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中国民法典的灵魂

傅达林

2017年3月15日上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的闭幕会上，民法总则以2782票赞成、30票反对、21票弃权获得高票通过。这意味着已实施近30年的民法通则即将步入历史，我国民法典编纂迈出关键一步。

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是公民私权利的指南。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制定民法总则，作为中国民法典的第一编，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旧法新修。

人们期待，民法总则能够集中构筑中国民法典的精神之维，能够成为中国私权立法的铸魂之旅，开辟一个权利神圣的法治新时代。

一场保护私权的立法革命

早在公元前450年，罗马在收集整理习惯规则的基础上制定出“十二铜表法”，让罗马法的私法精神流传至今；1804年，拿破仑颁布了法国民法典，随拿破仑南征北战而风靡欧洲，体现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预”的立法精神；1900年，历时23年始成的德国民法典实施，前承罗马法传统，在法典化上可谓登峰造极。这些民事立法的光辉典范，高扬私法的精神旗帜，凝聚出自由、平等、契约自治等一项项保障私权的法治原则。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在借鉴德国、日本的经验基础上，正式制定民法典。新中国成立后，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并没有制定民法。民事立法兴起的背后乃是公民私权的勃兴，而私权的勃兴需要发达的商品经济作基础。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草过民法，但都没有成功。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私权观念的解放，民事立法工作提上日程。由于民法典涉及内容太过庞杂，立法机关采取了先急后缓的思路，先行制定调整民事关系的单行法，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85年继承法等，并逐渐在立法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原则和规范，使得制定民法通则的条件日渐成熟。从1985年7月组建民法通则起草小组，到11月民法通则草案初次提交审议，及至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民法通则诞生了。

用历史的眼光看，只有9章156条的民法通则虽与民法典有天壤之别，但它的制定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不啻为一场立法革命。这部全面确认公民和法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不仅构建了民法的基本内容和体系，列举了各项民事权利，为中国随后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法制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传统中国的私法精神嬗变之路，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法治观念和权利心理。

民法通则颁布后，中国民事立法进入快车道。从1991年的收养法到1995年的担保法，从1999年的合同法到2007年的物权法，从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到2010年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单行立法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立法之间的协调问题、私权保护挂一漏万问题也日渐突出，民法通则的粗疏与滞后也日益凸显，使得民法体系化工作呼声渐强。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随着民法典这一浩瀚立法工程的开启，民法通则完成了它非凡的历史使命，一部统领民法典的民法总则呼之欲出。

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

在功能上，民法通则可被视为一部简陋版的民法典，是特定时期对基本民事关系的概括性立法。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翻天覆地，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也有了根本改观，民法通则的大部分条文或是被新法替代，或是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立足于民法典的制定，今天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一部精简版的民法通则，而是一部能够提纲挈领、体现整个民法典精神的民法总则。从“通”则到“总”则，虽然只是一字之变，折射出的却是立法任务的重大转向。

系统固化私权成果的“总纲”。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私权利不断得到伸张和立法确认，许多勃兴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容，如环境权、公司股东权等，囿于当时环境没能规定在民法通则中。面对30年来蓬勃兴起的私权利，民法总则必定要给予全面而充分的回应，既要彻底去除民法通则中的计划体制残留，厘定好权力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益与私益的关系；又要以法的形式重述和巩固私权发展的成果，在保障契约自由、保障合法私有财产等方面有更大进步。

民法典框架结构的“龙头”。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第一编，起着提纲挈领和价值统摄的作用，因此其内容对于民法典的框架结构具有基础性意义，影响乃至塑造整个民法典的风貌。在民法典的编纂方案中，无论是“两步走”还是“三步走”，第一步都是主张将民法通则修改为民法总则。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的民法典一般都有两千多个条文，面对如此庞大的规范群，无论是其内容价值的统一还是法律原则的一致，是逻辑结构的规整还是彼此之间的协调有序，都离不开民法总则的指导和规设。

协调民商事单行法的“基本法”。在民事立法上，我国采取了“变批发为零售”的路径，制定了一大批单行法。在民法典还没有编纂完成之前，民法总则正是要着眼解决单行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为整合编纂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提供规范基础，促进立法的体系化、科学化整合。即便民法典制定后，民商事领域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依然存在价值、原则、规范的冲突问题，民法总则作为整个民法典的基本价值载体，作为调整各类私法关系的基本规则，有助于更好地协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各种冲突，协调整个私法体系。

聚起中国民法典的“精气神”

民法总则颁布后，意味着中国“民法典时代”即将开启。而民法典不仅是民事规则的规范集锦，更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

弘扬权利精神。民事立法的核心要义，在于彰显私权利、保护私权利。中国编纂民法典，就是将分散的私权利集中打包，为我们制定出一条清晰完整的权利图谱。早在2002年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首次提请审议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就称“民法典是公民权利宣言书”。在这条通往权利正义的大道上，民法总则是一张“路线图”，需要充分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权利诉求，极力彰显权利的价值，努力拓展权利的法律空间，不断激发民间的活力。

体现中国精神。民法典不仅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人民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恩格斯认为，民法乃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可见，一国民法典必须体现本国的精神风貌，与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相适应。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民法典离不开对世界经验的借鑒和吸收，但其精神一定是内生的，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弘扬优秀传统，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使民法典更接地气、更有价值。

彰显时代精神。如果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风车水磨时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那么，我国的民法典则应当成为21世纪民法典的代表之作。制定一部能够荣耀世界的民法典，是中国几代法律人的梦想。而只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体现新的时代特征，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标注中国民法典的新坐标。只有建立在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和充分反射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民法典才能为世界法治文明提供“中国方案”，在人类民事立法历史上烙下“中国印记”。

摘编自新华社、《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