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安妮日记》
谢微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此项决定的通过，标志着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从此上升至国家层面。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一段被侵略历史的沉痛回忆和郑重纪念，也是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复活和挑衅的强有力回击。2015年10月10日，《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而《程瑞芳日记》档案原件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中的第一部分，也跻身“世界记忆遗产”。“民族记忆”终成“世界记忆”，全世界都将永远铭记南京曾经遭受的苦难。在2015年12月8日，中央电视台四套的《天涯共此时》栏目播出了介绍《程瑞芳日记》的专题片，再度展现了那段血与泪的历史。
中国的《安妮日记》
《程瑞芳日记》作为2015年备受关注的南京大屠杀题材自然具有无法估量的出版价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首次将珍藏的由蘸水钢笔写成的《程瑞芳日记》原件公之于众，并用中、日、英三种文字推出，兼史料性与普及性于一体，让更多的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能够读到这段残酷悲伤的记忆。
《程瑞芳日记》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部由中国人以亲历、亲见、亲闻实时记录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并完好保存至今的日记。作者程瑞芳女士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和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第四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卫生组组长。日记时间自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逐日记录下了程瑞芳亲眼所见日军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烧杀淫掠的暴行，以及她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路历程。《程瑞芳日记》与已经出版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及《东史郎日记》互相印证，各自从受害国、加害国和第三方的不同角度，共同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同时，它与著名的《安妮日记》一样，出自女性之笔，反映“二战”期间法西斯的反人类暴行，行文细腻，记叙了大量日常琐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让人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字里行间充盈了女性所特有的丰富细腻的情感，反映了其痛恨战争、谴责残暴、渴望和平的正义与良知，因而亦被誉为“中国的《安妮日记》”。
暴行实录，字字泣血
《程瑞芳日记》是一部日记，从文献学角度而言，个人日记是一种具有实录性质的史学资源，与传统正史相比，它记述了更加丰富鲜活的民间社会活动，在可信度与准确性方面往往超过传记、年谱等文献史料。此外，程瑞芳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成熟女性，其对南京大屠杀惨案的记录更加生动细致并具真实性，可谓字字泣血。在阅读日记的时候，读者能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历史现场感。
《程瑞芳日记》对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犯下烧杀淫掠的暴行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反映日军纵火焚烧行径，如1937年12月19日所记：“外面的房子不是空就是烧，日兵烧房当玩意，他们也怕冷，先拿里面家具烧起来烤火，要走就走，火若燃上房子就烧了，有时放些死人在内再燃火烧房子。”在12月26日又说，“他们真是贼，什么东西都拿去，现在南京一个空城了，太平路房子只有八九家没有烧，夫子庙都烧了，府东街烧了一半，陈明记的店也烧了，快要成一片焦土。”对于日军屠杀的记录在日记全篇更是比比皆是。例如“他（指日军）不要第三国看他们无道德的行为。在路上睡的死尸他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见死尸不见路，简直把中国人不当人”，又如“现在死了人，棺材找不着，连四块板都没有，因死的人太多。 字会埋了多少死人，都是没有棺材的”，等等。对日军抢劫的暴行，日记是这样描述的“每日在外面抢劫，什么东西都要，几毛钱在妇人都搜去，铜板也是如此，他的兵真穷到极点”、“日兵什么都要，外面抢得一塌糊涂，有的好东西搬起来不知搬到何处去”。而对于日军奸淫暴行的记载更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以及“昨晚有宪兵在前面睡，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日）兵，里面一（日）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面对日军的滔天罪恶与已经沦为人间炼狱的南京城，程瑞芳发出了心碎的悲鸣：“中国人为何要遭这种罪？”“不写了，想起中国人民不能（不）心酸，死后真苦。”“我听一说，我就哭了，因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
精神不屈，气节高贵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女性，面对日军的暴行，程瑞芳不可能没有恐惧，但在她的日记中，更多地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勇气与智慧。
日记中记录下了两则在沦陷时期，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动人故事。1937年12月29日，日军登记了一批他们疑心是逃兵的青年男子，准备对他们进行屠杀。在把这批青年拉走屠杀之前，日军让女难民认亲，这意味着没有被认领的就要被拉走屠杀。有一位老太太与一位年轻姑娘非常有勇气地在日军的刺刀下认了好几位“亲”，从而挽救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同胞的生命，甚至换了一身衣服之后，继续“认亲”救人。对此程瑞芳发出由衷的赞叹：“此人真可佩。”1938年1月25日，程瑞芳在日记中记述了两兄弟设计打死企图强奸其妻子的一个日军士兵，她又忍不住称快道：“真好，打死一个出出气也是好的。”
对于日军虚伪面具之下的阴谋诡计，程瑞芳总能一眼识破：“把这些人都弄到这个院子内登记，先一排一排地训话，叫（难）民登记后回去安居乐业，都是鬼话”；“华（指魏特琳）不懂，还说这个军官好呢。叫华知道，你收这些年轻过女子在此，你看你有何法，真气人”。魏特琳不明真相，以为对日本兵以礼相待，他们的行为就会有所收敛，程瑞芳却能一眼洞悉侵略者的本质，认为这样做只是在白费工夫，之后的事实也证明程瑞芳的判断是正确的。对此，魏特琳对程瑞芳十分赞赏，在她的日记中写道：“程夫人的许多意见都非常明智、有价值。”对于西方人士对中国难民的救助，程瑞芳非常感激，她在日记中说道：“这次德、美两国人帮忙中国不少。”在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她对魏特琳女士深深的感激与深厚的情谊。对于魏特琳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救助难民的行为，程瑞芳感到非常心疼。她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提到因为救助难民，魏特琳劳累过度，十分消瘦憔悴，她经常提醒魏特琳，人是最要紧的，一定要保重自己。日记全篇多处记录了包括魏特琳、拉贝等西方人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中国难民施以无私救助的高尚行为。
同时，《程瑞芳日记》对中国当时的现状与未来亦有着深刻的思考。程瑞芳对难民有同情，但对其中某些愚昧人的不懂自爱亦有着“怒其不争”的愤懑。在1937年12月28日的日记里，她这样评价：“这些无知的人，可怜又可嫌，日本鬼来了，他们都是围着看，叫走开都不走，叫他们回去他们又说怕。”1938年1月1日的日记中又有记载：“有人手拿日旗上街游行，四处放鞭炮，我也不知他们过的什么年，心里有什么快乐。”对于中国的未来，程瑞芳有着理智的思考：“中国不唤起民众，不改变教育，中国前途很难的！”透过日记的字里行间，程瑞芳作为一个个体——一位有胆识、有气节、爱憎分明的中国老太太的形象，生动鲜活地跃然纸上。
《程瑞芳日记》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一笔一画写成的。据程瑞芳的孙子回忆，当时奶奶每晚在房间灯下认真地写字，他当时还以为奶奶在记账。程瑞芳在日记中也提到，自己每次一写完日记就要及时收起来，要不然就会被日本兵收走。这份记载了日军占领之下的南京城84天的珍贵日记，在1938年经上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友辗转送至成都的学院办学点，交由陈品芝教授保管，现在史料所见的日记封面就是由陈教授加装并题写的。后来，直到抗战胜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校南京，这本日记才重回这片久违的故土，并作为南京沦陷时期该校历史的珍贵记录存档。现在，这份史料通过出版的方式展现给全世界，让每一位爱好和平的人了解战争的残酷，牢记悲怆的历史，共同捍卫人类的尊严与世界的和平。
（作者系南京出版社编辑）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