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窟窿”的邪教转化者们

钱杨

除了邪教徒，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邪教的教义，于是他们从一开始的正面冲突转变为找教义中的漏洞，通过提问的方式让教徒们产生怀疑，然后动摇，最终清醒……

程东晓先生算得上中国最早从事反邪教工作的政府人员之一，将邪教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清扫出去，再填补进正确的价值观是他的基本职责所在。

最初接受这份工作时，他有点茫然无措。此前，他是南京市下关区工业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他被领导指派到南京市下关区的防范办担任教育转化科科长。防范办全称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是政府为应对邪教问题设立的专门机构。2000年前后，有邪教组织号召教徒到天安门讨说法，呈现对抗政权的趋势，在多数国家，正统宗教是反邪教的主力，政府作为中立者起仲裁作用。在中国，由于没有占主流地位的宗教，政府教化者的角色让不少邪教组织转变为与政府尖锐对立的状态。最近几年，国家开始将反邪教政策调整为“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人”。

一场以“惨败”收场的真人试验

回顾自己十余年的邪教转化工作——某种程度上是被动选择的职业——程东晓总结，这是一场与人的精神世界斗争的战役，其间艰难，外界难以想象，他入职后遭遇的第一单任务，是一场以“惨败”收场的真人试验。

那是14年前，南京市委防范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一个邪教组织的教徒进行转化，6位来自天文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教授加入攻坚小组，程东晓负责后勤，观摩学习。他们的任务是，合力扭转一位叫李梅的美术老师。

在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教授们和李梅展开激辩。程东晓回忆，教授们费尽唇舌，却一个个败下阵来，气氛看似剑拔弩张，实则双方都在各自的逻辑里打转。“就是他说服李梅，李梅去说服他。”14年后的一个夏日早上，程东晓形容这个羞辱性的结果带给他的震惊，“肃然起敬这个词肯定是不合适（指对邪教）。”他琢磨了一会儿说，“他（指邪教领袖）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所以邪教改变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练不练功的问题……而是改变了人对整个世界、社会、事物的一些总的看法和观点。”

程东晓奉命边开班边探索，第一期计划改造10个邪教成员，区公、检、法共抽调10个干部，“一人包干一个”。首要困境是如何让邪教徒吃饭。大部分人是违法被强制进入学习班的，往往带着殉道的决心，称这个封闭的场所为“洗脑班”，即便最温和的反对者也“像雕塑一样”无动于衷。

“来一个转一个，来一个转一个”

当邪教成员停止对抗，开始吃饭喝水，开口讲话时，转化工作进入第二步——思想教育。为避免对立情绪，一般情况下，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会小心谨慎地尊称邪教领袖为“你的师父”或“某大师”，谈及邪教教义时，“歪理邪说”这类词不能使用。“你就是一个大法弟子，你就是站在一个大法弟子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他说。

最初的探索十分笨拙，“吵，没有经验，就那么吵。”程东晓说，喉咙出血也无济于事，他常常被驳得哑口无言，“那道理滔滔不绝”。说不动对方，就在笔记本上挨个记下来——“回来我就开始查资料”。转化工作就像一场火拼激烈的漫长辩论赛，“他（她）在想着对付我们，我们再对付他。争分抢秒，斗智斗勇。”

以“破法”为目的，程东晓和他的同事开始研究邪教教法的漏洞，“师夷长技以制夷”。除了邪教徒，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邪教的教义，比如一部邪教教法强调，电子围绕原子核做圆周运动，与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程东晓模模糊糊地觉得不对，专门找到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一位化学老师给他重上初中化学课。老师从原子由原子核、电子构成讲起，最终告诉他电子做的是“不规则运动”，程东晓兴奋地揶揄“统管宇宙的主佛”犯的错误如此低级。类似的错误还有，“光年”被当作“时间单位”使用；法国君主制的覆灭被归结为巴黎公社的功绩……“把他（指邪教成员）思想搞乱。”程东晓压低声音告诉记者。

