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南海开车

张永源

进入中南海

我十几岁时随父亲从河北老家到北平。解放前父亲是北平一家车行的司机。1944年我18岁时，父亲托人把我送去了新街口南大街的永茂车行当学徒。日伪统治时期，中国人没有地位，学徒工的生活很辛苦。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北平迎来的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接收大员。本想今后的日子会好過些，不料国民党和日本人一样，都是欺压老百姓的活阎王。当时北平城里流传一句歌谣：“盼政府、想政府，政府来了更受苦。”可见国民党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1945年11月，李宗仁到北平主政，不久成立了国民党“北平行辕”。我所在的永茂车行被强行收为“国有”，成为“行辕”的“汽车房”。为生计所迫，我随车行一起并入“汽车房”里当了一名司机助理。以后几年里，在国民党军的监管下，我忍气吞声，潜心学习，逐步掌握了驾驶技术（旧社会师傅根本不教技术，只能自己偷着学）。

1947年10月，李宗仁走了，傅作义来了，“北平行辕”改成了“华北剿总”。李宗仁的“汽车房”也随之移交给了傅作义，成为“剿总”司令部的小车队，主要供“剿总”副处长级以下人员办公使用（另有一个专车队专门为傅作义等军政要员服务）。小车队成立后不久就调进了一批傅作义绥远老家的国民党老兵，他们倚仗傅的势力，在小车队里称霸一方，处处排挤北平车行的工友，最后我们连开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能干些修车、加油、修房、打扫卫生等杂务活儿、脏活儿。1948年8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傅作义也感到战火快要烧到北平了，急忙将“剿总”机关从西郊的万寿路迁入中南海，我和小车队也一起搬进中南海流水音北面的一排房子。

迎接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12月21日，人民解放军在新保安地区全歼了傅作义王牌部队三十五军，并迅速进抵北平近郊。随即解放了石景山、颐和园和海淀等地。1949年元旦过后，东北解放军大举入关，北平、天津、塘沽等地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一些军政要员见大势已去，纷纷携家眷南逃。我们小车队里的傅系老兵也都纷纷打点行装潜回西北老家。一些工友见状也离开了中南海，出去自谋生路。我也曾想离开，但一是考虑出去后衣食无着；二是实在舍不得离开那些车（小车队当时拥有各种车辆32部），决定还是待下去静观时局的变化。

傅作义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政治的压力下，从1948年11月中旬起开始秘密同共产党接洽谈判。其间，北平各界代表和民众，也多次举行和平请愿，要求傅作义为保全历史名城、保全人民的生命财产，早日与解放军达成和平协定，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包括其女儿傅冬菊（中共党员）的多方努力下，傅作义终于选择走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道路。

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天津后，傅作义与中共举行和谈之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1月17日那天，小车队接到一个特殊任务，“剿总”要求派一辆车去正义路二号院北楼原日本使馆听候调用。自傅系军人走后小车队许多工友也不上班了，队里人少车多，我那天正在队里，就主动接下这趟活儿，开上一辆美制吉普车驶向正义路（现在北京市政府后门院内）。到了那里，驻地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告诉我，从今天晚上起就吃住在那里不准离开，主要任务是给一位“客人”开车，开车时不准多话。18日清晨吃过早饭，一位40岁上下穿便装的人在一位傅系军官的陪同下上了我的车，我径直将他们送到中南海居仁堂的“剿总”司令部门口，不久又接二位回驻地。晚上，我看见院子里来了很多车，其中有一辆美国福特牌轿车，这是傅作义的专车（傅作义平日出行只乘坐美国军用吉普车，只在出席重要场合时才乘用此车）。“剿总”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也来了，想是傅作义亲自上门拜会客人（那时我已知道这位客人就是中共派来的军代表）。

从那天开始，到北平和平解放，我一直在正义路二号院内为中共代表服务。开始，我开车时与这位中共代表之间并无交谈（同车随行的有“剿总”委派的护兵），不出门时，在院子里偶然遇上有了闲谈的机会，他得知我是车行出身的工人后，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我的车上有“剿总”的通行证，出行十分方便。记得有一个白天，他忙完公事，待护兵撤离后我又开车拉他，去他要去的地方，他对我说：“北平就要解放了，为了城里二百万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我军虽然占领了石景山发电厂，但仍旧向市区供电。解放军对北平围而不打，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傅作义应识大体顺民心早日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从他的言谈话语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共产党、解放军才是老百姓的希望所在，他们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是必定会胜利的。我高兴地想到：“这一次，天真的要亮了。”后来从傅系军官对他的称谓中我才得知，我所见的这位共产党人姓苏，他们称之为“苏先生”。

