，人创造了日益复杂、广泛和全面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些关系，人们互相交流经验和知识，在能力上互通有无、互相促进，既使个人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释放，又从他人那里获得自身全面发展的新因素。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7]（P53）在交往过程中，“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2]（P580）。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交往，尤其是普遍的广泛的世界交往，

才可以使人的能力和活动得到自主变换和充分发展。反之，则“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7]（P682）。故此，一个人的“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受生活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 [15]（P297）。正是由于“他们在自己的经验的实际中以及由于经验的要求造成了世界交往的这一事实，使个别的人在顺利的条件下可能超脱地方局限性”[15]（P297）。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人们充分而有效的交往，使人们掌握了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的信息和技能，从而获得了最大量的精神财富和全面发展的可能资质。诚如马克思所言：“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16]（P171）从世界交往视角考察共产主义，马克思还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2]（P539）。

概言之，在马克思那里，交往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它是从人的现实存在，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历史范畴。正是交往范畴的引入，人才不再是做着直线运动的封闭单一的原子，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处于各种活动中的个体；才不再耽于在想象中获得自由和解放，而是在现实的能动生活中为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才不再是某种处在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理解人的本质和人与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智慧是创新的基因，在思想政治教育向着真、善、美创新的朝圣途中，马克思交往理论既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也是培养我们创新智慧的酵母。有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保驾护航”，相信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取向的创新前路会有更进一步的契悟，更充满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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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