摸到行之有效的门路是几个月后的事。在日复一日、令人疲惫的辩论中，程东晓和同事们发觉专题讨论更高效。一次只深谈一个问题。比如，谈练功能否治病，无论对方跑题多远，转化者必须不屈不挠地折回话题。他们寄望一次性击碎邪教成员在某个问题上的幻想。“（确保）这个问题上面我能把你说通，或者我能把你压住。”程东晓打出一个有力的下压手势。

2002年底，程东晓把这些经验编纂成一本93页的小册子，在南京市防范办系统推广。蓝封皮的小册子中列举“以法破法”的50例前后矛盾的经文。“一点一点把邪教领袖这个神的形象打掉。”程东晓说。与最初战战兢兢的畏难情绪相比，如今，南京鼓楼区防范办的转化工作者格外自信地认为没有“转不过来的人”。钱绍杰从事反邪教工作10年，如今是鼓楼区分管教育转化的副主任，被问及转化经验，他说，“熟能生巧嘛。”接着笑着摆了摆手，“来一个转一个，来一个转一个。”

脑海中“叮”的一声，邪教思想走了

几乎所有进入学习班的邪教成员都会经历身心之痛，当一个人深信不疑的信仰被剥走时，就像深度成瘾的吸毒者经历戒毒，嚎哭、撞墙，时有发生。

教育转化工作初期，按照规定，每个邪教受害者在声称自己转化后要接受一道测试——在邪教首领的彩色照片上打叉。很少有人能够表情自然地完成，不是失控发抖，就是在脸部边缘打一个小小的叉，还有人战战巍巍半天狠下心来，半闭眼，最终把叉打在下巴上。打叉归来，一些年纪大的人不停地揉着胸口，脸红出汗，血压骤升。“考过了这道题的学员好像都是被高压电打了一下的那种状态，蔫蔫的。”曾经的学习班成员李桂莲说。临到李桂莲打叉时，她“一个大叉打到底”！当时她自己都惊讶了。很多邪教受害者都有类似的顿悟瞬间，类似脑海中“叮”的一声，邪教思想走了。

听上去，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瞬间，很难判断转化是否成功。“三书五稿”（即邪教学员主动上交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以及5篇揭批邪教的思想认识书）被防范办视为转化成功的重要指标，也有一些人出于权宜之计写完应付。“我们都上过这方面的当。”程东晓说。邪教转化工作更严峻的问题便也在此：每年有大量学员出班后，被原来的功友“策反”。尤其人生遇到难事，很容易“反复”，重归邪教。

“把原来邪教掏的一个大窟窿给他们补上”

5年前，程东晓在南京创办了“爱心家园”，这是“学习班”结束后的新阵地。送往爱心家园的“新人”刚脱离邪教，脑子空空，亟须新的世界观。程东晓直截了当：“就把原来邪教掏的一个大窟窿给他们补上。”不要求无神论，也不要求共产主义思想，如果信神，范围限于法律规定的五大正教。

最初，佛教成为相对自然的重塑路径，因为一些邪教借用了佛教的符号和概念，但类似信仰不能走得太深，否则“之前学邪教的状态又出来了”。《弟子规》是一本教育儿童待人接物的书，它不强调神佛理论，而是通过规范自身行为，感受生活的细微幸福。爱心家园认可这本书的“安全无害”，大力推广，“几乎人手一本”，学员们像小学生一样如饥似渴，“疯狂得不得了”。有段时间，程东晓发现，学员们问候他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作揖和鞠躬风行。

由于这种集体主义教育的反复宣扬，加上共同的切肤之痛，爱心家园的成员们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命运共同体”。不止一位成员说，他们依赖爱心家园，不能想象如果离开这里自己还能快乐。

多年的工作经验，改变的不仅是邪教分子，还有程东晓。“人人都在修炼。”程东晓说，“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从这点来说，他们也许和邪教受害者“殊途同归”。

（文中李梅、李桂莲均为化名）endprint