有一次，苏代表让我开车出了西直门径直驶往海淀镇。当时，解放军已占领白石桥，国共双方在动物园附近设岗对峙，但已有停战协议。我开车驶出“国军”防区，卫兵们敬礼送行，车在“共军”防区前停车，经苏代表的一番交涉，很快解放军哨兵就示意放行。我开着悬挂“剿总”标识的吉普车在解放区行驶，引来不少路人好奇的目光。车在海淀镇一处军营前停下，原来苏代表是到解放军的一个军部开会，中午在军部用餐，我受到解放军的热情招待。当天，我被留在了海淀镇，第二天上午再载上苏代表回到了北平驻地。在车上，他特意问起我所在的车队、人员和现状，我一一做了回答。他说：“过两天我们又有几个同志要来工作，你想办法再找几辆车过来帮忙。北平马上要解放了，希望你能留下来继续为人民服务。”我听后激动地对他说：“放心吧，工友们早就盼着解放呢！大家都愿意为解放军开车。”

1月22日，傅作义终于签字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北平获得解放。23日，东交民巷苏代表住的楼内又来了几位解放军代表，这是国共双方在和平协定中商量好的，双方成立一个联合办事处，其中解放军代表四人，傅系总部代表三人。苏代表住的小楼成了解放军工作人员的驻地。小车队的工友们听我说解放军来了要用车，大家高兴地把六七辆吉普车开到了解放军驻地，主动为他们服务。1月25日晚上，苏代表要我马上开车和他一起去接一位“老朋友”。我开车到了隆福寺附近的一个胡同接出一位先生，上车后我一看认识，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我开车将苏代表和邓先生一起送到中南海居仁堂。他们进去了好一阵子，傅作义出门送他们时，三个人谈笑风生，气氛非常融洽。见此情景使我感觉到共产党人真是胸怀宽广，能和过去的对手、敌人、战争罪犯握手言和，真诚相待，确实了不起。由此想到连曾经的敌人都受到如此礼遇，像我们这些为旧政权开过车的工友们更不会错了。这就更加坚定我从今往后跟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

1月31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城防，由海淀镇出发的一支部队，正式接管了西直门、德胜门和阜成门并在西直门与国民党军举行了换防仪式。这使我想起不久前我拉着苏代表去海淀镇解放军某军部开会的事。我想，不管怎样我也算是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了一份力，心里感到特别敞亮。换防当天，苏代表的驻地也被解放军接收了，成了北平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一个解放军军管会的干部来到车队，向我们宣布所有车辆、人员暂由军管会征用的命令，并立刻着手登记造册。一些工友当下被分配到军管会及市政府的公安、文教、物资、金融等部门听用。一个叫杨在田的工友被分配到文教部门，去后他曾兴奋地告诉我们，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时，他开着“新闻摄影”车，从永定门到前门不停地拍摄，可风光啦！孙富曾被分到了市政府，后来一直给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开车。我仍留下来给苏代表服务。

2月8日下午3点，解放军的林彪、聂荣臻和北平市长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和邓宝珊。我开车拉着苏代表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和宴请。作陪的共产党人还有陶铸和南汉宸。那天是我最后一次为苏代表开车，因为中央统战部已经正式接收了中南海及我们的小车队，第二天我就要回中南海原单位报到了，说是另有任务。

给苏代表开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平的时局和我个人的前程竟在滚滚向前的车轮下，水到渠成地发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变迁。过去，我是开着国民党的车为旧军阀跑腿；20多天前，我是开着国民党的车为解放军代表服务；现在我是开着共产党的车为人民的新政权服务。同一辆车，同一个开车人，在短短二十几天里，车的主人、开车的身份和服务的对象及工作性质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这只能是在北平和平解放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中才会出现的稀奇事。这种事竟让我赶上了，想起那段迎接曙光的幸福日子，我深感万分荣耀和幸运。离开苏代表后，从此再无相见。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苏静，是解放军中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英雄。

为筹备新政协服务

回到车队时，中南海里成立了中南海办事处。办事处派来的负责干部吕东和闫进财一起找我谈话，他们肯定了我的近期工作和表现，欢迎我正式加入革命队伍，同时给我的新任务是开一辆大客车到中南海办事处报到。小车队里和我同去办事处的还有高鸿基、李启忠和徐桂新等人。当时共产党还给我们开了工资，给我定的是“乙等技金”，每月按290斤小米的市价折算。而共产党的干部则实行的是供给制，一个普通干部每月只有不到100斤小米的津贴费。由此看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解放初期的中南海办事处设在丰泽园内，我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吃住在那里，同志们之间相处得很好，没有人拿我们当外人。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开的大客车右旗杆上挂了面小蓝旗，是进出中南海的标志。当时，中南海内原傅作义总部的人员已搬回北平西郊的万寿路旧址，北平军管会已派部队将中南海各门设了岗哨。中南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忙碌着清查房产、物资，了解损坏状况，制定修缮计划，组织清运垃圾等，只有集体外出时才动用我开的大客车。

2月26日，我接到新的任务，开上大车去前门火车站接“客人”。到火车站后我才知道，是迎接首批从东北进京的各民主党派领袖及知名人士。我把他们送到了北京饭店。后来，一批批客人陆续抵京，我参加了接站工作。为了方便用车，领导决定将车队从中南海迁到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出车量也随之增加。当时司机少，大车小车都要开。同志们得知是为了建立新中国筹备召开全国第一届政协大会，都十分高兴，工作起来不分昼夜，随叫随走，那股工作热情在解放前是根本不曾有过的。领导十分关心司机们的生活，开始时客人们在北京饭店西侧餐厅吃小灶，工作人员都在中餐厅吃中灶。大家十人一桌地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气氛融洽活跃，饭菜质量也好。后来，来的客人越来越多，领导安排在饭店后院成立大灶食堂，大家开始打饭吃。

北京饭店后院地方小，车停不下，领导安排在饭店正门外的西侧搭了一处临时用的停车棚，这样一是便于站在饭店门口的卫兵看管，二是接送客人方便。饭店内一层大厅的东侧临时设了一个交通服务台，北京饭店交通组长刘光负责在这里给需要外出的客人们派车。当时，北平刚解放不久，为防备敌特破坏，客人们出行无论是购物访友还是参加会议，都要求安排随行警卫。交通服务台旁边安放着一溜长椅，上面坐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当调度给客人每派一辆车时，就会有一位挎枪的战士起身陪着客人出门乘车，工作秩序井然。

3月25日，党中央、毛主席乘火车到达海淀清华园火车站。下午，我接受任务开着大客车拉着住在北京饭店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到西郊机场迎接中央首长。在机场，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及其他中央首长一同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随后同民主人士们一一握手、交谈、拍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人民领袖的风采。党中央、毛主席抵达北平后，经常到北京饭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见民主人士、出席一些宴会、晚会等。那时，交通组的值班室正好设在北京饭店内大礼堂旁边的一个衣帽间内，我们经常能在门口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保障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以及重要首长的用车，中央决定从刚解放不久的南京、上海等地抽调部分车辆和司机用火车运抵北平参加会议的接待工作。我们车队分到了一部分小车和五辆“万国牌”大客车。这样，加上车队原有的五辆大客车组成了一个大车组。领导指派我为大车一组的组长，副组长是段志新。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大会开了10天，会议期间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是乘坐我们的大客车往返于驻地、会场的。10辆大客车按顺序编号在驻地以及会场外排成一行，代表们对号乘车，秩序井然。路上，车队排列整齐，前有开道车，后有收尾车和警卫随车，行进时蔚为壮观。9月30日下午3点大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同时还通过了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碑文。下午6时，大会利用工作人员的计票时间组织全体代表去天安門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我们大小车辆排成长长的车队，从怀仁堂拉上代表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南端的中华门前（此门已拆，现为毛主席纪念堂）。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由周副主席主持，毛主席宣读了由他起草并经会议一致通过的碑文，全体代表默哀后随中央首长们一一执锹为基石填土。整个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8点左右代表们又乘车回到怀仁堂继续开会。这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大会胜利闭幕。

当我们开车拉着会议代表们回到北京饭店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北京饭店里灯火辉煌，毛主席及其他党政军首长们也相继来到饭店与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共进晚餐，畅谈建国大计。整个饭店内外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气氛。

第二天就是10月1日，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建国典礼。由于政协大会已经结束，领导又安排我去给民主人士黄炎培开专车。10月1日下午2点多钟，我开车拉着黄老先生来到天安门后面的城梯下，那里已经停放着许多车辆，也聚集了不少司机、警卫和首长的随员，大家都想亲眼看看开国大典的盛况，一致向上反映，后经大会指挥部、警卫组负责人罗瑞卿的批准，我们才得以站到了天安门前金水桥边的护栏后面。在天安门前，我亲眼看见广场上几十万军民敲锣打鼓欢庆建国的热烈场面；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公告词，那洪亮的声音响彻广场。随着军乐队奏响的国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隆隆的礼炮冉冉升起，迎风飘扬。过后是雄壮威武的阅兵式和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我长久地沉浸在这盛况空前的庆典气氛中，和身边的所有人一样感受到了党的伟大，中华民族的尊严，幸福生活的希望，不觉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设在中南海的政务院总务处交通科工作。为了表彰我们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工作成绩，政协筹备会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全国政协的纪念章。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局。为了接待外宾，车队专门抽调了五辆美国别克车作为礼宾车，后来又补充了六辆苏联提供的崭新的吉斯牌小轿车。交通科负责人杨少林在指派专人开礼宾车时，宣布有我。此后，领导还专门拨款为我们开礼宾车的司机定做了新制服。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苏联代表团时，人民日报社一个叫齐观山的记者抽空在勤政殿大门外为我们礼宾司机们照了张相，我保留至今。

1950年12月，政务院成立机关事务管理局，下设交际处交通科。我在这个科里当司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管理局。（编辑 杨琳）

整理者：国管局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